東方三隻梨
【子曰：《關雎》樂而不淫，哀而不傷。】
《詩經》在孔子重新修訂整理之前，就已經形成，是西周初期到春秋末期五百年間的詩歌彙集，當時的人們常常以詩言志，來舒發自己的真情實感。但是稱“詩”或“詩三百”，稱作《詩經》實際上是漢代以後了。它是由風、雅、頌三部分組成，這是按詩歌的樂調分類而定的。
“關雎”作為《詩經》的第一章，這是孔子在修訂整理詩經時有意所為，這首詩描寫了一個男子傾慕思念一位美麗的女子，並渴望得到她的愛。孔子按照當時的文風習俗，把自己追求的王道之治、大同社會隱喻為一位美麗的女子。
孔子說，“關雎”的文風是禮的精神體現，它健康快樂而不下流淫蕩，切思而不悲傷，沒有絲毫造作過分之處。
儒家思想認為“食、色性也”。
“食”是指人們最基本的生活必需，穿衣吃飯、安居出行等。
“色”是廣義的，不單單指男女之愛的色，也包括了人們對一切的物質與精神享受追求。比如，有人喜歡種養花木；有人喜歡遊山玩水，陶醉於山水之間；有人喜歡藏書，遊樂於知識的海洋；有人好問諸多哲學問題，並終身為之探索研解。
雖然各自的走向與層次有所不同，然而這些都是人人都需要的，是人的本性使然，只要不是太過分，就沒有什麼可指責的。
如果說西方文化是“三隻蘋果”的話，東方文化就是“三隻梨”：
第一隻梨，“孔融讓梨”——儒家之禮；
第二隻梨，佛陀喻見性為吃梨——釋家之止；
第三隻梨，老子騎牛出關而離——道家的隱士哲學與謙（卦）文化。
這“三隻梨”有一個共同之處就是“凡事不過分”，並且一切純出於自然。
所以，孔子為什麼在回答完魯定公的問話以後，要說到《詩》，他的意思很明白了，就是要做君主的和做臣子的都以禮的精神各安於本，不過分。
但是安於本分，又不等於死板愚忠。孔子主張：“君不義，臣可以爭於君；父不義，子可以爭於父。”這也就是《論語》所講的“君君、臣臣、父父、子子”引申了。
【哀公問社於宰我。宰我對曰：夏后氏以松，殷人以柏，周人以慄，曰：使民戰慄。子聞之，曰：成事不說，遂事不諫，既往不咎。】
“社”即社稷。社指土神，稷指穀神。從古時起就設有社稷壇。江山社稷是連在一起說的，社稷壇所種之樹，象徵著國家的精神。北京的社稷壇有五色土，象徵了國家不同地域民族的團結。
社稷壇五色土
魯哀公問孔子的學生宰我，關於社稷的問題。宰我對他說，夏朝時所種的樹是松，到了殷商時代，就改種柏樹了，再後來周朝是種栗子樹。他接著說，在社稷壇種栗子樹不太好，使老百姓看見了戰慄害怕。
孔子聞聽到這些話後說，既成事實，已經做下的過分事，就不要再一味地追究了吧。從這句話，大家也可以看出，其實，孔子對周朝處理這件事情上也是有看法的，認為有些過分了。
“夏后氏以松”表明禹以前堯、舜時的人崇尚的是無私的高潔品格。
“殷人以柏”柏樹多植於墳墓之地，故殷人尚鬼多迷信。
“周人以慄”周朝尚武力征服，征服後為了鞏固其政權，然後講尚禮。武王滅紂，一方面紂王無道，是人民被壓迫起義的表現，但事實上也是周朝最大的一次武力征服，周朝還是家天下，本質上與殷商是一樣的。
孔子在這件事情上極力維護周朝的形象。孔子雖稱為聖人，但畢竟是人不是神，因他所處的時代，其世界觀、人生觀不可避免地有著歷史侷限性。當然，這也只是在地球圍繞著太陽又轉了兩千多圈（孔子當時是不知地球圍繞太陽公轉的）後的今天，人們才看得清楚，才這樣說的。
孔子所處的是春秋時代，“春秋無義戰”，天下戰亂不休，在這樣的境況下，孔子提倡崇周禮，與堯、舜、禹之相比，也算作退而求其次吧，還是有其現實意義的。
孔子的意思是說，人無完人，金無足赤，對於周文王、周武王、周公等人的一些小瑕疵，在這裡他也不多加批評了。
【子曰：管仲之器小哉！或曰：管仲儉乎？曰：管氏有三歸，官事不攝，焉得儉？然者管仲知禮乎？曰：邦君樹塞門，管氏亦樹塞門；邦君為兩君之好，有反坫，管氏亦有反坫。管氏而知禮，孰不知禮？】
管仲，名夷吾，字仲。與孔子一樣，也是出生微賤。在朋友鮑叔牙推薦之下，被齊桓公任為上卿，相當於現在的總理，他曾幫助齊桓公成就了霸業。在治理齊國的四十年中，實行大膽改革，發展經濟，富國強兵，“九合諸侯，一匡天下”，使齊國成為春秋時期“五霸”的第一個霸主國。
管仲提出“倉廩實則知禮節，衣食足則知榮辱”的理論思想，強調了物質基礎對於思想精神的重要性，並將禮、義、廉、恥看作治理國家的四條根本系維，他認為“四維不張，國乃滅亡”。
孔子對管仲是有肯定的歷史評價的，但在這裡他指出了管仲的一些缺點錯誤，認為管仲還沒有達到至禮的境界。《史記》太史公曰：管仲世所謂賢臣，然孔子小之。豈以為周道衰微，桓公既賢，而不勉之至王，乃稱霸哉？所以孔子有“管仲之器小哉”之語。從而也藉以說明了上文所指的人無完人，金無足赤。
孔子說，從至禮的角度來看，管仲這個人雖然是不可多得的人才，但是還夠不上是個完人、全才。
有人問，管仲節儉嗎？孔子說，管仲以私產收取了老百姓很大一筆市租，這不能說是節儉吧。他在設立政府機構時，職能單一，甚至一人一職，不能做到統籌兼職，使機構臃腫，這樣無形中浪費了國資，這又哪能算作節儉呢？
又有人問，既然這樣，管仲還能算作懂得禮的精神嗎？孔子又說，國君門前立有照壁這種特殊建築物，管仲家照著樣子也立，國君為了接待外國國君訪問時，建有專門放置器物的臺子，管仲家也修了這樣的臺子。如果說管仲知道禮的精神的話，那麼，還有誰不知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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