交通大學從上海西遷古都西安，是新中國高等教育歷史上的一件大事。回望這段歷史，如果當年沒有周恩來總理的親切關懷和支持，遷校的歷程不會進展得那麼順利，或許也就不會有現在這兩所分別位於中國的東部和西部、同樣蜚聲海內外的交通大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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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通來自北京的特殊電話
1955年4月6日晚上，上海徐匯，交通大學黨委書記兼校長彭康接到了一通來自北京的特殊電話。這次北京來電中所談的內容，也直接影響了彭康校長以及許多交大師生此後的人生走向。
在彭康校長接到電話之前的一個星期，也就是3月30日，位於北京的高等教育部根據中央方針，提出並上報國務院《關於沿海城市高等學校1955年基本建設任務處理方案的報告》。
該報告中寫道：“減少沿海城市高等學校招生任務，相應地擴建內地學校，提前在內地增建新校等措施，……
將交通大學機械、電機等專業遷至西北設交通大學分校，準備在兩三年內全部遷出。” 1950年代，位於上海徐家彙的交通大學正門
3月31日，國務院第二辦公室向陳毅、陳雲、劉少奇、朱德、彭真、鄧小平、周恩來等7位中央領導人報告，並得到圈閱同意。1955年4月初，高教部部務會議文件《1955年到1957年高等學校院系調整及新建學校計劃（草案）》明確提出：“將交通大學內遷西安，於1955年在西安開始基本建設，自1956年起分批內遷，最大發展規模為12000人。”
4月6日晚，高教部將這一精神，以電話告知的形式通知交通大學黨委書記兼校長彭康同志。其後，高教部於7月21日正式發文通知交通大學：“經我部研究並經國務院批准，決定你校自1956年開始內遷西安，並提前於1955年開始進行基本建設工作。”
數千名教職員工和家屬陸續遷往西安
1955年4月9日，彭康校長根據高教部的電話通知，迅速召開黨委會、校務委員會，傳達中央指示精神和遷校西安的決定，部署相關工作，並指派總務長任夢林等人去北京高教部接受新校址的籌建任務。
５月，彭康帶領朱物華、程孝剛、周志宏、鍾兆琳、朱麟五幾位系主任和老教授奔赴西安，共同察看和商議校址，最後選擇了西安市和平門外、東南近郊、離市區1.5公里的皇甫莊一片黃土地作為新校址。新校址的對面是唐代興慶宮和龍池遺址。
踏勘新址
9月，正式成立交通大學遷校委員會，由副校長陳石英任主任委員，教務長陳大燮、總務長任夢林任副主任委員。黨內成立蘇莊、鄧旭初和任夢林組成的領導小組，統一領導全校的搬遷工作。遷校工作有條不紊地進行著。
設備裝箱
在全校師生員工共同努力下，圖書、實驗儀器、教學用品等陸續運往西安。在不到一年的時間裡，完成了10萬平方米的基建任務，建成了教學中心大樓、行政樓、學生宿舍、食堂等教學和生活用房。
1956年7月20日，在副教務長張鴻帶領下，第一批教職員工和家屬遷往西安。8月10日，副校長蘇莊率領600餘名學生和400餘名教職工和家屬乘火車到西安。9月初，2133名新生直接到西安校址報到。這樣一二年級學生共3906人，教師243人，員工572人，已可以正常開展教學活動了。
首批交大遷校教職員工踏上西遷旅途，
圖為當時在上海徐家彙火車站歡送的情景
遷校起了風波，周總理提出三個方案
本來按照已定遷校方案可操作下去，但隨著1957年前後國際國內形勢的變化，及一部分教師對西遷存在的不同想法，遷校起了風波。
當時國際上中美大使級會談趨於緩和，毛澤東主席在《論十大關係》中提出要更多利用和發展沿海工業。大環境有所變化，交大校園內對於是否繼續遷校也有了幾種意見。一種意見認為：遷校是中央的決定，毫無疑問是正確的，應該遷。但是，另一種意見佔了上風：遷到西安是不正確的。此外還有第三種意見：不要全遷，或緩遷、或在西安設分校。交大黨委及時向高教部彙報了不同意見，原本進行中的各項搬運工作及西安的基建工作由此被暫停。
建設校園
黨中央、國務院、高教部都非常關心交大的西遷，周恩來總理對此更是非常重視，他決定親自過問並處理這一問題。1957年5月23日至25日，周總理在百忙中抽出時間，連續3天與交大教工代表和領導談話。5月28日，周總理在北京中南海邀請彭康校長和著名教授陳大燮、程孝剛等座談，會議從晚上7點開到次日凌晨2點，周總理也在座談會上作了長篇講話。
他強調：“1955年決定交大內遷，是根據西北工業建設的要求和離開國防前線的條件下提出來的，是必要的。1956年從十大關係、新形勢新安排，是可搬可不搬，但西安已經招收兩千多名新生，西安校舍基本建成，家也搬了一半，是‘騎虎難下’，……交大問題如何解決？著眼點還是從一切有利於社會主義建設，一切為了更好地動員力量為社會主義服務，變消極因素為積極因素。”
對於遷校，周總理提了幾個方案：
第一個方案，堅持搬西安，少數不能去的不勉強；要有多數人去，交大的老底子還保存……
第二個方案，新的形勢，沿海與內地兼顧，上海還有需要。
第三個方案是折中方案，向師生進行動員，願留西安的可留西安，對支援西北人民有好處，對全國人民的團結有利，對交大也有利……
周總理最後說：交大的一舉一動，都會有很大的影響，交大同仁一言一行必須照顧大局，總的原則是求得合理安排，支援西北方針不能變。交大自己討論，決定後再上報高等教育部批准。
廣大師生聽取了彭康校長傳達的周總理講話，經過反覆討論，一致認為周總理的講話親切、中肯、全面、客觀，信任交大師生，把交通大學的問題交由交大師生自己決定，尊重交大師生。於是，交大黨委根據廣大師生的意見，在1957年7月29日正式向高教部上報：交通大學分設西安、上海兩地，兩部分為一個學校，統一領導。”
從交大的兩個部分到各自獨立的兩所高校
1957年9月5日，周恩來總理親筆致函楊秀峰，通知國務院批准交通大學分設兩地的新方案。全文如下：
楊秀峰部長：
八月四日高教部報告和九月四日你的來信均閱。關於交通大學解決遷校問題及上海、西安有關學校的調整方案，前已口頭同意，現再正式函告批准，請即命令公佈，以利進行。
周恩來
一九五七.九.五.
1957年9月12日，國務院下發《關於交通大學遷校問題的批覆》，正式批准交通大學遷校及上海、西安有關學校的調整方案。
全校再次統一思想後，遷校工作繼續展開。交通大學作為一個整體，分為西安、上海兩個部分。到1958年暑期，交大的動力系和機電各系大部陸續遷至西安。全校70%以上的教師、80%以上的學生來到西安新校園；74%的圖書資料、大部分儀器設備及全部歷史檔案，均相繼運抵西安。
建設校園
時間到了1959年，由於考慮到交通大學上海、西安兩個部分規模都比較大，距離又遠，行政上要實現統一管理，有許多不便之處。1959年7月31日，經國務院批准：交通大學上海部分、西安部分分別獨立為兩所學校，定名為“上海交通大學”和“西安交通大學” 。兩所學校都為全國重點大學。彭康同志任西安交通大學黨委書記兼校長，謝邦治同志任上海交通大學黨委書記兼校長。至此，遷校歷程圓滿告一段落。
學生們在西遷後的交大圖書館閱覽室
在西安教工宿舍形成一個“上海新村”
回顧交大西遷歷程，很多事情不是一紙命令就能做成的。而當時，在師生員工對西遷有許多思想問題和實際問題的情況下，彭康校長花費大量的時間和精力，做了深入細緻的說服動員工作。
他鏗鏘有力地說：“我們這個多科性工業大學如何發揮作用，都要更有利於社會主義建設。”“我們的國家是社會主義國家，因此考慮我們學校的問題必須從社會主義建設的合理部署來考慮。”
交通大學西遷之時，彭康已步入知天命之年，他用自己的實際行動，帶頭舉家西遷，在西北紮下根。
彭康校長
處理遷校過程中，彭康校長通過上海的有關部門，動員一批理髮、修鞋師傅配套西遷，在西安教工宿舍形成一個“上海新村”，使師生員工很快適應西安的生活。
一對教授夫婦動情地在“西遷”回憶錄中寫道：“在搬遷前十幾日，總務處就派人到各家，幫助教師把所有傢俱用麻袋、草繩仔細地捆紮好，甚至把煤球爐也捆得好好的，使我們一到西安就能生火做飯。列車一到西安，學校立刻派車把我們接到教工宿舍。到宿舍一看，都驚喜絕了：一切傢俱都已安排妥當，房間也打掃得乾乾淨淨，甚至碗筷、碗勺都放在原先的包裹裡，我們只要打開鋪蓋就能休息了。這一切都是彭康校長安排的。”
1956年9月，彭康在西安主持興辦了數理力學系、無線電系、工程物理系 等7個尖端新專業，連同遷來的電機、動力、機械各系，形成了真正意義上的多科性工業大學學科格局。
西安教工宿舍外景
他們把校風、教風、學風紮根在黃土地上
在彭康的號召下，17位交大黨委委員中的16位遷到西安，西遷的教授、副教授、講師和助教佔到交大教師總數的70%以上，一大批德高望重的老教授、年富力強的學術骨幹更是捨棄上海優越的生活，義無反顧地成為黃土地的高教拓荒者。
“中國電機之父”鍾兆琳教授，西遷時已57歲，接近花甲之年。而且身患多種慢性病，妻子也臥病在床，並且周恩來總理也提出“鍾先生以留在上海為好”，但他毅然決然，安頓好夫人後，隻身一人投入到首批西遷隊伍之中。
授課中的鐘兆琳教授
到西安後，鍾兆琳沒有以教授自居，和廣大師生一起，天天吃食堂。他是第一個到教室給學生上課的教授。年近花甲的鐘兆琳，不辭辛勞，事必躬親，在一片荒涼的黃土地上將西安交大電機系扶上了快速發展的軌道，此後又建立了全國高校第一個電機制造實驗室。鍾教授直到80歲高齡，仍不辭辛苦前往新疆和甘肅等地考察，還學習維吾爾語，為新疆人民服務。
在當時西遷的25名教授中，時年38歲的陳學俊是最年輕的一位，他也是中國鍋爐專業、熱能工程學科的創始人。1957年臨行前，他與同在交大任教的夫人袁旦慶（作家冰心的外甥女）決定，將自己位於牯嶺路（上海國際飯店後面）的房子，無償交給上海市房管部門，帶著4個孩子隨校西遷。至今有人說起此事，認為他們太吃虧了，房子保留到現在，那兩間在國際飯店後面的房子不是很值錢嗎？但陳學俊這樣解釋道：“既然要紮根西北的黃土地，就不要再對房子有所牽掛，錢是身外之物，不值得去計較了。”
陳學俊教授和家人
陳學俊來到西安後，開始指導研究生研究兩相流與傳熱課題，他在國內外首先提出 “液膜倒置”現象。夫人袁旦慶則帶著40多位教員，在果園、荒地上，建起了實驗室，編寫教程，培養年輕教師。兩人將大半生的心血都奉獻給了西安交大。離休後，陳學俊和袁旦慶拿出積蓄，資助了數十位陝南農村的貧困孩子上學。2017年7月4日，98歲高齡的陳學俊教授離世，他也是西遷教授中最後離世的一位。
作為遷校帶頭人之一的陳大燮教授是我國熱力工程學界的先驅。他賣掉了在上海的房產，義無反顧偕夫人一起，首批赴西安參加建校工作。1957年,在西安部分新生入學典禮上,陳大燮說:“我是交通大學上海部分和西安部分的教務長,但我首先要為西安部分的學生上好課。”一席話，堅定了大家獻身大西北的決心。
作為我國熱力工程教育的開拓者，陳大燮教授同楊世銘教授一起，將熱工教研室完整地搬到了西安，也把交通大學的優良校風、教風、學風牢牢紮根在西北黃土地上。他在生前立下遺囑，自己的遺產不留給後代，這樣對後代有益。去世後家屬遵其遺言，將留下的3萬元儲蓄捐贈給西安交通大學。1982年夫人去世，女兒又將其留給夫人的一萬元生活費悉數捐獻。西安交大以此4萬元為基金，設立“陳大燮獎學金”。
陳大燮教授在指導學生
沒有晚開一天學、遲開一門課、少做一個實驗
1956年9月10日，交通大學在西安人民大廈禮堂舉行了開學典禮。學校沒有因為遷校而晚開一天學、遲開一門課、少做一個實驗。
當時到西安的學生徐通模（後任西安交大校長）回憶說：“那時西安他們是這樣形容的——馬路不平，電燈不明，電話不靈。”西安的生活條件和上海根本不能比，十分艱苦。一群熱血青年學生對學校西遷充滿信心和熱情，電制53班學生在1956年3月，提出了“跑西安”的倡議，建議用“上海到西安”的象徵性長跑祝賀學校西遷。據交大校刊記載，從1956年3月4日到6月6日，有41個班級在“西安”勝利會師，全體同學實際跑步路程累計8萬多公里。
開學典禮
西遷中不僅有著名的教授，也有講師、助教、職員、技術員，還有炊事員、理髮師、花工等後勤服務人員，甚至包括醬菜廠、煤球廠的工人。他們從繁華的大上海來到貧瘠的黃土地，交大人自豪地說：“哪裡有事業，哪裡有愛，哪裡就有我的家。”
當時西遷的教工中，年齡最小的趙保林16歲，年齡最大的是校醫沈雲扉，當年已66歲。沈雲扉再三婉拒學校領導的照顧，和侄兒沈伯參一同舉家隨校西遷。身為衛生保健科主任的沈伯參不僅自己帶頭西遷，還將在上海的私宅無償提供給學校，作為學校的駐滬辦事處。
有一位“老花工”胡全貴師傅，從上海到西安，他為交大的綠化事業奉獻了一生。六十多年前從上海同時遷來的梧桐樹，如今根深葉茂、鬱鬱蔥蔥。當他退休要回老家時，卻有人看到他在校園裡轉了一圈又一圈，抱著他培育長成的梧桐樹失聲痛哭。
西遷後的交大校園
六十多年過去了，上海交通大學、西安交通大學這兩所同宗同源的高校，在各自走過了多年的發展歷程之後，都成為國家“211”“985”工程建設的高校，取得了輝煌成績。2017年9月，教育部、財政部、國家發展改革委員會公佈的“雙一流”建設（爭創世界一流大學和爭創世界一流學科），上海交大和西安交大雙雙榮列“雙一流”建設名單。
從上海到西安，兩所同宗同源的高校
在人才培養和科技創新領域都取得了卓著的成就
（部分圖片源自上海交通大學檔案文博管理中心、西安交通大學檔案館，特此鳴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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