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22年，李普曼在《舆论学》中提出了“拟态环境” 一词，以此来表达在各种新闻信息作用下所建构的媒介环境，这是有别于现实环境的拟态化世界。从此，“拟态环境”以及由此建构的“拟态现实”成为学界的关键话题之一。随着互联网的快速普及，以“拟态现实”为核心的“媒介建构主义”更成为传播学普遍接受的研究思潮和学术自觉。
原文 ：《建构“拟态现实”成为媒介研究自觉》
作者 |浙江大学城市学院副教授 江根源
图片 |网络
“媒介现实”的拟态性
“现实”一词的英文为“Reality”，具有一种“实在性”。对此属性的不同理解构成了不同思想或理论的基础。在唯物论思潮中，这种“实在性”是一种客观的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属性，所谓的“现实”因而就成为外在于人类经验的客观物质。但是，在建构主义者看来，“现实”的基础是人类的经验，它是人与人之间社会活动或话语互动的结果，其中的人类经验不仅包括个体意义上的日常生活经验，还包括科学、宗教、艺术、哲学等具有显著主观性的抽象实在。
那么，作为媒介活动参与者符号互动结果的“拟态现实”，显然也具有显著的经验实在性，是他们参与媒介活动、认识媒介环境的观念化产物。李普曼一方面指出，人们对外部世界的感知、认识与概念生成是由媒介建构完成的；另一方面又说，新闻媒介对现场事件的表达经常是错误的，它所创建的形象经常是有误导性的、被歪曲的，我们头脑中对外部世界构建的形象也经常是错误的。米尔斯认为，人类对世界的认识来自众多从来不曾遇见、将来也不会遇见的目击者所给予的间接经验，他又把这个大众媒介中介建构之后的环境称为“二手世界”。正是媒介信息的符号性和经验的间接性才奠定了“媒介现实”的拟态性。
“拟态现实”的媒介建构
“拟态现实”的媒介建构，一方面与作为惯例、习俗等人类经验的“社会现实”有关，同时也受媒介用户的自身经验或者认识的影响；另一方面是媒介活动参与者之间符号互动与经验交流的结果，由此形成了两个基本的研究路径及相关命题。
第一
“拟态现实”建构的影响因素和机制问题，尤其是社会现实或者个体现实与拟态现实之间的影响或控制关系。
Shoemaker和Reese在研究新闻内容的生产机制时，提出了媒介内容生产的多层分级模式，按照从里到外的顺序包括个人、媒介惯例、组织、媒介外部因素和意识形态五个层面。这是一个多层次互动交流的模型，不同层面对媒介内容的选择产生的作用不同，而且这些因素相互影响，在不同环境下具有不同的价值。而这一切往往是通过新闻监管、条例、谈话等一系列话语的形式隐蔽地运行并产生影响。批判语言学研究中的“社会实践”向度、西方新闻学研究中新闻内容的生产机制以及中国网络舆论研究过程中的监督或引导机制都属于该范围；同时，知识社会学视野下知识的“制度化”或“惯习化”机制、新媒体语境下的“知识沟”问题以及议程设置问题大致可以归为“拟态现实”与“社会个体”之间的互动纬度。
第二
“拟态现实”的建构过程还是网络社区成员之间的话语实践过程，并伴随着身份、形象、权力、网络隐私和知识等相关研究命题。
对于在话语实践过程中所产生的这些研究命题，我们可以把它们类型化为心理纬度、信息纬度、社会纬度和文化批判纬度。从心理纬度看，“拟态现实”的建构涉及了参与主体的主体性身份和角色的建构以及互动对象的媒介形象建构，不仅包括个体形象的建构，也包括群体形象、城市形象甚至国家形象的建构和传播；从信息纬度看，“拟态现实”的建构强调的是不同参与者主体之间的网络交往行为及其相关信息内容，涉及网络隐私、常识或知识的生产与管理等命题；从社会纬度看，我们发现，正是网络社区内部网民之间的互动以及拟态环境中的网民与社会成员之间的互动，构建起了社会越轨、家庭人际互动模式等一系列研究命题；从文化批判纬度看，我们发现围绕社会实践纬度出现了权力运作、社会监督等一系列研究命题。
从三个视角展开“拟态现实”研究
对“拟态现实”的相关研究实际上是在拟态现实的话语互动、社会现实和社会个体三个纬度上展开的，由此形成了批判语言学、知识社会学和社会心理学三个基本研究视角。学者们往往以此作为研究框架或者研究视角，强调媒介话语的核心价值，强调“拟态现实”建构过程中媒介活动参与者与其互动语境之间的关系。它们的不同之处在于，批判语言学视角围绕媒介文本，侧重于话语实践和社会实践的建构研究；知识社会学视角立足社会结构，侧重于社会环境对虚拟现实的建构作用；社会心理学视角立足媒介用户的个体心理，侧重于个体心理在虚拟现实建构中的作用。
第一
批判语言学视角
在这一视角下，学者们一般通过媒介语言——文字、图像、声音、数字的修辞作用以及媒介内容变化来研究话语的现实建构，因而也被称为“话语建构主义”。它起源于结构主义语言学，后来罗兰·巴尔特把它发展为符号学，尤其把符号的意指作用引入符号学的研究领域。他认为，符号能指与所指之间的连接关系是一种意指关系：第一个序列是语言学意义上的关系，揭示的是明示义；第二个序列则是从文化纬度关注符号与文化之间的互动关系，揭示的是隐含义（文化意义），从而把研究从语言学领域拓展到了文化批评领域。
媒介批判研究基本等同于第二序列或者是菲尔克拉夫批评性话语分析理论中的话语实践和社会实践向度，不仅涉及“文本”层面的话语形态，还涉及文化的政治意义，尤其是通过媒介内容的分析来揭示各种权力关系的话语运作。
这个视角具有这样一些基本共识：媒介建构研究的对象是围绕媒介文本展开的话语互动；媒介话语具有情境性，其意义依赖情境互动才得以生产与交流；话语分析是一种实践分析，虽然关注的是文本，但更关注文本背后媒介活动者的社会行为等。
第二
知识社会学视角
这一视角关注的是社会现实和虚拟现实之间的作用关系以及两者互动影响过程中知识的生产与消费问题。其理论来源于伯格和卢克曼的知识社会学，后来发展为科学知识社会学、宗教知识社会学等更为广阔的领域。
知识社会学立足于日常生活现实，认为它们不仅是互为主观的世界，还是具有主体间性特征的共享世界，同时还是通过行动者的符号互动社会地建构完成的经验世界。其核心是探讨作为行动者的个体是如何通过语言的社会互动来建构主观实在与客观实在一体化的日常生活世界，而这个过程的关键就是个体经验的制度化、合法化以及个人的社会化过程；而这也就是知识的生产过程。
汉娜·安东尼等学者认为，这个理论之所以能被应用于大众传播研究，是因为“大众媒介（新闻和娱乐）在惯习化过程中所扮演的特殊角色，以及它对制度形成和稳定社会体系等方面所提供的支持”；或者说，知识社会学很好地回答了大众媒介对社会个体、群体和机构的行为如何制度化或惯习化的问题。这也意味着，现代社会文化意义的创造与分享是媒介参与建构的结果。
第三
社会心理学视角
从这一视角来看，“拟态现实”的建构是一个媒介活动参与者对媒介活动的接受、理解与阐释的心理过程，也是他们自我认同的过程。
这一建构视角的理论来自符号互动论，发端于米德，完成于布鲁默。布鲁默认为，符号互动论有三个基本前提，即人们对事物所作出的反应是以意义为基础的，事物也因为意义而存在；事物的意义来自个体与其同伴的社会互动；人们在应对事物时采用解释的途径，使事物的意义得以处理或调整。由此形成了五个基本内容：自我、行为、社会互动、物体和集合行为。
学者们在把这一理论引入媒介建构主义研究中的时候，集中关注的是媒介活动参与者在媒介互动中的心理反应及其意义生产。由于符号互动论倾向于从人际互动的角度来研究经验世界，因而相对适合微观领域的研究。一些学者认为，研究焦点可以放在媒介空间，尤其是网络社区中的社会越轨、性别差异、人际互动和移民的心理社会适应等一系列社会领域，研究互动中的日常经验、意义、身份和符号互动等方面。
可见，起源于电视媒介时期的“拟态现实”的建构研究，在网络自媒体快速发展普及的今天，已经成为媒介研究的自觉，同时又派生出了更多的研究领域与研究话题。
文章原载于社会科学报第1701期第5版，未经允许禁止转载，文中内容仅代表作者观点，不代表本报立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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