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22年，李普曼在《輿論學》中提出了“擬態環境” 一詞，以此來表達在各種新聞信息作用下所建構的媒介環境，這是有別於現實環境的擬態化世界。從此，“擬態環境”以及由此建構的“擬態現實”成為學界的關鍵話題之一。隨著互聯網的快速普及，以“擬態現實”為核心的“媒介建構主義”更成為傳播學普遍接受的研究思潮和學術自覺。
原文 ：《建構“擬態現實”成為媒介研究自覺》
作者 |浙江大學城市學院副教授 江根源
圖片 |網絡
“媒介現實”的擬態性
“現實”一詞的英文為“Reality”，具有一種“實在性”。對此屬性的不同理解構成了不同思想或理論的基礎。在唯物論思潮中，這種“實在性”是一種客觀的不以人的意志為轉移的屬性，所謂的“現實”因而就成為外在於人類經驗的客觀物質。但是，在建構主義者看來，“現實”的基礎是人類的經驗，它是人與人之間社會活動或話語互動的結果，其中的人類經驗不僅包括個體意義上的日常生活經驗，還包括科學、宗教、藝術、哲學等具有顯著主觀性的抽象實在。
那麼，作為媒介活動參與者符號互動結果的“擬態現實”，顯然也具有顯著的經驗實在性，是他們參與媒介活動、認識媒介環境的觀念化產物。李普曼一方面指出，人們對外部世界的感知、認識與概念生成是由媒介建構完成的；另一方面又說，新聞媒介對現場事件的表達經常是錯誤的，它所創建的形象經常是有誤導性的、被歪曲的，我們頭腦中對外部世界構建的形象也經常是錯誤的。米爾斯認為，人類對世界的認識來自眾多從來不曾遇見、將來也不會遇見的目擊者所給予的間接經驗，他又把這個大眾媒介中介建構之後的環境稱為“二手世界”。正是媒介信息的符號性和經驗的間接性才奠定了“媒介現實”的擬態性。
“擬態現實”的媒介建構
“擬態現實”的媒介建構，一方面與作為慣例、習俗等人類經驗的“社會現實”有關，同時也受媒介用戶的自身經驗或者認識的影響；另一方面是媒介活動參與者之間符號互動與經驗交流的結果，由此形成了兩個基本的研究路徑及相關命題。
第一
“擬態現實”建構的影響因素和機制問題，尤其是社會現實或者個體現實與擬態現實之間的影響或控制關係。
Shoemaker和Reese在研究新聞內容的生產機制時，提出了媒介內容生產的多層分級模式，按照從裡到外的順序包括個人、媒介慣例、組織、媒介外部因素和意識形態五個層面。這是一個多層次互動交流的模型，不同層面對媒介內容的選擇產生的作用不同，而且這些因素相互影響，在不同環境下具有不同的價值。而這一切往往是通過新聞監管、條例、談話等一系列話語的形式隱蔽地運行併產生影響。批判語言學研究中的“社會實踐”向度、西方新聞學研究中新聞內容的生產機制以及中國網絡輿論研究過程中的監督或引導機制都屬於該範圍；同時，知識社會學視野下知識的“制度化”或“慣習化”機制、新媒體語境下的“知識溝”問題以及議程設置問題大致可以歸為“擬態現實”與“社會個體”之間的互動緯度。
第二
“擬態現實”的建構過程還是網絡社區成員之間的話語實踐過程，並伴隨著身份、形象、權力、網絡隱私和知識等相關研究命題。
對於在話語實踐過程中所產生的這些研究命題，我們可以把它們類型化為心理緯度、信息緯度、社會緯度和文化批判緯度。從心理緯度看，“擬態現實”的建構涉及了參與主體的主體性身份和角色的建構以及互動對象的媒介形象建構，不僅包括個體形象的建構，也包括群體形象、城市形象甚至國家形象的建構和傳播；從信息緯度看，“擬態現實”的建構強調的是不同參與者主體之間的網絡交往行為及其相關信息內容，涉及網絡隱私、常識或知識的生產與管理等命題；從社會緯度看，我們發現，正是網絡社區內部網民之間的互動以及擬態環境中的網民與社會成員之間的互動，構建起了社會越軌、家庭人際互動模式等一系列研究命題；從文化批判緯度看，我們發現圍繞社會實踐緯度出現了權力運作、社會監督等一系列研究命題。
從三個視角展開“擬態現實”研究
對“擬態現實”的相關研究實際上是在擬態現實的話語互動、社會現實和社會個體三個緯度上展開的，由此形成了批判語言學、知識社會學和社會心理學三個基本研究視角。學者們往往以此作為研究框架或者研究視角，強調媒介話語的核心價值，強調“擬態現實”建構過程中媒介活動參與者與其互動語境之間的關係。它們的不同之處在於，批判語言學視角圍繞媒介文本，側重於話語實踐和社會實踐的建構研究；知識社會學視角立足社會結構，側重於社會環境對虛擬現實的建構作用；社會心理學視角立足媒介用戶的個體心理，側重於個體心理在虛擬現實建構中的作用。
第一
批判語言學視角
在這一視角下，學者們一般通過媒介語言——文字、圖像、聲音、數字的修辭作用以及媒介內容變化來研究話語的現實建構，因而也被稱為“話語建構主義”。它起源於結構主義語言學，後來羅蘭·巴爾特把它發展為符號學，尤其把符號的意指作用引入符號學的研究領域。他認為，符號能指與所指之間的連接關係是一種意指關係：第一個序列是語言學意義上的關係，揭示的是明示義；第二個序列則是從文化緯度關注符號與文化之間的互動關係，揭示的是隱含義（文化意義），從而把研究從語言學領域拓展到了文化批評領域。
媒介批判研究基本等同於第二序列或者是菲爾克拉夫批評性話語分析理論中的話語實踐和社會實踐向度，不僅涉及“文本”層面的話語形態，還涉及文化的政治意義，尤其是通過媒介內容的分析來揭示各種權力關係的話語運作。
這個視角具有這樣一些基本共識：媒介建構研究的對象是圍繞媒介文本展開的話語互動；媒介話語具有情境性，其意義依賴情境互動才得以生產與交流；話語分析是一種實踐分析，雖然關注的是文本，但更關注文本背後媒介活動者的社會行為等。
第二
知識社會學視角
這一視角關注的是社會現實和虛擬現實之間的作用關係以及兩者互動影響過程中知識的生產與消費問題。其理論來源於伯格和盧克曼的知識社會學，後來發展為科學知識社會學、宗教知識社會學等更為廣闊的領域。
知識社會學立足於日常生活現實，認為它們不僅是互為主觀的世界，還是具有主體間性特徵的共享世界，同時還是通過行動者的符號互動社會地建構完成的經驗世界。其核心是探討作為行動者的個體是如何通過語言的社會互動來建構主觀實在與客觀實在一體化的日常生活世界，而這個過程的關鍵就是個體經驗的制度化、合法化以及個人的社會化過程；而這也就是知識的生產過程。
漢娜·安東尼等學者認為，這個理論之所以能被應用於大眾傳播研究，是因為“大眾媒介（新聞和娛樂）在慣習化過程中所扮演的特殊角色，以及它對制度形成和穩定社會體系等方面所提供的支持”；或者說，知識社會學很好地回答了大眾媒介對社會個體、群體和機構的行為如何制度化或慣習化的問題。這也意味著，現代社會文化意義的創造與分享是媒介參與建構的結果。
第三
社會心理學視角
從這一視角來看，“擬態現實”的建構是一個媒介活動參與者對媒介活動的接受、理解與闡釋的心理過程，也是他們自我認同的過程。
這一建構視角的理論來自符號互動論，發端於米德，完成於布魯默。布魯默認為，符號互動論有三個基本前提，即人們對事物所作出的反應是以意義為基礎的，事物也因為意義而存在；事物的意義來自個體與其同伴的社會互動；人們在應對事物時採用解釋的途徑，使事物的意義得以處理或調整。由此形成了五個基本內容：自我、行為、社會互動、物體和集合行為。
學者們在把這一理論引入媒介建構主義研究中的時候，集中關注的是媒介活動參與者在媒介互動中的心理反應及其意義生產。由於符號互動論傾向於從人際互動的角度來研究經驗世界，因而相對適合微觀領域的研究。一些學者認為，研究焦點可以放在媒介空間，尤其是網絡社區中的社會越軌、性別差異、人際互動和移民的心理社會適應等一系列社會領域，研究互動中的日常經驗、意義、身份和符號互動等方面。
可見，起源於電視媒介時期的“擬態現實”的建構研究，在網絡自媒體快速發展普及的今天，已經成為媒介研究的自覺，同時又派生出了更多的研究領域與研究話題。
文章原載於社會科學報第1701期第5版，未經允許禁止轉載，文中內容僅代表作者觀點，不代表本報立場。
萬象 | 反思技術現象，展望媒介化的未來
視域 | “沁潤體驗式”：穿梭在線上線下的網絡民族誌
閱讀更多 社會科學報 的文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