帝王之詩丨魏文帝曹丕·善哉行·朝日樂相樂

楓橋夜泊。供圖/陸勤生。

​善哉行·朝日樂相樂

朝日樂相樂，酣飲不知醉。

悲弦急新聲，長笛吹清氣。

絃歌感人腸，四坐皆歡悅。

寥寥高堂上，涼風入我室。

持滿如不盈，有德者能率。

君子多苦心，所愁不但一。

慊慊下白屋，吐握不可失。

眾賓飽滿歸，主人苦不悉。

比翼翔雲漢，羅者安所羈。

衝靜得自然，榮華何足為。

【說明】

清·楊晨撰《三國會要》卷十一《朝日夕月》謂“黃初二年(公元221年)正月乙亥，朝日於東郊。”即魏文帝曹丕於公元221年春分日舉行朝日禮。並宴群臣。此詩疑即描述歡宴情景及有所思。

【簡注】

①朝日樂相樂：朝日，周代天子祀日之禮。《周禮·天官·掌次》“朝日，祀五帝，則張大次小次。設重重案。”鄭玄注“朝日，春分拜日於東門之外，祀五帝於四郊。次，謂幄也。”又古時皇帝聽朝會見群臣的日子。《漢書·於定國傳》“上於是數以朝日引見丞相、御史。”顏師古注“五日一聽朝，故云朝日也。”曹丕此句謂在舉行朝日的宴會上群臣大聯歡。

②酣飲不知醉：漢·宋子侯《董嬌饒》詠“歸來酌美酒，挾瑟上高堂。”又古詩《青青陵上柏》詠“斗酒相娛樂，聊厚不為薄。”“極宴娛心意，慼慼何所迫。”又古詩《驅車上東門》詠“不如飲美酒。”又傳為蘇武所作的《別詩》詠“我有一木尊 酒，欲以贈遠人。願子留斟酌，敘此平生親。”曹丕此句盡歡中隱隱含悲。

③悲弦急新聲：令人易生悲傷慷慨之絃歌。傳為漢蘇武和李陵《別詩》詠“幸有絃歌曲，可以喻中懷。請為遊子吟，泠泠一何悲。絲竹厲清聲，慷慨有餘哀。長歌正激烈，中心愴以摧。欲展清商曲，念之不得歸。俯仰內傷心，淚下不可揮。”又古詩《今日良宴會》詠“彈箏奮逸響，新聲妙入神。”

④長笛吹清氣：長笛，管樂器，初名橫笛。以別於豎笛。管身早期略呈圓錐形。1832年經德國人勃姆改良，呈圓柱形。用金屬或木料製成，裝有槓桿式音鍵，發音清澈，用於獨奏及合奏。清氣，指清調曲或清商曲。清調曲為樂府《相和歌》之一部，有《苦寒行》、《豫章行》、《董逃行》、《相逢狹路間行》、《塘上行》、《秋胡行》等。所用樂器有笙笛囗節琴瑟箏琵琶八種。而清商曲則為樂府曲名。聲調比較清越，故名。據宋·郭茂倩《樂府詩集》分為《吳聲歌曲》、《神絃歌》、《西曲歌》、《江南弄》、《上雲樂》、《雅歌》六類。曹丕在此所謂“長笛吹清氣”，其實指用管絃樂合奏清商樂，多為慷慨激昂之調。有漢高祖劉邦高吭《大風歌》意。

⑤絃歌感人腸：絃歌，猶弦誦。《論語·陽貨》“子之武城，聞絃歌之聲。”張孝祥《六州歌頭》詞“洙氵四 上，絃歌地，亦羶腥。”也指禮樂教化。《史記·儒林列傳》“高皇帝誅項籍，舉兵圍魯，魯中諸儒尚講誦習禮樂，絃歌之音不絕，豈非聖人之遺化，好禮樂之國哉。”感人腸，即因傷感過度幾令人腸斷。杜甫《夜聞篳篥》詩“鄰舟一聽多感傷，塞曲三更焱欠 悲壯。”又宋子侯《董嬌饒》詠“吾欲竟此曲，此曲愁人腸。”又古詩《西北有高樓》詠“上有絃歌聲，音響一何悲。”又詠“清商隨風發，中曲正徘徊。一彈再三嘆，慷慨有餘哀。不惜歌者苦，但傷知音稀。”曹丕此句亦有古詩《西北有高樓》之意。尚傷知音稀。自己所作所為仍未被世人所能解，故慷慨悲歌。

⑥四坐皆歡悅：皆大歡喜。古詩《四坐且莫喧》詠“四坐且莫喧，願聽歌一言。”又詠“從風入君懷，四坐莫不嘆。”又陶淵明《詠荊軻》詠“飲餞易水上，四座列群英。”相傳蘇武與李陵的《別詩》詠“歡娛在今夕，燕婉及良時。”“努力愛春華，莫忘歡樂時。”又詠“嘉會難再遇，歡樂殊未央。願君崇令德，隨時愛景光。”

⑦寥寥高堂上：寥寥，空闊，左思《詠史》詩“寂寂揚子宅，門無卿相輿;寥寥空宇中，所講在玄虛。”又韓愈《感春》詩“青天高寥寥。”高堂，在此亦有空堂意。實與寥寥同。阮籍《詠懷·十七》“獨坐空堂上，誰可與歡者?”又左思《雜詩》詠“高志局四海，塊然守空堂。”曹丕此句仍是增強悲感氣氛。

⑧涼風入我室：涼風，指西南風。《史記·律書》“涼風，居西南維，主地。地者，奪萬物氣也。”又指秋風。張協《雜詩》詠“秋夜涼風起，清氣蕩暄濁。”又陶淵明《雜詩·二》詠“風來入房戶，夜中枕蓆冷。”曹丕此句或言吳蜀將有氣奪之兆。

⑨持滿如不盈：持，把握。滿，喻成功。如，這樣一定。盈，驕傲。這句謂雖然已經大功告成，但切誡不可驕傲自滿。《尚書·大禹謨》謂“滿招損，謙受益。”曹丕此句是警策砥石厲 語。

⑩有德者能率：德者，用道德品行可以風化時事的賢聖之人。儒家以為施政者如能用道德教化人民，人民就會象受風的草一樣順從教令。此即德風。《論語·顏淵》“君子之德風，小人之德草，草上之風必偃”。又《周禮·地官·師氏》“敏德以為行本。”又鄭玄注為“德行，內外之稱。在心為德，施之為行。”率，帶領，率領，統率意。亦有遵循、順服、率教、率禮義。《書·大禹謨》“惟時有苗弗率。”曹丕此句謂，唯有真正施行德政，才能風化天下，才能達率土賓服之境。

⑪君子多苦辛：君子，西周春秋時對貴族的通稱。《書·無逸》“君子所其無逸。”鄭玄注“君子，止謂在官長者。”《國語·魯語上》“君子務治，小人務力。”逐漸成為有德者相對於無德者的稱謂。《禮記·曲禮上》“博聞強識而讓，敦善而行不怠，謂之君子。”顏之推《古意》詠“憫憫思舊都，惻惻懷君子。”古詩《今日良宴會》詠“無為守窮賤，車感 軻長苦辛。”又徐幹《室思》詠“重新而忘故，君子所尤譏。”

⑫所愁不但一：但，止。喻所愁很多。張衡《四愁詩》詠“路遠莫致倚逍遙，何為懷憂心煩勞?”“路遠莫致倚惆悵，何為懷憂心煩怏。”“路遠莫致倚止奇 踞 ，何為懷憂心煩紆?”“路遠莫致倚增嘆，何為懷憂心煩惋。”又秦嘉《贈婦詩·其二》詠“針藥可屢進，愁思難為數。”曹丕此句謂，心總不能安閒，經常要考慮許多問題。

⑬慊慊下白屋：慊慊，滿足，愜意貌。《莊子·天運》“今取猿狙而衣以周公之服，彼必齒乞 齧挽裂，盡去而後慊。”白屋，用茅草覆蓋的屋。《漢書·吾丘壽王傳》“三公有司，或由窮巷，起白屋。列地而封。”顏師古注“白屋，以白茅覆屋也。”舊亦指沒有做官的讀書人的住屋。劉孝感《行還值雨》詠“況餘白居士，自依卑路旁。”又《顏氏家訓·風操篇第六》謂“昔者周公一沐三握髮，一飯三吐餐，以接白屋之士，日所見七十餘人。”曹丕此句謂，作為一國之主的皇帝，要真正堪稱為君子，就必須謙而又謙地和朝堂之外的讀書有識之士取得思想深處的溝通。不能高高在上，而聽不到他們的心聲。

⑮眾賓飽滿歸：朝日大宴群臣並聯歡樂相樂之後，眾賓客盡歡而散，但主人仍覺得尚未能盡意而掛懷。“主人苦不悉”句即表達了這種心情。這種心情實際上是基於“慊慊下白屋”而言的。為未能延攬天下賢士於一庭而遺憾。

⑯比翼翔雲漢：比翼，即比翼鳥。名鶼鶼。傳說此鳥一目一翼，不比不飛。喻朋友。曹植《送應氏》詠“願為比翼鳥，施翮起高翔。”又古詩《西北有高樓》詠“願為雙鴻鵠，奮翅起高飛。”又古詩《明月皎夜光》詠“昔我同門友，高舉振六翮。”又古詩《橘木由 垂華實》詠“人倘欲我知，因君為羽翼。”曹丕此句謂，願與天下所有賢士比翼齊飛，實現成萬里鵬程之志而建造我曹魏大業。這裡還有另一層含意，即現在的大魏朝廷為所有有志於報效國家的天下賢士提供創造振翮翱翔的機會，可以實現自己的鴻鵠之志。

⑰羅者安所羈：羅，捕鳥的網。《詩·王風·兔爰》“雉離於羅。”羅者即謂捕鳥的人。羈，繫住。《淮南子·汜論訓》“烏鵲之巢可俯而探也。禽獸可羈而從也。”曹丕此句謂，鴻鵠如展開雙翅翱翔雲天，則捕鳥者的羅網，就失去了羈絆的效用。喻有志者，任何困難都阻擋不了自己去實踐遠大的抱負。

⑱衝靜得自然：衝，空虛。《老子》“大盈若衝。”又有謙和淡泊意。又沖虛，淡泊虛靜，謂人的胸懷沖和淡泊。夏侯湛《抵疑》“玄白沖虛，仡爾養真。”靜，平定休止貌。衝靜，可淺解為動靜。自然，不造作，非勉強的。如態度自然。《晉書·裴秀傳》“生而岐嶷，長蹈自然。”此句謂，有志者富貴不驕，貧賤不餒，蜇伏與翱翔，其動靜沖和都深合自然之機，所謂達則兼濟天下，窮則獨善其身。無怨天尤人之陋。

⑲榮華何足為：榮華，草木花開。《荀子·王制》“草木榮華滋碩之時，則斧斤不入山林。”引申為昌盛顯達。《淮南子·說林訓》“有榮華者，必有憔悴。”許渾《七里灘》詩“榮華暫時事，誰識子陵心。”又曹植《雜詩》詠“容華若桃李，”“俯仰歲將暮，榮耀難久恃。”又阮籍《詠懷·五十八》詠“細故何足慮，高度跨一世。”此句謂，凡有志者動靜如能合於自然，亦不枉此生，其一生榮辱，又何必掛懷。

【釋義】

這首詩的主題是，主人要真誠地招納天下賢士，為國家傾心效力，讓豪俊展翅翱翔，實現自己的鴻鵠之志。

曹丕在許多詩文中，表露了自己的宏偉願望和遠大抱負，效法三皇五帝，追慕漢文。使父親曹操“天下歸心”的目標得以充分實現。具體來講全詩可分三層：

第一層“朝日樂相樂”至“四坐皆歡悅”。描述與群臣賢士歡聚一堂的融洽愜意情景，展示大魏初建，君臣如一，確實有天下歸心的欣欣向榮之勢。

第二層，“寥寥高堂上”至“主人苦不悉。”表露了自己真誠待士的若谷胸懷，縱然做到“慊慊下白屋，吐握不可失”，仍然覺得未能盡意。

第三層，“比翼翔雲漢”至“榮華何足為”，這是全詩重心的立足點。大魏朝為一切賢豪築起了一展驥足而建功立業的大舞臺，而所有賢俊可稽此舞臺盡情施展自己的才華，助我大魏事業蒸蒸日上，這就是“比翼翔雲漢。”但必須使每位賢士，都能真正把握衝靜自然，淡泊名利，忘記榮辱。因為計較榮辱終歸於私利，經營富貴榮華之輩，終非奮志有為者。“衝靜得自然”句體現了曹丕的一種用人思想。即根據朝廷和國家的實際需要確定如何用人，這樣白屋之士都有為國效力的充分機會，可是如果只為自家的榮華富貴思謀，那就不是朝廷所能讚許的了。“衝靜得自然”也具有真才實學的成份，非指那些矯揉造作之輩，真正的有用之材應具備衝靜自然的優秀品格。否則，就可能是庸才，而非人才。這對朝廷如何選賢提出了一個重要課題，即要在如何選用薦拔那些可上可下，可文可武，沉著穩練，堪當大事者任之，甚至包含了如何辨別忠奸的重要內含。這些複雜的思想可以說是借“榮華何足為”一句來婉轉表達出來的。這即是對士人的要求，也是對有司職能部門的要求，更是提醒自己如何擢用大臣的要求。同時從“比翼翔雲漢，羅者安所羈”句中還可以體會出理宜寬容部屬的仁愛思想。不僅如此，尚有要求朝野仕庶都需各守本份，恪盡職司，自珍自愛，勿被人譏的自潔用意，勿使朝廷勉為其難的用刑于大夫。則寬貸仕人，莫可羅織其罪的過宥作風是顯而易見的。

欲極力營造賢士聚集的良好氛圍，曹操、曹丕父子皆刻心於用人研究。一方面是為形勢所迫，父子皆置身於帷幄之中，長期劬勞于軍政崢嶸歲月，深知經營大事者多有用人之難，故無不師古而悉心延攬賢士。另一方面曹操父子皆工於深謀隱密之遠慮。但曹操長於率軍，而曹丕更擅於統政。這也是曹操之所以最終定曹丕為魏太子的特別原因，當初吳蜀雖未奪氣而歸附於魏，但大魏將以欣欣向榮之勢，行人和之政，伺吳蜀之弊，必可一糹網 而收，擅於遠慮而謀政者，非曹丕莫屬。這也是曹操在精心選擇如何用人上的又一特色。

曹丕在受禪後，因受其父曹操的薰陶和影響，首先看重的是如何用人問題。這首詩就體現了以延攬賢士為國家急務的謀略思想。然與魏武帝的用人謀略有思想風格上的根本不同之處。曹丕在這首詩中隱約可窺其發展了魏武的用人謀略並深化到理論高度。如果認真對“比翼翔雲漢，羅者安所羈，衝靜得自然，榮華何足為”之意境，仔細體味，是可以思悟並挖掘出上述結論的。

試就曹操，曹丕父子用人謀略藝術之發展變化略作一析：以詐術御人而成就自己。《三國志·武帝紀》裴松之注引《曹瞞傳》雲“太祖(曹操)少好飛鷹走狗，遊蕩無度，其叔父數言之於嵩(操父)。太祖患之，後逢叔父於路，乃陽敗面喁口，叔父怪而問其故，太祖曰‘卒中惡風。’叔父以告嵩，嵩驚愕，呼太祖，太祖口貌如故。嵩問曰‘叔父言汝中風，已差(愈)呼?’太祖曰‘初不中風，但失愛於叔父，故見枉耳。’嵩乃疑焉。自後叔父有所告，嵩終不復言。太祖於是益得肆意矣。”此魏武曹操以假痴不癲之詐術，陷叔於不義，純偏而邪。僅為一己之私;《三國志·魏書·賈詡 傳》謂“是時，文帝(曹丕)為五官將，而臨淄侯(曹植)才名方盛，各有黨與，有奪宗之議。文帝使人問詡自固之術。詡曰‘願將軍恢崇德度，躬素士之業，朝夕孜孜，不違子道，如此而已。’文帝從之，深自砥 礪 。”魏文當初於弟曹植樹黨大欲奪宗(太子位)之際恭行謙謙君子之詐，化邪為正，深自韜晦，而弟曹植竟迫不及待，私闖金馬門(曹操憩息之禁區)。此曹丕故以大智若愚之詐，既襯托弟曹植之淺陋無識，又瞞天過海矇蔽曹操於無形，可謂一箭雙鵰。乃曹丕之詐實深於曹操;曹操刻意訪求名士，借其稱賞而高抬身價，以應天命。橋玄、許子將輩皆造輿論於高層上流社會，這實是曹操御術士於無形之中而收實利用人之智謀也。

《三國志·魏武帝紀第一》裴松之注引《魏書》曰“太尉橋玄，世名知人。者見太祖而異之曰‘吾見天下名士多矣，未有若君者也。君善自持。吾老矣，願以妻子為託。’由是聲名益重。”裴松之又引《世語》曰“玄謂太祖曰‘君未有名，可交許子將。’太祖乃造子將，子將納焉，由是知名。”“嘗問子將‘我何如人?’子將不答。固問之，子將曰‘子治世之能臣，亂世之奸雄。’太祖大笑”。曹操于思謀有為於社稷之初實際已經是將橋玄、許子將諸名士看作是自己棋局中的一子運用而已。這確屬用人權謀的精華所在，因達到了他需要橋玄、子將諸人的金口大稱名於世之目的，故“大笑”以自贊所謀得逞。而橋玄，許子將諸人卻或許未思及於此;而曹丕自被立為魏太子後，多次僅以詩賦暗示部屬及臣僚迎合己意以古籍為據，俯摭以為順天應人之讖符，造天命歸己之象徵，其太史丞許芝及劉翼，辛毗、劉曄、李伏、李雲諸臣甚至司馬懿諸僚皆躍踴鼓吹應運氛圍，所謂“瞻仰天文，俯察民心，炎精之數既終，行運在乎曹氏。”衰漢諸臣皆欣然若此，實為曹丕對曹操利用橋玄、許子將輩權謀的進一步發展和深化，以至收到了“觀漢前後之大災，今茲之符瑞，察圖讖之期運，揆河洛之所甄，未若今大魏之最美也”這樣的理想輿論效果。

這是曹操、曹丕父子利用漢末玄學氣氛日益氤氳氣象，大做文章終助成代漢之禪的成功謀略。但曹操運用精巧之至，實非常人所能及，而曹丕更運斤成風，施大手段揮灑宏猷，幾舉乾坤之重竟若鴻毛，其帷幄之籌遠勝於曹操多矣。可謂成功運用輿論深謀之巨匠;擅於團結部屬中諸臣僚是曹操、曹丕父子的共同特徵。《三國志·魏書·武帝紀第一》謂“(建安)十二年(公元207年)春二月，公自淳于還鄴。丁酉，(曹操)令曰‘吾起義兵誅暴亂，於今十九年，所徵必克，豈吾功哉?乃賢士大夫之力也。天下雖未悉定，吾當要與賢士大夫共定之。而專饗其勞，吾何以安焉!其促定功行封。’”這是曹操在剿滅群雄其功將成未成之際，為籠絡文武將士用心，鼓舞枯木朽株努力，進而孤立漢室，隆盛自黨所運籌棋局的重要一步，言雖非歸功於己，實收歸功於己之效。以致部屬皆樂為其用而願效死力。並令曰“昔趙奢、竇嬰之為將也，受賜千金，一朝散之，故能濟成大功，永世流聲。吾讀其文，未嘗不慕其為人也。與諸將士大夫共從戎事，幸賴賢人不愛其謀，群士不遺其力，是以夷險平亂，而吾得竊大賞，戶邑三萬。追思竇嬰散金之義，今分所受租與諸將掾屬及故戌於陳、蔡者，庶以疇答眾勞，不擅大惠也。宜差死事之孤，以租谷及之。若年殷用足，租奉畢入，將大與眾人悉共饗之。”曹操這種鼓舞將吏的方法，雖然行之有效，因古賢多用之，故並不奇特。但曹丕駕馭文武，其奇特之處更勝魏武曹操。

《三國志·魏書·文帝紀第二》謂“黃初二年(公元221年)六月。戊辰晦，日有食之，有司奏免太尉。(曹丕)詔曰‘災異之作，以遣元首，而歸過股肱，豈禹、湯罪己之義乎?其令百官各虔厥職。後有天地之眚，勿復劾三公。’”曹丕此詔深可玩味。既不歸罪三公，又不責怪有司，同時藉機自譴。且以禹、湯自敬自礪自效亦自喻。未傷損任何一方忠君體國之激情。其把握分寸準確，運用尺度恰切微妙程度，非精於籌劃帷幄者，必不能及。較而言之，實超出其父。故蜀吳之徒皆詛之謂“其奸慝更勝曹瞞”;又東漢末年，董卓暴亂，群雄爭長，腐儒不達世變，空喊三皇，毫無經濟致用之才，使漢室傾危之勢日重，故曹操唯才是舉，未甚尊儒。所謂“若以廉士而後可用，則齊桓其何以霸世!今天下無得有被褐懷玉而釣於渭濱者乎?又得無盜嫂受金而未遇無知者乎?二三子其佐我明揚仄陋，唯才是舉，吾得而用之。”對腐儒迂曲沮夷之論者，則藉機除之。其孔融徒持唇舌之辯而又不修身者，是當時腐儒之最，因帶頭反對戒酒令而被曹操正法。

但曹丕做作大為不同。《三國志·魏書·文帝紀第二》謂“(文帝曹丕)詔曰‘昔仲尼資大聖之才，懷帝王之器，當衰周之末，無受命之運。在魯衛之朝，教化乎洙氵四 之上。悽悽焉，遑遑焉，欲屈己以存道，貶身以救世。於時王公終莫能用之，乃退考五代之禮，修素王之事，因魯史而制春秋，就太師而正雅頌，俾千載之後，莫不遵其文以述作，仰其聖以成謀，諮!可謂命世之大聖，億載之師表者也。遭天下大亂，百祀墮壞，舊居之廟，毀而不修，褒成之後，絕而莫繼，闕里不聞講頌之聲，四時不者見 蒸口嘗 之位，斯豈所謂崇禮報功，盛德百世必祀者哉!其以議郎孔羨(孔子二十一代孫)為宗聖侯，邑百戶，奉孔子祀。’令魯郡修起舊廟，置百戶吏卒以守衛之，又於其外廣為室屋以居學者。”曹操素以機詐自訁羽 ，孔融雖不自珍愛，又無經世之才，且譏刺朝廷，實多有觸犯刑律之薄行，然亦不當死。而曹操竟不寬貸以正法，此既顯曹操乏智謀復欠器量。以孔融之不才僅能惑二三子，必非亂世之雄者，曹操懷被融譏刺之恨而藉故殺之，乃適為腐儒持為罵操之柄，後世腐儒對曹操大有微辭，殺融實為眾由之一因;曹丕深知父親曹操殺融之失，其害遺患甚劇。故特發前詔糾其弊端而彌其過，期消遺禍於將來。使當世賢聖仕儒皆安其心而樂其業，並淨化甚囂塵上之玄學不良世風。其實這也是曹丕刻意效法漢文之一端。

從曹丕與曹操用人上的簡單比較，就不難直觀看出曹丕“衝靜自然”的用人思想，從現象上看二者大不相同，但從本質上看，二者並不矛盾。只是曹丕在其父做法的基礎上更上一層樓，從實踐昇華到理論高度而予以總結。這首詩還體現了告誡賢士必須自珍自愛，自礪自警，且仍需自強不息的思想。告誡賢士必須投身社會實踐，積極報效朝廷，才能實現自己的賢士價值和無愧於世的宏偉願望。幷包含了輕名利重作為的壑達人生觀。也只有這樣，才可能為王者所用。如殷情於榮華富貴之徒，必非周公吐握之願。在這裡也可以曲折地體味出曹丕為曹操殺孔融隱密而又趨合理的折衷辯護。因為孔融實際是先自辱而後被人辱。由此不難推測出這首詩更有警告圖謀不軌者的成份。或者可以說有間接勸諭曹植的成份。

從某種意義上講，曹植確實是孔融一類的人物，在當世文士中可謂一時翹楚，幾能領袖文壇。而曹植與曹丕曾長期樹立黨羽爭奪太子位，楊修也曾是曹植黨中聲勢奪人的主謀和健將。彌正平嘗訁羽“大兒孔文舉，小兒楊德祖。”另有丁氏兄弟皆為當初曹植之助。以曹丕的用人觀點來判，此類人物多浮躁不誠，多逞舌辯而無實才，喜履險而多敗。其實是睥睨他們的。曹丕這首詩的“比翼翔雲漢，羅者安所羈。衝靜得自然，榮華何足為。”這四句，確實包含了對他們的關愛與告誡。也是曹丕在受禪之後明確的識人與用人的基本謀略，不欲徒憑舌辯議論者立足於朝堂而惑政。在“朝日樂相樂”大宴群臣之際，曹丕頭腦冷靜清醒，考慮的真正效法周公吐握，欲慊慊下白屋而識才於布衣，以實施自己願望的以人為本的治國方略。這可以說曹丕在他的施政計劃中確實是效法先賢的，而且付諸行動，未空喊迂腐誤時之泛論，欲籍衝靜自然而成就自己，效法“漢文之為君”。則大魏朝必不遜於可稱之先世矣。

古之為君者，皆欲得賢而用。然賢實不易得，亦不易用。識賢與用賢本是伯樂與良馬之關係。凡有為之君，皆注重識賢與用賢，且立意開拓延攬俊才通途，故治國有方而光大精神於後世。之所以如此，是因為自身多為賢俊之翹楚。故能收俊才於帳下而野無遺賢，並可使之盡心竭力助成王事。

曹丕《朝日樂相樂》之《善哉行篇》完全是著眼研究如何用賢問題。其慕賢、思賢、禮賢、用賢並效賢之風可謂集於一身。得賢之心切實溢於言表。然《顏氏家訓·慕賢篇第七》謂“古人云，千載一聖，猶旦暮也。五百年一賢，猶比膊也。言聖賢之難得，疏闊如此。倘遭不世明達之君子，安可不攀附景仰之乎!”人多願有賢而用之。卻不知能化愚為賢者方為大聖。能當之者，唯孔子、老子與釋迦牟尼耳。孔子一生勤苦敏求古賢悟道之跡，克己復禮而欲使天下歸仁。競競 競競 業業，述而不作，致力於化天下愚人返樸歸真而為仁慈之賢者。《論語·述而》謂“子曰，‘聖人吾不得而見之矣;得見君子者斯可矣;’子曰‘善人吾不得而見之矣，得見有恆者斯可矣。’”又謂“子以四教：文行忠信。”因古賢聖已不可見，故轉而以化愚為賢為天職。曹丕雖思慕賢聖，但只求有賢而為己所用，卻不積化愚為賢之功。究竟比之孔聖確遜一籌。於此可見聖凡求賢之不同。而老子以持戒不盈，“上善若水，”“夫唯不爭”者為賢，是高層次中化愚為賢而歸於道之善法。若如此，則人人皆可致賢境，而帝王之國必自為聖賢之邦，又何需殷殷渴求鳳毛麟角之所謂賢俊。故老子以為“不尚賢，使民不爭;不貴難得之貨，使民不盜;不見可欲，使民心不亂。是以聖人之治，虛其心，實其腹，弱其志，強其骨，常使民無知無慾。使夫智者不敢為也。為無為，則無不治。”

曹丕“衝靜得自然，”或許與老子論賢之意略有所悟，也未可知。曹丕雖渴求賢俊，亦不過僅為封建帝王之所需。漢高劉邦所得蕭何、張良、韓信三傑，封建帝王及世俗之人鹹以為賢，然個個陰毒歹甚，以成就集權帝王私慾為能，殺生無數。正所謂一將成名萬骨枯。誠千古罪人，又何賢可謂?實人類聖賢皆輕蔑而不為。

釋迦牟尼《阿難問事佛吉凶經》謂“佛告阿難，有人奉佛，從明師受戒。專信不犯，精進奉行。不失所受。形象鮮明，朝暮禮拜，恭敬然燈。敬施所安。不違道禁，齋戒不厭，心中欣欣。常為諸天善神擁護。所句諧偶，百事增倍，為天鬼神所敬，後必得道。是善男子善女人，真佛弟子也。”這樣的善男子善女人才是真正意義上的賢善之士。不論世出世法皆深符大道。封建帝王如以此為賢而化育，則邦國之內無不賢者。因為這樣的賢者具有真實功德。釋迦牟尼《佛說大乘無量壽莊嚴清淨平等覺經》之《真實功德第三十一》謂“其智宏深，譬如巨海，菩提高廣，喻若須彌;自身威光，超於日月;其心潔白，猶如雪山，忍辱如地，一切平等;清淨如水，洗諸塵垢;熾盛如火，燒煩惱薪;不著如風，無諸障礙;法音雷震，覺未覺故;雨甘露法，潤眾生故;曠若虛空，大慈等故;如淨蓮華，離染汙故;如尼拘樹，覆蔭大故;如金剛木午 ，破邪執故;如鐵圍山，眾魔外道不能動故。”如用有這種能力的賢者輔佐帝王治國平天下，則何愁之有?

中國自封建社會以來，諸姓國祚甚促，唯周朝號稱八百載，其實能令行其域者，尚不足四百數。雖有周文周武創基，實幸賴周公旦公忠體國而宵旰憂勞。自秦漢以至明清朝代更替，頻如走馬。唐太宗世稱大治聖君，冀國祚如漢即足。可見唐太宗對孔子“為君不易”之說深有體味。而秦始皇欲傳萬世，豈非荒唐?如以釋迦牟尼之法來判，則中國數千載之封建，實無一賢君可稱。因己既不識賢，又何能用賢，又何能化愚為賢，故治國平天下之說亦不過鼓吭空喊而已。且釋迦牟尼要成就有大功德之賢者，則必須“其心正直，善巧決定。論法不厭，求法不倦。戒若琉璃，內外明潔。其所言說，令眾悅服。擊法鼓，建法幢，曜慧日，破痴門，淳淨溫和，寂定明察。為大導師，調伏自他;引導群生，舍諸愛著，永離三垢，遊戲神通。因緣願力，出生善根，摧伏一切魔軍。為世明燈，最勝福田，殊勝吉祥，堪受供養。”有這樣的品德和操守，方可為帝王之師，方可為眾人榜樣，方可令眾悅服，方可稱為賢者。至於出幾個殺人的主意，想幾個利己的奸謀，則與聖人之賢判若冰炭。不獨自己以罪惡之身，造輪迴之事，且帶累無量眾生急急趨地獄如律令而已。

故凡帝王欲成就大業者，首務確需自己勞其筋骨，苦其心志，以孔子、老子、釋迦牟尼諸聖為師，修身悟道，先化自己三毒煩惱，破釋多劫所積愚痴，使自己初入賢境，積累釋迦氏所說功德，具足行願，效聖賢之行，施聖賢之法，化育大邦之億萬斯民，則普天之下無處不賢，亦無處不聖，又何需覓賢於齷齪之地?故求賢之法要，莫過於先化己為賢。此其老子所謂“無為而治”之境界也哉!

【文丨鄭世昌先生。作者系立身國學網指導委員會委員、中華文化復興聯合會委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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