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說對上古歷史的瞭解和研習，有諸多資料的獲取渠道是來源於神話和傳說。那麼，對於近代歷史的研究，其史料的獲取來源則主要是依靠政府的檔案記錄，以及歷史事件當事者的回憶錄等文字記載。故此，想研究和理解真實的近現代歷史，個人覺得看一些歷史書（通史類）不如多看看當時相關歷史人物的回憶錄，因為這樣的讀史方式，往往可以使人們瞭解到更為真實和鮮活的歷史資訊並能更真切的感知歷史的脈動。
本文筆者就通過在甲午戰爭期間，時任明治政府伊藤博文內閣的外務大臣，陸奧宗光的回憶錄——《蹇蹇錄》（記錄甲午戰爭期間陸奧本人參與的日本外交事件和他的某些親身經歷）去了解一段時間相對短暫，但是又充滿了落魄大國阿Q精神的歷史事件——中日廣島和談。
陸奧宗光（1844-1897）日本明治時代外交官和政治家，伯爵
《蹇蹇錄》陸奧宗光著 趙戈非 王宗瑜 譯 2018年由三聯書店出版
廣島和談的歷史背景
1894年，由朝鮮東學黨起義而引發的甲午中日戰爭，到1895年初，已經在東亞大陸和黃海海面上展開了全面的激戰，伴隨著陸上的“平壤之役”、“鴨綠江之役”和“旅順之役”大清的軍隊的節節敗退，戰火逐漸從境外的朝鮮半島燒到了“滿人的老家”遼東半島。日軍的虎狼之師正在一步步地向大清的王京——北京步步逼近。
在海戰方面，1894年9月15日，中日海軍在中國黃海海域展開了激戰，海戰歷時5個小時，激戰過後，大清的北洋水師損失五艘戰艦，存者亦損傷慘重，潰不成軍。濟遠艦等殘艦，狼狽的逃回了位於山東半島的威海衛海軍基地，至此大清已經失去了戰爭的制海權。戰局對於大清來說越來越不利了。
1894年11月21日黃昏，日軍佔領了北洋海軍在遼東半島南端的要塞旅順口，隨後在旅順，日軍對中國軍民展開了野蠻的大屠殺。至此，攜連戰連捷之餘威，日本軍方大有殺入直隸，與大清軍隊在華北平原進行決戰之態勢。
對於這場戰爭是戰是和，在此清廷的內部的意見也開始搖擺不定。但是隨著勝利的天平正在逐漸向日方傾斜，光緒帝便開始向各省督撫詢問有關媾和的事宜。在清廷的朝野中，如李鴻章等對於形勢看得非常透徹的官僚，非常明白，此時的大清，除了屈膝求和換取和平外，與日本再戰下去絕無勝算。但是朝中仍然存在這為數眾多的官員認為此時提出媾和時機尚早，清日之間仍可繼續再戰等觀點。
在此戰和搖擺之際，清廷曾寄希望於西方的調停，派遣西方在華使節，前往日本與明治政府進行前期接觸。就這樣1984年12月，德國人德璀琳攜帶李鴻章至伊藤博文的私信前往日本的神戶，準備進行居間調停。日方對此人的到來頗為不滿。
德璀琳（1842-19131)是一名英籍德國人，是19世紀後期中國外交和天津城
在陸奧的《蹇蹇錄》中，陸奧認為德璀琳的到來是一件頗為兒戲的事，首先，德璀琳的身份並非是交戰國的使者，而且其攜帶的信件也只是李鴻章給伊藤博文的私人信函。在得知此事後，本想調停中日矛盾的美國駐北京公使田貝，也非常不滿，要求清廷儘快將此人召回。
到了1895年初，伴隨著戰局的持續惡化，清廷開始希望與日本進行和談，遂於1894年12月10日派遣張蔭桓、邵友濂前往日本，準備與日方在廣島進行和談。
日清廣島和談第一次會議
1895年1月31日，張蔭桓、邵友濂兩位以“大清國全權公使”的身份，抵達日本的廣島。此時在廣島等待張、邵二人的是日本的的全權代表伊藤博文，以及外務大臣陸奧宗光等明治政府的高官。
伊藤博文
這時，長期與清廷打交道的日本官僚們，在張、邵二人剛剛抵達廣島的時候，便已經開始懷疑大清對於此次和談的誠意了。因為，在伊藤等人看來，大清方面的全權代表，最理想的人選應當是李鴻章這樣的實權人物，所以，伊藤等人開始懷疑來日和談的二位使者的身份也並非是“大清國的全權代表”。顯然，張、邵二人在日方代表看來，至少是無法代表清政府政治立場的實權人物。
張蔭桓（1837-1900）曾任清廷戶部左侍郎
1895年2月 1日，雙方在廣島縣廳會面，雙方開始履行查驗彼此攜帶的全權委任狀的外交程序。果不其然，張、邵二人並沒有帶來清廷的“全權委任狀，而只是帶來了一份“國書”和一張敕諭而已。
二者當時攜帶的國書之內容
二者攜帶的敕諭之內容
在當時通行的國際法中，對於處於交戰狀態且斷絕了平日的正常外交關係的交戰國雙方來說，二人帶來的國書和敕諭是沒有法律效力和現實意義的。
在陸奧宗光的《蹇蹇錄》中還有這樣的記載，二人的敕諭中寫道：“爾仍一面電達總理衙門，請旨遵行。”在敕諭中，也僅僅將二者赴日談判的事宜描述為：“與日本派出之全權大臣會商事件”而已，對於即將展開的兩國間有關戰後談判事宜描繪的極為模糊。
對此日方拒絕了與張蔭桓等人進行和談，不過陸奧的外務大臣不是白當的，其外交經驗很老到。他沒有當面明確地回絕清廷的二位使臣，而是先將日方代表的權限公佈給二人看，然後，就二人的代表權限問題提出疑問，並要求二人以書面的形式作出解釋和答覆。張、邵二人由於本就沒有被清廷賦予全權委任權，故此，二人自然也就無法對日方的質疑做出解釋，只能記下備忘錄，日後補辦，當日會談就此無果而終。
邵友濂（1841-1901）甲午戰爭期間曾任湖南巡撫
日清廣島和談第二次會議
1895年2月2日，下午四時，在廣島縣廳日清雙方代表進行了廣島和談的第二次會議。在次會議期間，伊藤做了演說，其演說內容如下：
從伊藤演說的措辭中可以看出，對於清廷委派張、邵兩位資歷淺薄的人物來日和談，足見清廷對於甲午戰爭的局勢還沒有完全清醒的認識，對於和談尚缺乏誠意。
伊藤將日方的意見闡述明瞭之後，第二次會議也就宣告結束了，張、邵二位公使僅在日本廣島進行了為期兩日的和談，就以失敗宣告終結。二者只好攜帶日方的備忘錄和意見準備從廣島前往長崎，然後踏上歸國之路。
在使團中，有一位叫做伍廷芳的官員，此人是李鴻章身邊的幕僚，與伊藤博文在天津有過交往。臨行之時，伊藤託伍廷芳給李中堂帶話，說明了日本對於和談的重視，希望清廷可以依照國際慣例，委託重臣前來和談。側面也是通過伍廷芳之口告訴李鴻章，言外之意就是說，你李鴻章該親自出馬了。
伍廷芳（1842-1922）曾任李鴻章的幕僚，清末民初外交家、法學家
為何會出現短暫的日清廣島和談
在陸奧宗光《蹇蹇錄》的字裡行間，廣島和談上，二位清國公使的窘態，折射出了當時清政府對於外交和國際公約的無知和肆意妄為。更為深刻的，是大清在甲午戰爭末期對戰局勢和是戰問題上的搖擺，以及昔日亞洲老大，在被小國日本打敗後體現出的淋漓盡致的“啊Q精神”。
先說說，清廷對於戰局的搖擺態度，時至1895年1月末，在陸戰方面，清軍雖然節節敗退，但是仍有作戰的能力。退守威海衛的北洋海軍殘部仍然存在，海上軍事力量並非蕩然無存。還有一些看不清時局的封疆大吏們，他們時不時地還在嚷嚷著要繼續與日寇戰鬥到底。這些因素都使得清廷在此時，對是否與日本進行和談的方面表現的猶猶豫豫。
威海衛北洋海軍公署
再說說，清廷的“阿Q精神”，其實這種事在清廷的外交記錄中曾經時有發生。本來已經是顏面掃地，但是曾經老大的造型還是得有，不能丟面兒，必須擺出一副老大來處理小兄弟“以下犯上”的作亂，自己事後來以老大的姿態出來平事兒。其實自1861年總理衙門的設立開始，清廷的官員和政治精英們就已經對近代的國際法和國際關係有所繫統地認知了。這些充滿啊Q精神的外交事件，也都是自欺欺人罷了。
在這種心態的作祟之下，短暫的出現了兒戲般的廣島和談，也就不足為奇了。可憐昔日的亞洲老大，現在只能用“精神勝利法”來麻痺自己了。
廣島和談結束後，1985年2月，威海衛被佔領，北洋水師全軍覆沒。大清眼看再戰無望，大勢已去，無奈清廷不得不面對失敗的事實，派出李鴻章作為全權大臣前往日本開始了下關談判（馬關和談）。
最後說句題外話，陸奧宗光是個短命鬼，1897年就死了，但是他的妻子卻是明治時代數一數二的大美女呀！
陸奧宗光的妻子陸奧亮子
參考文獻
[1]【日】陸奧宗光 《蹇蹇錄》趙戈非 王宗瑜 譯 三聯書店出版 2018
[2]【日】大谷正 《甲午戰爭 》劉峰 譯 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 2019
[3]沈悅 《甲午中日戰爭紀要》 山東畫報出版社 20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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