春秋戰國由於戰爭的頻繁發生，各諸侯國大多有尚武的民風。根據史書的記載，除了秦國之外，吳越、楚、趙、齊等諸侯國都有崇尚武力的傳統。
例如《漢書·地理志》就記載：“吳粵之君皆好勇，故其民至今好用劍，輕死易發……本吳粵與楚接比，數相併兼，故民俗略同。”
秦昭王劇照
趙國自趙武靈王“胡服騎射”之後，成為了戰國中後期唯一一支能與秦軍相抗衡的軍事力量。
而地處東方的齊國，也有悠久的尚武之風，曾與秦國並稱東西二帝。管仲說齊國“其民貪粗而好勇”，司馬遷說齊人“勇於持刺，故多劫人者”。齊國在兵法領域也有頗多建樹，出現了著名的軍事理論研究機構——稷下學宮，孫子兵法、孫臏兵法等更是聞名天下。
戰國七雄形勢圖
然而最終結局卻是，秦國培育出了一支令山東六國膽寒的“虎狼之師”，成為秦國統一天下的鋒利工具。而尚武的齊國，當秦國大兵壓境時，竟出現了“民莫敢格者”的局面。這是為什麼呢？
先說秦國。
《漢書•地理志》記載，秦人“皆迫近戎狄，修習戰備，高上氣力，以射獵為先”。相比其他諸侯國，秦國地處西北，自然條件惡劣，經濟文化落後，為獲得生存和發展的空間，秦人不得不與戎、狄等蠻族長期征戰，惡劣的生存環境造就了秦人強悍尚武、堅韌不拔的性格。
在商鞅變法之前，秦人的尚武精神體現在社會生活的各個方面，私鬥成風。為把這種彪悍尚武的民風轉化為軍隊的戰鬥力，商鞅在變法中推行了《軍爵律》，實行軍功爵制。一方面，秦國厚賞軍功，對於宗室貴族，沒有軍功就不能列入公族簿籍，而即使是一名普通的士兵，如果能在戰場上殺敵立功，也有機會獲得高官厚祿；另一方面，通過實行嚴刑酷法，懲處作戰中沒有戰功或逃跑者。
兵馬俑中的士兵
通過厚賞嚴罰，整個秦國內部形成了“民勇於公戰，怯於私鬥”的局面，嚮往戰爭、歌頌戰爭充斥於人們的生活，“民之見戰也，如餓狼之見肉”，甚至達到“聞戰而相賀”的地步。而每當秦軍士兵離家作戰的時候，家屬都要囑託“不得無返”，如不奮勇殺敵，不但要被處死，還將連累家人，倘若臨陣脫逃，那麼天下雖大也無藏身之地。
就這樣，商鞅通過變法把軍功爵制制度化、規範化，並以國家強制性手段確保執行，完美地將秦人尚武的民風轉化成了可怕的戰鬥力。
據統計，從商鞅變法到秦始皇即位前一年，前後經過109年時間，秦國除了同若干殘存的小諸侯國和西戎、巴、蜀少數民族作戰以外，同東方六國一共作戰60餘次，獲全勝的有58次，斬殺敵軍129萬，攻取城市147座，未獲全勝或互有勝負的僅5次，敗北僅4次。
秦軍
再說齊國。
其實，齊人的尚武風氣不在秦人之下，齊國大地上普遍尊奉戰神蚩尤就是齊人尚武的反映。姜太公施行“舉賢尚功”的統治方針，以武為本，確保了尚武精神很快在齊國得以形成。齊國在政策上提倡的“是必立，非必廢，有功必賞，有罪必誅”的獎罰分明的政策，在很大程度上激發了齊國人民為國家而戰的勇氣。
此外，齊國的尚武精神還表現在注重發展其武技水平，強調殺敵搏鬥的技巧。改變了先秦以前原始武學重氣力而少技巧的狀況，開創了以技巧勝勇力的先河。
但是，正如《史記·貨殖列傳》所說，齊人“怯於眾鬥，勇於持刺”，也就是說齊人有好勇善鬥、崇尚武技的傳統，但是這種尚武精神卻沒有引導到戰爭的軌道。
齊國刀幣
齊國自管仲開始就實行農工商並重的經濟政策，為齊國曆代統治者所繼承。這政策雖然帶來了齊國的富庶，但也造就了一個人數眾多的工商業者階層。這些工商業者從軍的熱情並不高，殺敵立功所獲的物質獎勵對他們也缺乏吸引力，這就嚴重影響了齊國軍隊的兵源及戰鬥力。
即使那些因為生活艱苦、被迫投身行伍的下層平民，物質的誘惑也比不上生命的代價。因此，在我強敵弱的情況下，齊軍能勇猛殺敵以求獎賞，然一旦遇到勢力相當或者敵強我弱的情況，齊軍就怯戰了。
在秦國統一六國的戰爭中，齊國的滅國是最為恥辱的——不戰而降。
所以，齊人尚武最終僅僅是孕育了著名的兵法思想，誕生了馳名中外的中華武術，卻沒有形成軍隊征伐四方的戰鬥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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