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8年上海人民滑稽劇團為響應新中國"大搞現代戲創作" 的號召，由楊華生、笑嘻嘻、張樵儂、沈一樂等幾位老滑稽藝術家，以解放前上海底層市民的生活為素材，寫就了轟動一時的滑稽戲《七十二家房客》。
《七十二家房客》以20世紀40年代，上海某弄堂一幢石庫門房子為背景，以一群住在這裡的小人物為主角，通過他們與代表舊上海黑惡勢力的二房東等人的鬥爭，展示了四十年代舊上海底層人民的生存狀態和他們樂觀向上的精神。
大餅攤的老山東、蘇州老裁縫、洗衣作坊小寧波、小熱昏杜福林、賣香菸的楊老頭、小皮匠、舞女韓師母、金醫生等"七十二家"房客雖然過得很貧窮，但是他們守望相助，共同反抗黑暗勢力、弘揚社會正義風氣。這部戲通過把發生在他們中間的奇聞怪事和街坊們的悲歡離合，以詼諧滑稽的藝術形式濃縮在一個獨特的生活空間中，表現在觀眾面前，使得這些房客們一個個性格鮮明活潑，贏得了無數觀眾的喜愛。
《七十二家房客》來源於生活，是民國時期上海在物價飛漲和人口激增的歷史環境下，普通底層人民不得不蝸居於方寸之地，承受著各種反動勢力的壓榨這種真實情況的反映。一棟小小的石庫門房子裡，居住著各式各樣的皮匠、裁糙、丫頭、舞女、洗衣女、賣香菸的、走江湖的等等下層小市民, 他們出賣自己的勞動, 卻在飢餓和死亡的邊緣掙扎。
與此同時，以二房東為代表的上海那些黑暗勢力，卻挖空心思對這些普通的勞動者進行壓榨。他們提高房子的租金，將房子面積隔得更小，趁火打劫。《七十二家房客》就是用藝術的手段，揭露並批判了這種黑暗的事實，充當了維護底層百姓利益的喉舌。
這出滑稽戲一開始，便用幾個細節展現了四十年代上海底層人民的苦難：物價的波動,對這些房客們的生活影響極大：對於皮匠來說，同樣的錢，前一天可以買一包香菸, 第二天就只能買六支了；對洗衣匠心獨來說，肥皂漲價了，到底為客人洗衣服，用多少肥皂呢？賣大餅的小山東也在想，麵粉漲了一倍, 是把大餅價格漲一倍，還是把大餅的大小減小一倍呢？
但是這個問題對二房東來說並不是問題，直接漲租金就是了。所以十九塊錢買來的房子，每個月租金居然要二十八塊，反而說自己是為國家分憂，是愛國行為；難怪房客們說他：“愛國？你的良心都像黑炭了！”
這個細節在四十年代的上海是真實的。國民黨政府為了打內戰籌集軍費，大量印刷法幣，導致物價瘋狂上漲，國民黨統治區社會經濟面臨崩潰。1948年國民黨政府為挽救財政經濟危機，維持日益擴大的內戰軍費開支，又決定廢棄法幣，改發金圓券， 強制將黃金、白銀和外幣兌換為金圓券。但由於濫發造成惡性通貨膨脹，致使大量城市中產階級因此破產，導致政府民心大失，也導致無數“國統區”的人民生活陷入水深火熱之中，“前一天可以買一包香菸, 第二天就只能買六支了”的現象層出不窮。
近代的上海是一個一切都以物質利益作為最終目的的城市，而連年的戰亂、混亂的金融體質和國民黨的橫徵暴斂，使得上海的物價指數如同一匹脫韁的野馬，剝奪著底層百姓的生存權利。
在《七十二家房客》中，有一個場景就是對這種社會現實的無情揭露。月底到來的時候，二房東突然對這些房客們說：“下個月不收房租了！”正當眾人都不知二房東葫蘆裡賣什麼藥的時候，二房東說出了原因：“現在金圓卷比草紙還勿值得銅鈿，下個月改用米來交房租！”。這並不是這出滑稽戲編造的笑話，而是四十年代上海貨幣貶值真的對每一個當時生活在上海的小市民生存的考驗。二房東為了避免自己的財富縮水，將貨幣進行物化，也將社會中人與人之間的關係簡化成一種物化關係，失去了人與人的情感。
同樣的一幕還有劇中的警察“三六九”向房客敲詐“壯丁費”時，“三六九”直接提出只要“袁大頭”，其他任何貨幣都不要，這也是真實反映了四十年代上海貨幣秩序的極大混亂和金融秩序面臨崩潰的真實情景。拿不出“袁大頭”的杜福林，面臨兒子生急病卻一籌莫展，在上海這座城市中，錢決定了一切，不管這個錢是合法所得還是欺壓、剝削民眾得來的，總之，有錢就有一切。
在面對物價飛漲，經濟崩潰的局面時，房客們有著不同的反應。唉聲嘆氣者有之，聽天由命者有之，麻木者有之， 憤慨者更有之。賣梨膏糖的杜福林編了一首歌: “賣的倒是梨膏糖 , 吃的末是黃蓮湯；含著眼淚講笑話 , 人家開心我悲傷，賣糖為仔要吃飯 , 警察還要敲竹槓； 賣糖人過勿著甜日子 , 苦頭勿曉得要吃到啥辰光。” 這不僅是杜福林的想法，也是房客這個底層群體內心活動的真實寫照。
《七十二家房客》中的二房東，就是舊社會上海灘流氓黑惡勢力的代表。他先是改變房屋原有結構，絲毫不考慮到住戶的安全問題，將房子擅自改裝成一個個亭子間，以便儘可能多的收取租金；當房客不能按時交租時，他會採取斷水斷電、甚至用黑幫勢力敲詐勒索的手段，逼得房客賣兒賣女，也要湊齊房租。
當再也壓榨不出房客的錢財時，二房東居然會利用手中的鑰匙，去偷房客的財物，房客的香菸、肥皂、吊桶，甚至連老裁縫的一塊衣料、小山東的兩個大餅也不放過。二房東的形象，代表的是舊上海那些盤剝、強佔和敲詐底層百姓的黑惡勢力。他們擁有一定的資本，但是本身並不產生任何社會價值，是舊上海寄生的毒瘤，用壓榨老百姓的方式，給舊上海人民帶來了巨大的苦難。
代表舊上海黑惡勢力的二房東 , 靠著姘頭炳根的警察科長關係，得到了以“三六九”為代表的舊警察的包庇,才能為所欲為的壓榨底層人民。但是《七十二家房客》這部滑稽劇，通過對這些愚蠢無能的黑惡勢力在同七十二家房客的較量中屢遭挫折的戲劇故事，引出了不少矛盾和笑括，從而達到了諷刺壞人的喜劇效果。
《七十二家房客》通過喜劇的手段，把舊社會中存在的各種可笑現象加以集中, 發揮了滑稚戲的特長 , 用辛辣無情的嘲笑之筆, 讓正與邪的較量中充滿了喜劇效果，讓觀眾在笑聲中，更加痛恨舊社會，熱愛新社會。
偽警察“三六九”代表的是執法者，也是舊上海警察隊伍形象的代表。眾所周知，舊中國的警察與黑幫淵源極深，拿上海來說，大流氓黃金榮就做過警察局的總督察長，指望這些警察去維護舊上海的治安，保護人民群眾，無異是白日做夢。
在《七十二家房客》中，“三六九”為了幫助二房東將敢於反抗的小皮匠抓進監獄，竟然授意二房東將皮袍子放到小皮匠的房內，然後賊喊捉賊，誣告小皮匠偷二房東的東西。《七十二家房客》反映的正是舊上海在國民黨腐朽統治之下，社會治理中的腐敗和黑暗，也客觀體現了國民黨政府的腐朽無能。
滑稽戲善於捕捉住每個人物性格上的喜劇性，能夠利用喜劇矛盾去表現人物。戲中二房東的姘頭炳根 ,就是一個充滿了喜劇性的“白相人”。當房客之一的洗衣店老闆燙壞了客人的衣服時，二房東趁亂偷走了裁縫的的一塊布料，炳根想利用這個機會混水摸魚，於是積極站出來主持搜查。他說:“這裡的人都要由我搜，搜出來，我以前被偷掉的東西全要他賠 ！我從前被偷掉一隻六十四鑽的金錶，三斤重的金鍊條，四套洋裝，三件長衫兩雙皮鞋 , 一隻梳妝檯… … ”
所謂的“六十四鑽的金錶”等等，顯然是炳根編造的謊言。《七十二家房客》用誇張的手法 ，將一個色厲內荏的炳根描寫得入木三分。炳根本想借這個機會大敲竹槓，沒想到查到後來，查出來小偷是自己的姘女二房東時，他的流氓本相暴露無遺: “ 你去打聽 打聽, 上海灘誰不知道我? ” 企圖用威脅來震住房客們。《七十二家房客》用區區幾句話，把一個色厲內荏、外強中乾的流氓本質刻畫得栩栩如生，也增強了這出戏的喜劇效果。
《七十二家房客》中的這些小人物雖然貧窮，但擁有平實淳樸、助人為樂、團結向上的品格。《七十二家房客》關注小人物身上的閃光點，對他們既同情又保 護，這種對普通人人生經驗的十分關照在很大程度上贏得了廣大觀眾的認同和肯定，引起了強烈的共 鳴和思想昇華。
喜劇能夠贏得觀眾的因素很多，創作者對於生活和人性的深刻理解，以及如何將這種理解藝術化的表現出來，是衡量一部喜劇優劣的養分。生活的本質就是歡樂與悲傷並存，美好與醜陋相伴，儘管這部滑稽戲具有悲劇的情懷，但它仍然是不 折不扣的喜劇。戲中無論是幽默的對白，還是辛辣的諷刺，又或是大團圓 的結局，都是將敘事視角對準了社會底層的小人物，展現他們的心靈和喜怒哀樂，以小人物的人生情感表現人民群眾在那麼黑暗的年代還能保持的高尚品性，將悲情喜劇中喜劇性與悲劇性達到高度統一，使《七十二家房客》更具有親和性和藝術的震撼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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