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9年9月18-20日在成都舉行的2019第六屆諾貝爾獎獲得者醫學峰會暨全球生物醫藥創新論壇，著眼全球生物醫藥前沿趨勢，聚焦免疫治療、整合醫療、精準醫學、轉化醫學等新觀點、新技術、新方法，有效推進生物製藥產學研的快速融合。同時，論壇搭建政府、特邀嘉賓以及有意向合作企業深度互動交流平臺，打造產學研投一體化發展新模式。
以下為"全球生物醫藥創新論壇"之“高端對話：中國自主創新藥的國際化進程及如何與世界接軌”的精彩演講實錄。
主持人：
張自然（中國化學制藥工業協會副會長）
對話嘉賓：
托馬斯·蘇德霍夫（Thomas C. Südhof ）（2013年諾貝爾生理學或醫學獎獲得者）
Heinz Lubenau (瑞士Vaximm公司COO)
Sijme Zeilemaker（瑞典Immunicum AB公司高級商務總監）
俞逢佳（江蘇產業技術研究院醫學免疫技術研究所總經理，倍數資本創始合夥人）
陳元偉（成都海創藥業董事長）
陳洪（成都苑東生物製藥研發總經理）
張自然：我們中國醫藥研發是從2015年正式開起到2017年達到高潮。尤其是去年以來我們政策出臺，現在出的藥品法，對於藥品註冊、上市機構人制度有了最高法的保障。還有科創板為我們融資打通了渠道。所以我們中國醫藥研發可以說已經是萬事俱備不欠東風。
今天我們請了行業大咖真正把脈中國現階段醫藥研發如何和世界接軌，我們還有沒有差距，差距在哪裡，我們有限的資源往哪裡放？
首先請問一下世界著名科學家托馬斯·蘇德霍夫教授，中國醫藥研發進入一個全新的階段，現在各方面條件都非常成熟，但是也出現了一些新的問題，很多資金，很多的企業，很多的研發人員都參與到這個過程當中來，也就是說我們所說的高端重複，根據您的國際經驗，如何看待高端研發的高端重複，同時對中國目前比如說PD-1，很多人都在研發，在這種情況下我們如何使有限資源發揮更大價值，減少浪費？
托馬斯·蘇德霍夫：PD-1很明顯是一個非常大的成功，但是它只是成功故事的一部分，儘管默克最有名的藥物只在部分患者身上有效，所以我們的希望是PD-1的藥物能夠引導我們通向成功，就是基於患者真的免疫的功能來更好的去治療癌症。
您剛才的這個問題，確實在PD-1上不應該有太多重複臨床試驗，可看出臨床試驗已經做得很多了。當然美國的情況是一樣的，歐洲也是一樣的。PD-1整個的概念來自於最基礎的免疫學，最後我們發現其實我們沒有更好的理解我們免疫功能是怎麼調節，為什麼只有一部分癌症對此有反應。到目前為止沒有人真正搞清楚它到底是怎麼一回事，所以這個是非常典型的例子。
在我看來，我覺得應該要有更多研究和資金投入到基礎研究當中，來理解我們免疫保護機制的背後的生理學原理，而不是簡單的把錢投到細節上，比如說追蹤單個抗體等等，所以我們確實需要新的靶標和新的化合物。當然我們要更好理解免疫學，理解它背後的這些原理性的科學，這樣子它最後才能行得通。當然我知道這樣的試驗非常非常的費錢，需要非常大的投入。
張自然：中國新藥研發的熱土已經被世界所矚目，這個方向是不可逆轉的。在這個過程當中我們如何優化？下一個問題我問一下成都海創陳元偉先生，他是國家計劃千人專家，同時他在雅培是新藥專家，對中外的新藥研發非常瞭解。您如何看待中國自主創新和國際的差距？
陳元偉： 中國的創新和美國創新應該說差距還是挺大的。我們中國的新藥研發真正的開始其實沒有10年時間，原來大部分都是仿製藥，任何一個工業和產業都需要時間。剛才蘇德霍夫教授已經講了，其實我們國家真正的差距還是在基礎科學，分子生物學，我們的動物試驗其實已經很好，但是在基礎科學，對應著藥來說主要是靶點研究。
美國有一個非常好的體系，比如說有大學研究所，我們中國這些年也在不斷改善，隨著我們國家對大學研究所的資金的不斷投入，還有大批海歸人才回國。所以我覺得從發展眼光看問題，我們和國外差距會越來越小，但是多長時間能夠趕上呢？因為我們在跑，人家也在跑，可能差距會縮短，但是我覺得短期內我們仍然有差距。這不僅僅是在科研實力方面，還有資本市場方面，整個新藥研發體系包括FDA的審批，我們國家CFDA已經有很大改善，但是都需要時間。
張自然：新藥研發臨床試驗佔的資金成本和時間成本佔60%到70%，但是在中國1400個生物醫學方面的千人計劃當中，只有3個人是搞臨床試驗的，我們的臨床試驗在各家醫院充其量就是藥劑科主任，原來評職稱還有憑工作成績不一定算。所以這幾年在這方面做了很大努力。但是畢竟我們與國際上還有很大的差距，我們的最大優勢在哪裡？我們成本便宜。但是光成本也不夠，因為研發是臨床價值和安全是最重要的。
在這個方面，我想問一下Heinz Lubenau先生，就您看中國目前臨床試驗與國際上還有多大差距？您給我們中國的臨床試驗和臨床試驗的科學家有什麼更有建設性的意見？
Heinz Lubenau：中國加入了ICH，可以說在中國很多臨床研究，在一些領先的大學可以達到QCP的標準。大家知道國際臨床研究尤其是做臨床研究就必須要接受監管機構的檢查，所有的這些公司都要做檢查，這個在中國也是會去實現的。關於質量的討論，讓我想起了15年前，有一家生物醫學公司，我們在俄羅斯做臨床研究。然後也是同樣一個問題，就是質量能夠達到標準。那個時候還有FDA檢查，藥物最後被批准了，也沒有推遲上市的時間。就是因為一直專注質量，所以都非常順利。
我想要基於我們的發展討論幾個話題，通過在中國進行臨床研究可以去解決的。我們在做T細胞的治療方式，我們可以選擇抗原，可以通過T細胞的方式選擇任何抗原，如果你是做臨床試驗針對T細胞的話，而且是早期或者是三期的臨床試驗的話，你需要去檢查他的安全性的話，你必須要看他的臨床響應，必須要去滿足一系列的指南還有方案等等。你想要看一下是不是有這個疾病的進展的減緩等等。我們是可以一起來做，就是我們可以幫忙做評估和分析。
您說到了對於藥理機制和生物的標記物以及靶點，在中國的臨床我們的腫瘤細胞是不能夠出口到中國以外的地方的，所以我們必須要找到中國本地的解決方案。
第二方面就是T細胞的治療法。在中國我們需要本地的解決方案，包括腫瘤的測序，包括DNA的測序。我們想要去編碼到我們的構建當中，然後去找到新的抗原，然後這個抗原應當在中國找到，然後在生產過程當中我們沒有辦法把信息和數據輸到德國或者歐洲其他國家，因此也是要在中國進行生產的。因此我們可以合作一起去解決這樣的一些問題。
有一些可以去避免公司去做無效的投資的一種方式，中國一線的大學，還有研究機構是可以根據標準去做一些高品質的臨床研究的。
張自然：陳洪博士在強生領導和參與30多個新藥和仿製藥研發，在國內很多企業也做了研發，可以說這方面也非常熟悉。從自主創新方面我們與世界差距還比較大，為了縮小這些差距，根據您的國內外的經驗，您覺得我們從官方的政策落實，從資本家的投向，從研發人員立項有哪些具體建議？
陳洪：國內做新藥和國外的差距其實是觸目驚心的。從實力上來看，我們國家基礎研究是比較缺乏的，我們找新靶點，找新藥整個流程是斷層的，我們整個藥企在追求什麼？追求利潤。根本不是做新藥全流程的控制的管理。所以斷層的發展怎麼可能發展這麼迅速，發展這麼牢靠呢。所以中國最缺基礎研究，靶點發現，生物和醫學人才缺乏。這方面導致我們國家新藥不是那麼好。
但是最近幾年很多海歸進來了，我們差距越來越少。自從722以後我們真正重視了，我們也要做新藥，我們也要創新，雖然我們技術研究少，我們也會跟進很多的新靶點，剛剛在一期的或者臨床前有些數據的這些去跟，最近我們有很多公司，大部分新藥研發都是癌症藥。為什麼癌症藥國內國外都這麼熱？這是臨床所需，病人所需，這才是真正的研發、企業、科學、學校、研究所所驅動的東西。它會給病人，給整個社會帶來益處。所以我們還是要沉下心來做藥。
我們中國比世界做得更好的一點你們可能沒有提到，因為我們做藥是整個流程，我們前面是發現，後面臨床，再做申報。在做申報之前要有整個生產，我們的生產體系，我們的設備，我們的生物藥的生產能力已經是全世界最好、最多、最強的，這一點我們國家已經超過了歐美。我們軟的東西需要提升，軟的科學，一些管理，一些發現的立項以及監管機構，以及審評，這些東西在加入ICH以後我們國家在慢慢進步。
張自然：想問一下Sijme Zeilemaker先生，您如何看待中國正在進行的創新藥？您覺得在中國創新藥目前的估值有多高？
Sijme Zeilemaker：我來自瑞典一家生物製藥公司，我們現在主要做的是腫瘤免疫學。我知道現在中國也在這方面追逐的比較快，我們可以看到現在有很多療法，這些數量在研究當中甚至比美國還多。很多時候我們不再是簡單做追逐，而是希望做到領先。我們不是簡單找到一個合作伙伴在中國做臨床試驗，我們希望建立一個合作伙伴關係，然後看一下在中國能不能建一個新的好的管線。
關於估值我覺得這個更困難。我們看美國生物醫藥公司估值，我們看到有些已經非常高了。在瑞典我們之前在二輪融資之前大概是1億左右，所以對於一個腫瘤免疫二期試驗估值相對還是可以。而在中國，您提到香港港交所創新的措施，我們不僅僅針對上市的產品，還有一些在研的產品有更好的融資渠道，我覺得現在只是對這些研究中的藥物會有更加公平的估值。所以如果真的是有價值的話，它的估值應該更高，所以我很看好中國的市場。
張自然：我們今天還請來了另外一個科學家，就是江蘇產業技術研究院醫藥免疫學研究所的所長俞逢佳先生，我問請您兩個問題，中國新藥估值還存在跌宕起伏，您認為我們以科創板為代表的，國內新一輪投資能改變香港股市破發對生物醫藥企業嗎？第二個問題，您覺得產業園聚集區在引領創業、激發和引導我們新藥研發方面，今後規劃和建設應該著重哪幾個方面？
俞逢佳：我先回答第一個問題。從18年4月份香港上市公司的規則改變以來，對生物醫藥行業尤其是國內生物醫藥行業，我認為資本行業都認為是很大利好，它畢竟在人民幣的整個大的區間範圍內給大家提供資本，VC提供了一個很好的退出渠道或者說我認為是資本市場成熟的一個必經之路。因為之前我們想在資本市場上面做一些上市的工作，要不做到一定體量，要不在中國通過架構去美國或者歐洲上市，很多優秀企業最早在納斯達克上市最後又回來。
所以這個現象我們看到，企事業有分成。我們先說香港的事情，破發像華領等，我們認為跟產品還是有很大關係。表現非常好的藥明生物。不管是香港新的政策還是中國科創板，對資本行業一定是長期大的利好，因為這是資本環境健康的最直接標誌和表現。為什麼會發生像微生生物（音）事情，因為中國市場飢渴太久了，一天漲300%多，但是大家看到到今天最高點差不多也打了5折，市場也在逐漸迴歸。
上市的企業只代表了一小部分，因為整個生物醫藥大的版塊除了製藥企業之外，我們還需要更多新技術公司，比如說診斷，醫療器械，一些新型的療法。這些都在生物醫藥大的行業之內，所以說在不斷的上市公司，在數量增加的同時或者多樣化增加的同時，投資者也會很理性的比較什麼樣的公司更有價值，不管在癌症領域或者說在其他的心血管領域，每一個投資者都有自己理性的分析。所以市場最終是比較出來的。但是不管怎麼樣有了上市的通道，國內的生物醫藥行業發展是一個非常長期的利好。
第二個問題，資本有一個特點是深入做行業研究和技術研究。我們在技術源頭想做更符合中國特色轉化工作。但是活躍性我認為最大的工作它是在轉化層面，產學研，其實從順序來講應該是學研產，從學校到研發到產業化。但是從一個研究員或者千人研究來講到產業化是有非常長的路要走的，尤其生物醫藥有生物醫藥特性，從試驗研發數據到專利，再到從實驗室技術產品化，臨床，再推向市場是很漫長的過程。我們做的就是從專利開始，這個技術怎麼專利化，怎麼把它在專利成為產品之前的轉化，我們會投入非常多。
張自然：最後請每一位在座的嘉賓用幾句話來對中國自主創新藥和國際接軌寄予行業發展。
陳洪：中國人很勤勞，希望中國未來能跟美國一樣，能開發出更多新藥。
Sijme Zeilemaker：中國非常棒，一步一個腳印可以走得成功，我今天是第一次來中國談生物醫藥的故事，但是肯定不是最後一次。
托馬斯·蘇德霍夫：我覺得中國推進非常快，生物、藥物、還有臨床研究，另外就是企業的發展都是非常迅猛的，讓人瞠目結舌，但是同時我也相信中國需要意識到非常重要的一件事情就是需要與西方進行合作，搭建一個合作伙伴關係。讓我們能夠更好的進行信息以及樣本的交流，這是非常重要的。
Heinz Lubenau：我有一個朋友他在中國取得了成功，我問他你的成功秘訣是什麼？他說就是執行力，中國的執行力非常強，所以中國肯定會成功。
俞逢佳：我覺得中國的醫藥產業毫無疑問在全球都有舉足輕重的地位，我相信中國的醫藥產業在受到產業和金融驅動情況下肯定會越來越好。
張自然：謝謝各位嘉賓的良好祝福。我想在不久的將來中國自主藥國際化過程會更快，謝謝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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