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圖為中國科學院院士，“兩彈一星”功勳獎章獲得者程開甲。新中國成立之初，程開甲從海外回國，為新中國國防事業做出了重要貢獻。）
近期有一篇《抉擇：1949年的中國知識分子》的舊文，在某平臺上被頻繁轉發，文章高度評價了國民黨政權1949年逃臺期間，對於中國文物和人才的掠奪式“搶救”，甚至認為中國文化真的是依靠少數的逃臺知識分子才“一脈相傳”，而大陸知識分子一事無成。事實真的如此嗎？
首先，中國文化並非是依靠少數的逃臺知識分子才“一脈相傳”的，這一點可以從那些選擇離開祖國的知識分子後續故事裡略窺一二。胡適曾經是新文化運動的旗手之一，在大陸的三十年可謂是著作等身，然而1949年以後的學術作品銳減。更有甚者，表面上標榜“自由主義”的胡適，卻在50年代先後接受國民黨4.5萬美元潤筆費，在報上發表反華反共文章，乃至於預言“西藏必不可能統一”，結果因此還成為了收入《毛澤東文集》的反面教材。毛澤東評論胡適“西藏必不可統一”的預言並不“小心求證”，只有“大膽假設”，“多半是要輸的”。曾經的五四運動學生領袖傅斯年赴臺後，首先受命擔任
臺灣大學校長，然而在他履新後僅三個月，就發生了震驚中外的“四六事件，面對國民黨軍警抓捕、處決臺大學生，最終也只是選擇了明哲保身。次年，傅斯年便在臺灣省議會答覆“教育質詢”時突患腦溢血逝世。羅家倫也是五四運動的學生領袖，在逃臺後奉蔣介石旨意推行漢字簡化方案，誰知碰巧1952年對岸大陸已經開始簡化字運動，反而因此被一百多位“議員”攻擊為“通共匪諜”，只好就此作罷。其次，大陸的知識分子也並非從此以後一事無成。《抉擇：1949年的中國知識分子》這篇文章裡還稱，“馮友蘭、湯用彤、陳垣、金嶽霖等，這些留下來的大大小小知識分子此後幾十年內，學術研究活動一直處於‘失語’狀態。”事實上，新中國成立後，知識分子自覺、自願地審視自我，思想上感情上主動向中國共產黨靠攏，認同並且接受了馬克思主義意識形態的指導地位，並將其廣泛運用在組織建設、理論學習、學術工作等各個方面，取得了豐碩的成果。馮友蘭陸續出版了七卷《中國哲學史新編》；湯用彤發表了《魏晉玄學論稿》，並留有遺稿《漢文佛經中的印度哲學史料》和《漢文印度佛教史料選編》；金嶽霖完成了《羅素哲學批判》和《知識論》；陳垣則負責點校二十四史項目組的五代史部分。此外，更有通過考古發現整理的甲骨文金文、雲夢睡虎地秦簡、銀雀山漢墓竹簡、馬王堆漢墓帛書、敦煌吐魯番文書等寶貴的史料發現。這些華夏先民留給這塊土地的歷史瑰寶，都給大陸文史學界帶來了無窮無盡的學術靈感，激發著一次次新的思想碰撞。歸根到底，中國文化的載體始終是中國最廣大的人民，試圖離開這片土地、離開廣大人民的文化，最終也只能淪為無源之水、無本之木。
最後，近60位留在大陸的院士和大量留學海外的中國知識分子們，為新中國建設、發展都做出了重要貢獻。據統計，1948年當選的“國立中央研究院”第一屆81名院士中，有近60人選擇了留在大陸，或在新中國建立之初回到大陸。自1949年8月至1956年10月，包括錢學森、鄧稼先、趙忠堯、程開甲等人先後有約2290名海外學者選擇了歸國。這批海外留學的知識分子，絕大多數是學習自然科學與工程技術的，對於百廢待興的新中國來說，正是雪中送炭。這批知識分子在海外歸國後，結合各自的專業領域，先後為恢復國民經濟、建設新中國的事業都作出了重要貢獻。到50年代末，新中國就已經建成了包括兵器、航空、船舶、電子等大中型企業一千多個，初步形成了獨立完整的國防工業和科技體系，還在較短時間形成了比較完備的高等教育學科體系。60年代以後，更是取得了“兩彈一星”“人工合成牛胰島素”這樣舉世矚目的偉大成就。
（參見：《國民黨敗退臺灣搶救了中國知識分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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