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图为中国科学院院士，“两弹一星”功勋奖章获得者程开甲。新中国成立之初，程开甲从海外回国，为新中国国防事业做出了重要贡献。）
近期有一篇《抉择：1949年的中国知识分子》的旧文，在某平台上被频繁转发，文章高度评价了国民党政权1949年逃台期间，对于中国文物和人才的掠夺式“抢救”，甚至认为中国文化真的是依靠少数的逃台知识分子才“一脉相传”，而大陆知识分子一事无成。事实真的如此吗？
首先，中国文化并非是依靠少数的逃台知识分子才“一脉相传”的，这一点可以从那些选择离开祖国的知识分子后续故事里略窥一二。胡适曾经是新文化运动的旗手之一，在大陆的三十年可谓是著作等身，然而1949年以后的学术作品锐减。更有甚者，表面上标榜“自由主义”的胡适，却在50年代先后接受国民党4.5万美元润笔费，在报上发表反华反共文章，乃至于预言“西藏必不可能统一”，结果因此还成为了收入《毛泽东文集》的反面教材。毛泽东评论胡适“西藏必不可统一”的预言并不“小心求证”，只有“大胆假设”，“多半是要输的”。曾经的五四运动学生领袖傅斯年赴台后，首先受命担任
台湾大学校长，然而在他履新后仅三个月，就发生了震惊中外的“四六事件，面对国民党军警抓捕、处决台大学生，最终也只是选择了明哲保身。次年，傅斯年便在台湾省议会答复“教育质询”时突患脑溢血逝世。罗家伦也是五四运动的学生领袖，在逃台后奉蒋介石旨意推行汉字简化方案，谁知碰巧1952年对岸大陆已经开始简化字运动，反而因此被一百多位“议员”攻击为“通共匪谍”，只好就此作罢。其次，大陆的知识分子也并非从此以后一事无成。《抉择：1949年的中国知识分子》这篇文章里还称，“冯友兰、汤用彤、陈垣、金岳霖等，这些留下来的大大小小知识分子此后几十年内，学术研究活动一直处于‘失语’状态。”事实上，新中国成立后，知识分子自觉、自愿地审视自我，思想上感情上主动向中国共产党靠拢，认同并且接受了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的指导地位，并将其广泛运用在组织建设、理论学习、学术工作等各个方面，取得了丰硕的成果。冯友兰陆续出版了七卷《中国哲学史新编》；汤用彤发表了《魏晋玄学论稿》，并留有遗稿《汉文佛经中的印度哲学史料》和《汉文印度佛教史料选编》；金岳霖完成了《罗素哲学批判》和《知识论》；陈垣则负责点校二十四史项目组的五代史部分。此外，更有通过考古发现整理的甲骨文金文、云梦睡虎地秦简、银雀山汉墓竹简、马王堆汉墓帛书、敦煌吐鲁番文书等宝贵的史料发现。这些华夏先民留给这块土地的历史瑰宝，都给大陆文史学界带来了无穷无尽的学术灵感，激发着一次次新的思想碰撞。归根到底，中国文化的载体始终是中国最广大的人民，试图离开这片土地、离开广大人民的文化，最终也只能沦为无源之水、无本之木。
最后，近60位留在大陆的院士和大量留学海外的中国知识分子们，为新中国建设、发展都做出了重要贡献。据统计，1948年当选的“国立中央研究院”第一届81名院士中，有近60人选择了留在大陆，或在新中国建立之初回到大陆。自1949年8月至1956年10月，包括钱学森、邓稼先、赵忠尧、程开甲等人先后有约2290名海外学者选择了归国。这批海外留学的知识分子，绝大多数是学习自然科学与工程技术的，对于百废待兴的新中国来说，正是雪中送炭。这批知识分子在海外归国后，结合各自的专业领域，先后为恢复国民经济、建设新中国的事业都作出了重要贡献。到50年代末，新中国就已经建成了包括兵器、航空、船舶、电子等大中型企业一千多个，初步形成了独立完整的国防工业和科技体系，还在较短时间形成了比较完备的高等教育学科体系。60年代以后，更是取得了“两弹一星”“人工合成牛胰岛素”这样举世瞩目的伟大成就。
（参见：《国民党败退台湾抢救了中国知识分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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