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党史博览】中国工农红军陕甘游击队的建立
中国工农红军陕甘游击队的建立
一、西北反帝同盟军的整训与三嘉原事件
1932年1月12日，西北反帝同盟军由柴桥子开赴正宁县的三嘉原。抵达三嘉原后，部队一边发动群众，一边开始进行整训。
1月20日，中共陕西省委发出《关于陕甘边境游击队指示信》，要求西北反帝同盟军“应加紧政治上、组织上、技术上的各种工作，坚决执行游击战争的任务。游击战争区域和方向应以关中道的三水、淳化、富平、三原、长武等为主要方向，因为这些地方党与群众是有相当的基础，尤其是在三原、富平一带，是农民斗争最高涨的区域”，“将来必须和这区域的农民斗争配合起来”。指示信要求部队要发展群众斗争，组织群众；扩大苏维埃运动的影响；加强部队的教育，改变部队现有成分；加紧附近白军中的士兵工作，必须选择部队中勇敢积极，认识比较好的群众，派遣打入附近的军队中去。指示信还特别提出：“健全党的组织，转变党的成份，树立铁的纪律”，“支部中的铁的纪律亦必须建立起来，尤其是在成份不好的部队内更为重要。必须分配每个同志以具体工作，团委与支部书记经常检査，如果消极怠工，不执行党的决议时加以毫不客气的自我批评；如果教育再不能改正时，即严格的加以组织上的制裁，把党内的异己分子逐渐淘汰出去”。根据省委的安排，省委军委书记高维翰来到西北反帝同盟军驻地三嘉原，传达省委关于部队立即改编为红军游击队、执行游击战争纲领、开辟苏维埃区域的指示。
整训期间，部队开办了有30多名班、排长参加的干部训练班。中共队委会通过加强政治学习，对指战员进行反帝爱国教育、阶级教育和纪律教育。通过整训，两支游击队的关系有了一定的改善。但是，在整训过程中，部队几位主要领导人在如何进一步加强部队整顿，部队行动方向，在何处开辟苏区及“官兵月薪一律10元”等问题上发生了意见分歧。
2月6日，是农历壬申年春节。这一天，中共同盟军队委会以贯彻陕西省委反右倾主义、反调和倾向指示的名义秘密召开会议。部队主要领导人和队委会委员刘志丹没有被通知参加会议。会议决定清洗“内部不纯分子”。会后，中共队委会立即召开反帝同盟军全体指战员大会。总指挥、中共队委会书记谢子长首先讲话，强调要加强部队纪律，对部队违反纪律的行为进行严厉批评。谢子长讲话刚一结束，第一支队突然将第二支队包围，当场打死了第二支队第一大队大队长赵连璧和第三大队副大队长谷聚山等四人，白冠武被打伤。第一支队随之强行收缴了包括刘志丹在内的第二支队指战员的枪械。这就是“三嘉原事件”。
赵连璧被打死后第二天，第二支队第二大队大队长杨培盛以二三十块现大洋，一头毛驴的代价，被打发离开了部队。第二支队第三大队大队长贾生财当时正外出搞枪支，听说此事后，就远走他处。2月8日，第一支队支队长师储杰率领旧部离开部队，投奔了杨虎城的部队。
三嘉原事件是陕甘革命根据地和陕甘红军创建史上一个影响深远的重大事件，曾在陕甘地区广大干部中引起了广泛的争议。50多年后，中共中央办公厅于1985年5月21日批转了冯文彬、宋时轮《关于西北红军历史问题座谈会的报告》，其中对三嘉原事件做出结论性意见：“队伍成分不纯，作风、纪律不好，按照党的建军原则进行整顿是必要的。但是，在一般情况下，采取一部分人缴另一部人枪的办法，特别是在刘、谢两位领导人没有取得一致意见的情况下，采取缴枪的办法，甚至还打死了人，不论是谁的决定，都是不对的，更不能说是完全正确的。好在这支队伍中许多同志以大局为重，始终坚持革命，为西北革命和红军的发展，作出了重要贡献，刘志丹同志是其中的杰出代表。”三嘉原事件的深刻教训，值得永远记取。
二、建立中国工农红军陕甘游击队总指挥部
中共陕西省委在1932年1月20日发出《关于陕甘边境游击队指示信》后，又进一步就游击队的组织等问题做出“实际工作布置”，其中包括：（一）“省委调大批军事的政治的干部到部队中去，建立党的领导骨干”。（二）“建立军队中的政治工作，设立政治委员会、政治指导员，树立党的领导骨干”。（三）“名义现在暂是陕西游击队。经过改造与整理后，即改为‘中国红军陕西游击队’”。（四）“党的组织方面，成立游击指委为最高指导机关，队委书记省委已指定由杰夫同志去担任，其余的吸收士兵同志、政治工作同志担任。队委以下以中队为中心，组织支部，暂时可成立一两个支部”。（五）“对地方党部工作，省委已派一个比较得力同志负责地方党部书记。加强当地群众工作，以与这游击队的任务配合”。
根据陕西省委的指示精神，2月12日，中国工农红军陕甘游击队在正宁县三嘉原细嘴子广场举行了隆重的授旗典礼。正宁县和旬邑县的数千群众抬着猪、羊，吹着唢呐，前来祝贺。
陕甘游击队大会成立旧址
在改编誓师大会上，高维翰代表中共陕西省委宣布陕甘游击队组成建制和总指挥部及各大队军政领导干部的任命：总指挥谢子长，副总指挥刘志丹，政治委员高维翰，参谋长杨重远，政治部主任黄子文。陕甘游击队下辖三个大队，一个警卫大队和一个骑兵队。第一大队大队长阎红彦，政委高岗；第二大队大队长吴岱峰，政委由杨重远兼任；第三大队大队长雷恩钧，政委陈玉清；警卫大队大队长白锡林，政委胡廷俊；骑兵队队长强龙光，副队长杨琪，政委杨森。全队共400余人，300余支枪。命令宣布后，中共旬邑特支书记第五伯昌将绣有镰刀斧头图案的军旗授予部队。总指挥谢子长和中共陕西省委代表荣子卿先后发表了讲话。
陕甘游击队总指挥部组建后，又成立了中共陕甘游击队队委会，书记高维翰，委员谢子长、杨重远、阎红彦、吴岱峰、雷恩钧、陈玉清、白锡林、胡廷俊等。
陕甘游击队成立后，刘志丹前往西安，向中共陕西省委汇报工作。2月28日，中共陕西省委发出《为拥护中国红军陕甘游击队告工农兵及一切劳苦民众书》，指出：红军陕甘游击队的“官长和士兵都是穷人或穷人的子弟，因为不出捐款，分配食粮，抗租、抗税、抗债与政府豪绅地主等斗争；因为他们受不住国民党政府以及豪绅地主的压迫，所以就把自己武装起来，要打倒现在的反动统治”。号召工农兵及一切劳苦民众
“团结起来，为自己切身利益而斗争，拥护红军陕甘游击队，反对‘围剿’陕甘游击队”。陕甘游击队的成立，是陕甘革命根据地和陕甘红军创建史上十分重要的历史性事件，也标志着中国共产党人在陕甘边界地区创建的革命武装，第一次正式打出了中国工农红军的旗帜。
三、攻占职田镇与阳坡头战斗
陕甘游击队成立后，即将仅有民团驻守的旬邑县职田镇作为进攻的首要目标。当天晚上，陕甘游击队将职田镇包围，于次日凌晨攻克，捣毁了区公所，并捕杀了职田民团团长。随后，游击队将职田原附近的主要豪绅全部逮捕，并处决了其中罪大恶极的唐碧武等劣绅。
职田镇旧址
2月14日，是正月初九，恰逢职田镇集日。游击队在职田召开群众大会。根据游击队同年3月给陕西省委的《工作报告》所述：“在大会上推选了三个农民主席，参加大会者有四五百人。议事日程，第一，宣布本军的任务，解释红军是什么？红军的任务是什么？第二，宣布解散区公所，向民团开火，区公所及民团一切账项焚毁；第三，焚毁一切账债契约，将所被逮捕豪绅的账债契约，当场焚毁；第四，进行分粮。”
陕甘游击队攻占职田镇，引起了国民党地方当局的极大恐慌。国民党陕西当局调集驻防旬邑县城的陕西省政府警卫团第三营樊谅承部及旬邑、彬县、淳化三县民团，共1000余人，向职田镇扑来。
陕西省政府警卫团中建有中共秘密组织，共产党员、该团团长张汉民曾担任中共第四军支书记和中共三原县委军委委员。西北反帝同盟军成立后，张汉民曾秘密向部队运送过枪支弹药和医药用品。在警卫团第三营任第七连连长的共产党员李明轩派人将敌人的进攻计划向陕甘游击队做了秘密通报。
谢子长在2月14日接到李明轩送来的情报后，于当天黄昏率陕甘游击队撤出职田镇，前往职田镇以东10公里的阳坡头村设伏，以迎击来敌。
阳坡头革命旧址
当天晚上，国民党进剿部队进入职田镇扑空后，又于第二天拂晓向阳坡头方向开进。上午时分，敌人先头部队进至阳坡头村西的涝池畔。这时，隐蔽在涝池畔和村中的游击队员一齐开火，其中的两挺轻机枪猛烈扫射，打得敌人晕头转向。李明轩乘机调转马头，大喊：“红军火力太猛了，快跑！”敌军士兵紧随其后，争相逃命。顿时，队伍大乱。陕甘游击队骑兵大队乘势追击，将敌军打得溃不成军。此役共歼敌300余人，缴枪150余支。
阳坡头战斗胜利后，陕甘游击队于2月16日重返职田镇。在职田镇，陕甘游击队对被俘的五六十名官兵和阵亡官兵进行区别处理。据陕甘游击队在同年3月给陕西省委的报告中汇报：“俘虏中愿意留者在此做事，不愿者随同伤兵回去。留部队者仅七人，其他一律送回，由士兵委员会开会慰问欢送。用士兵委员会的名义买各种礼物同宣言传单一并给。阵亡的白军士兵都用大车送至旬邑，留部队的士兵弟兄当日晚召集士兵委员联席会欢迎。”
阳坡头战斗大获全胜，陕甘游击队以三人负伤的代价，取得了歼敌300余人的重大胜利。首战告捷，极大地振奋了全体指战员的士气。这一战斗的胜利以及战后对被俘和阵亡官兵的妥善处理，也有力地揭穿了国民党当局散布的“红军残杀俘虏”的谎言，扩大了陕甘游击队的政治影响。
四、转战同官，袭击照金
阳坡头战斗胜利后，陕甘游击队在旬邑县职田镇进行了短暂的休整。在此期间，总指挥部召开会议，对下一阶段的军事行动方向进行了部署。总指挥部分析了敌人态势，“估计敌人必然要调大军来”，“所以决定趁敌人的兵力未来集中以前，先向土桥（原）、清水原一带游击，然后直冲淳化向三原发展”。
2月19日，陕甘游击队离开职田镇，渡过马栏河，向南运动。部队到达清水原后，根据政治部主任黄子文的建议，决定经耀县柳林一带，向三原方向发展。
2月20日是农历元宵节，陕甘游击队在前往香山途中，路经耀县西北的照金镇。当天晚上，陕甘游击队乘照金镇闹社火、当地民团毫无戒备之机，突然袭击照金镇，将民团击溃，缴枪30余支。随后，陕甘游击队来到香山。
2月21日，中共陕甘游击队队委会在香山召开会议，研究部队的行动方向。鉴于陕西省地方当局调集重兵，在富平、同官、耀县、淳化、旬邑、彬县等地民团武装配合下，全力向陕甘游击队进攻的严峻局面，会议认为如贯彻中共陕西省委原定的关于部队南下三原、富平创建根据地的指示，很难取得突破口，难以实现预定目标。为避实就虚，会议决定向敌人力量相对薄弱的同官、宜君、中部一带运动，开展游击战争。
随后，陕甘游击队向北行动，来到同官县的衣食村。这里有一处煤矿。因春节刚过，留矿工人仅二三十人。游击队为发动煤矿工人，提出了“反对炭捐摊派，工人自己组织炭井”的口号，但由于矿工人数少而没有取得实际效果。陕甘游击队随即向瑶曲开进，在此接收了数名煤矿工人加入游击队。游击队到达瑶曲的当晚，得到情报说，耀县等地民团300余人集结于柳树村。游击队当即赶赴柳树村，与民团激战半日，击溃了庙湾民团。
击溃庙湾民团之后，陕甘游击队调头北上，进逼宜君县焦坪镇，进入陕北军阀陆军第八十六师师长井岳秀的防区。焦坪镇由该师左协中团一个连和当地民团驻守。陕甘游击队向焦坪镇发起进攻，迅速将当地民团和驻军击溃。在当地党组织的有力配合下，陕甘游击队发动群众开展了打土豪、分粮食的斗争。游击队还在焦坪张贴了告陕北农民与井岳秀部队士兵书。之后，陕甘游击队离开焦坪，在宜君县西北的艾蒿窑，与前来进攻的左协中团一个营展开激战。战斗中，陕甘游击队总指挥部被进攻的敌军逼近。在此紧急关头，游击队童子班的战士们英勇反击，打退了敌军的进攻。谢子长随即指挥部队反击，使总指挥部转危为安。在战后举行的军人庆功大会上，谢子长宣布将童子班改编为“中国工农红军陕甘游击队少年先锋队”，并任命王有富为队长。
艾蒿窑战斗共缴获枪支20余支，俘虏了包括一名连长和一名排长在内的七名俘虏。在对俘虏进行教育后，游击队将俘虏全部释放。
艾蒿窑战斗胜利后，陕甘游击队挥师西进，于3月上旬进入中部县西部的上畛子地区。上畛子西连子午岭，与甘肃正宁、宁县一带接壤，山大沟深，森林茂密，是一处进可攻、退可守的战略要地。陕甘游击队在此进行了一周左右的休整。
上畛子革命旧址
陕甘游击队进入上畛子地区进行休整期间，中共陕西省委就陕甘游击队的行动连续做出决议和指示。
陕西省委在3月6日做出的《关于红军陕甘游击队决议》中指出：“红军游击队目前在政治上犯了许多严重的错误，执行了右倾机会主义的路线。”决议指出：“游击队要执行自己的任务，必须加紧两条路线的斗争，拼命的与右倾机会主义、‘左’倾立三路线、口是心非的两面派做坚决斗争。”决议认为：
“右倾机会主义，实是目前最严重的敌人，必须集中火力去反对。”第二天，中共陕西省委又做出《关于红军游击队新胜利与冲破敌人“围剿”的主要策略决议》。决议肯定了陕甘游击队先后取得两次胜利的积极影响，分析了国民党当局调动重兵“围剿”游击队的严峻形势。决议提出：“在这个形势下面，党的迫切任务无疑的是加强游击队领导，进行彻底的改造，尽量领导和开展群众斗争，把广泛的群众斗争，组织和汇合起来，开展游击战争，这样去冲破敌人‘围剿’，建立新苏区。”决议要求：“游击队必须坚决执行省委对游击队的决议，进行彻底改造，加强游击队在政治上与战斗上的力量。”
3月8日，中共陕西省委发布《陕西游击战争的行动纲领》。纲领规定游击战争的任务是扩大红军和苏维埃的影响，摧毁豪绅在乡村的一切政权，实行土地革命，建立苏维埃政权；游击队要努力建立自己的根据地，加强政治教育工作，实行严格的组织纪律。
3月中旬，陕甘游击队翻越子午岭，回师甘肃正宁县柴桥子村。在成立仅一个多月的时间里，陕甘游击队主动出击，连续作战，给敌人以重大打击，并且在战斗中不断发展壮大。
閱讀更多 榆林黨史 的文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