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類文明史就是一部與病毒不斷鬥爭的歷史。抗擊新冠病毒成為世界歷史發展的一個分水嶺，對國際政治格局產生深遠影響。
這次疫情過後，公共衛生變量會和氣候變化等一樣成為當代社會生產生活中的常量，深入影響全球化邏輯。
同時，全球政黨意識形態嬗變，國際規則可能改寫。《世界是平的》一書的作者、美國經濟學家托馬斯·弗裡德曼稱這次全球抗疫將是劃時代的，全球將面對新冠之前（Before Corona）的世界與新冠之後（After Corona）的世界。“在今後的日子裡，我們需要調整我們（重自由、輕秩序）的文化結構。”這是對自詡代表自由民主的資本主義制度的巨大諷刺。
美國國務院負責亞太事務的前任助理國務卿坎貝爾和耶魯大學中國中心的高級研究員多西稱，美國作為超級大國70年靠的不僅僅是財富和實力，更靠的是其絕無僅有的三大法寶——國內卓有成效的治理、提供全球公共物品和引領世界各國應對危機的能力和意願。
文章指出，美國正在經歷對自己的“三大優勢”的又一次考核，目前的成績是不及格。如果說1956年的蘇伊士運河危機暴露了大英帝國的無能為力並使其丟失了超級大國的資格，這次抗疫或許會成為美國的“蘇伊士運河時刻”。
疫情演變為全球公共衛生大危機，從某種程度上可以說是百年未有之大變局的一種映射。越來越多的人認識到，人類命運共同體是因應百年未有之大變局的唯一正確選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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