于琴堂（1932年3月26日—2012年12月28日）先生是我县著名的教育家，他为官清廉，性情耿直，坚持原则，不谋私利，堪称典范。他博览群书，通晓古今，知识渊博，在文史方面造诣很深，在文化教育界享有很高的声誉。
于琴堂先生在党政机关曾任县委宣传部理论教员、中心干事、县报编辑、县广播站负责人、县革委政工组宣传组长、党校常务副校长、县政协主席等职。在文化教育部门，曾任小学教员，县一中教员、教导主任，县文教局局长，县教育局局长，安阳二师党委书记等职。
于琴堂先生对党和人民忠诚奉献，勇于开拓，勇于创新，实事求是，在长垣留下了许多佳话。现辑录二三，以重现于先生的风范。
一
于琴堂先生曾两进文教局，一次是在“文化大革命”期间，一次是在粉碎“四人帮”之后，前一次是长垣教育上灾难深重之时，后一次是长垣教育百废待兴之际，他以非凡的魄力和胆略，逆流而上，大胆进行了改革创新，为长垣教育事业打下了百年基业。
1972年4月，于琴堂先生主政文教局。经过“文化大革命”的“战斗洗礼”，我县教育战线满目疮痍，教学质量下降到了极点，在全县人民的期待之下，他新官上任，烧了“三把火”：
一是采取考试的办法，转正招收小学教师。“文化大革命”期间，招收教师都是采取推荐的办法，废除了考试，根本无法保证质量。他上任之初，恰逢开展“转正招收教师”这项工作，他决定废除推荐制，采取考试的办法。他亲自把关，组织人出了语文、算术、常识三张卷，抽调人员监考、评卷，按分数从高到低查分录取，全县共录取了几十名小学教师，从而保证了教育质量。
二是恢复长垣一中。县一中在1969年被解散，那时办学自由化，一个公社就有几处高中。面对当时高中办学普遍开花，办学条件极差，师资力量严重不足，教育质量根本无法保证的严峻局面，他果断决定，整顿高中办学秩序，撤销城关、张寨、魏庄、满村、樊相五所五七高中，将师资力量合并到一中校园，恢复长垣一中建制，重新配备一中领导班子。这是在长垣教育史上具有里程碑意义的大事，充分显示出他的远见卓识。
三是大胆恢复高中招生的文化考试。1973年春，通过一中招生，按文化成绩，择优录取七个班，这是“文化大革命”以来的第一次高中招生考试，立即在全县引起了极大的反响，引发了读书学文化的热潮。
于琴堂先生振兴长垣教育的三大举措，后来被称为“教育回潮”，受到了批判，随后，他被调出文教局。
1976年10月“四人帮”被粉碎，“文化大革命”也随之结束。1977年1月，于琴堂先生重回教育战线，被任命为文教局党组书记、局长。
“四人帮”推行极“左”的一套东西，对教育破坏极大，危害极重，教育战线成了“文化大革命”的重灾区。于琴堂重新主政长垣教育之后，经过认真的调查研究，又烧了“三把火”：
一是亲自起草了《关于整顿民办代理教师的工作意见》，在1977年6、7、8月份，对全县民办代理教师进行了整顿。由于十年内乱，搞乱了教师队伍，村一级随意增加和更换民办教师，当时的局领导又按人情、按关系，吸收了几百名代课教师，这些人多数水平差，不胜任教学工作，还有一些角刺人物，搞乱了教学秩序。于琴堂先生坚定地认为要办好学校，提高教学质量，必须整顿好教师队伍。
这次整顿实行了考核和文化考试相结合，通过严格把关，果断清退了不称职的民办代理教师，清除了一批角刺人物，使长垣教育拨乱反正，扭转了教育工作积重难返的局面。
事隔两年，安阳地区教育局在全地区进行民办教师整顿，介绍了长垣县整顿民办教师、代理教师的经验。
1981年春天，河南省教育厅召开整顿民办教师，代理教师会议、于琴堂先生代表长垣县在会上介绍了民师、代教整顿的经验。
二是在全省最早抓了中小学布局调整工作：针对乡村盲目办学，教学质量严重下降的状况，于琴堂先生经过调查研究，于1997年秋后起草了《长垣县中小学布局调整的意见》，在全县开展了学校布局调整工作。
由于“文化大革命”和“四人帮”的干扰破坏，当时不顾人力、财力和师资状况，流行“上高中不出社，上初中不出队”的办学方法，盲目发展中学，社社办高中，队队办初中，甚至大队办高中，全县办高中五十多处，初中办了二百多处。教学质量严重下降，挂高中牌子是初中水平，初中毕业生是小学文化程度，初中生不会写信，小学毕业摘不了文盲帽。学生有文凭没水平，有学历没知识。到1978年底，中小学布局调整完成，此次整顿取消了队办高中，将50处高中调整为8处。将200处初中调为50处联办初中。形成了“县管高中，乡管初中，行政村管小学”的教育格局。
学校布局不合理是全国教育战线普遍存在的突出问题。但是上级没有安排调整学校布局工作，长垣却这样干了。由此，遭到了安阳地区科教办负责同志和省教育厅的发难，于琴堂先生顶着压力，硬是完成了此项工作。
两年之后，教育部下发文件，在全国调整中小学布局。安阳地区教育局立即召开会议，推广长垣的经验，省教育厅专门请于琴堂先生参于修改全省调整中小学布局的有关文件，并责令《河南教育》杂志发表了《长垣县教育局关于调整中小学布局的经验》，并在全省推广。
三是在全省最早创办了重点初中。在调整学校布局工作中，于琴堂了解到各个学校师资不配套，师资资源使用极不合理，他随后提出了集中财力办好公社初中的建议，提出了一年投资，同年建设，同一年招生，三年完成的任务目标。此办法一提出，全县十五个公社均同意投资建校。从1978年开始，到1980年社社都完成了建校任务，每处均为六个班规模，在全社调配较强的教师，面向全社招收学生。1980年9月4日《人民日报》以《长垣县教育局集中资金首先办好重点中学》为题，报道了长垣创办重点初中的经验。
二
于琴堂先生无私无畏，敢于说实话，说真话，不怕得罪权贵，具有中国知识分子的风骨。
1972年2月间，省委在郑州召开全省教育工作会议，传达《全国教育工作会议》精神，主要内容是张春桥一手炮制的《全国教育工作会议纪要》。《纪要》否定了建国十七年来的教育工作，作出了“两个估计”即“文化大革命”前十七年教育战线是资产阶级专了无产阶级的政，是“黑线专政”，知识分子的大多数世界观基本是资产阶级的，是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到会的同志对“两个估计”纷纷表示“不理解”“想不通”。讨论时，他首先站出来发言，抨击“两个估计”。而长垣带队领导马上进行回击，双方互不相让，开了二十天会，辩了二十天。这个县领导恼羞成怒，回县贯彻会议精神，干脆不让其参加会议。
1977年秋天，魏庄公社西杨庄发生了一起教师不堪大队支书毒打污辱、自杀身亡的严重事件。于琴堂先生听说后立即赶到现场，当看到从井里捞出的尸体浑身是伤，青一块紫一块时，他泪流满面。于先生十分气愤地对在场的人们说：“这不是自杀是他杀，理由是村里井这么多，为什么在支书门前跳井?这一定是找支书讲理，又遭毒打，然后推到井里了。”当时公社当权者私定按自杀处理。于琴堂先生说，这是把教师不当人，“四人帮”粉碎了，教师还这样被一些人，尤其是当政的看不起，并一再迫害。作为主政教育的他，必须纠正这种做法。在他仗义执言坚持下，后来袒护这个支书的公社领导，不得不去县里作检讨。但这个公社领导住在县招待所检查，探望的人很多，都提着礼物。于琴堂先生声言，要通知全县各公社学校派代表，开一个声讨式的追悼会。这时公社不得不将犯罪嫌疑人送到公安局去审问。当时分管教育的县领导责备他：“这样谁还当支书？”于琴堂先生说：“不这样，谁还当教师?”这预示着在县里难以解决问题。于是他将问题反映到安阳地区主抓教育的副书记那里，经核实，判犯罪嫌疑人7年徒刑，为这个小学教师洗刷了耻辱。
1977年12月8日至10日，我县按照国家的统一安排，组织了“文化大革命”后的首次高考，全县考生达5300人。当时按上级要求，凡是进入录取线的考生都要进行政审。
在当时距离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还有整整一年的时间，“两个凡是”还没有被推翻，社会上一说到政审，首先想到的还是阶级成分，家庭出身、家庭主要成员、重要的社会关系及本人在“文化大革命”中的派别等等这些充满极“左”色彩的标准。
于琴堂先生明确指示：所有上线考生的政审等级，除有刑事犯罪记录或有刑事犯罪行为正在被公安部门调查的以外，其他的一般都要定为一等，有上述两种情况的，一律由公安部门出具证明。
经审查，我县上线考生的政审等级全部按一等上报。结果受到了上级招生部门的充分肯定。后来不少县在这个问题上受到了批评，搞了返工，原因是他们将多数考生的政审等级报成了二等。我县则排除了极“左”路线的干扰，做到了在分数面前人人平等。这件事充分显示出于琴堂先生的远见卓识、气魄、胆略和对党的教育事业的忠诚与执着。
三
于琴堂先生是尊师重教的典范。在工作中，他特别喜欢和教师交流沟通，教师有啥也特别喜欢向他诉说。他把星期天当作教师接待日，他说星期天老师不上课有时间。因为他侧重于高中教育，所以高中教师更是他的座上客。当时各高中的教师，他几乎都叫得出名字，对教学情况也了如指掌。教师和他谈生活、谈思想、谈教学、谈工作，非常和谐。他宽容，能容犯过错的教师；他慧眼，能用好别人用不好的教师。有的在初中任教屈才了，他就把他调到高中，有的在那个学校有潜力发挥不出来，他就把其调到一中，结果这些老师都把才能发挥到了极致，成了教学的中坚。有的教师有领导才能，还被委以重任。
有一位他非常敬重的师范语文老师王子政，1956年在安阳肃反中并没有多大问题，却跳井自杀了。1978年于琴堂先生专门拨款给王子政的儿子，让他搬回他父亲的尸骨。此事温暖了许多老教师的心。
二中高中语文教师宋圣选因病去世了，他的儿子和孙子都不在了，平时是一个侄孙伺候他。听说宋老师去世的消息，于琴堂先生立即到现场，参与筹备殡葬事宜。追悼会那天，他又动员了很多人参加，并亲自致悼词。
一中教导主任杨绍震，1957年“反右”时，被划为“右派”。1978年平反复职，工资不高，生活上有困难，每年春节期间，于琴堂先生都到他家慰问，送去几百元救济款。
1979年，上级分给教育局两个干部自然减员指标，明确规定转正两名民办教师或代教。他与局里的同志都有当民办教师的亲戚，在他的带头下，教育局的领导和同志不搞特殊，不谋私利，局里不留一个指标，让一中魏继武、韩正举两位老师转了正。
县委、县政府两次专门拨给县教育局自行车145辆，于琴堂先生坚持一辆不留，全部分给学校老师。
于琴堂先生是长垣历史上最优秀的教育家，是人民的好公仆，他为长垣的教育事业作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历史永远会记住于琴堂的名字。
录自宋广民主编《长垣文史》中州古籍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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