可以預見的是，在接下來一段時間，當各國疫情逐漸平息之時，輿論上當然會出現更多涉及中外言論爭議的事件，國內也會出現更多的“方方”或“圓圓”，被我們視為敵對。
那麼，就在這些事情發生之前，在尚可平心靜氣之時，讓我們來談論一下這個情感的核心——“愛國”。
類似方方這種事爭執的難處就在於，雙方沒人認為自己是憑藉利益在開口發聲，不僅如此，恐怕雙方都認為自己是憑藉最純粹的正義在開口。
一般這種衝突最難取得調和與共識，也正是在這樣的問題上，我們認為人與人無法溝通，共識難尋，開始呼喚純粹的權力或暴力。
也呼喚一個無可辯駁的標準——愛國。
所以一定有人會主張，何不擱置爭議，求同存異，我們還是“歲月靜好”一下，更加個人主義地關注一下個體成長，心靈安寧的事兒？
我同意，在形如科學到底是不是中立，絕對正義是否存在這樣空泛的大話題上，很多時候都可以擱置爭議，求同存異。但面對實際的衝突和傷害，卻不能如此。
例如你不幸被人汙衊陷害，但你的朋友們為了他們之間的友誼和平靜，對你的事情擱置爭議，求同存異。恐怕你也不會願意吧。
所以還請諸位原諒我在這件事上的糾纏，因為“愛國”這件事不僅僅是一種表達或坐而論道，更多的時候，這件事關乎基於互聯網的，對人實際的傷害。
01.
因懼怕而愛
當我說我們要談談“愛國”的時候，你的第一反應是什麼？有沒有覺得有點“危險”或“敏感”，覺得這個問題不好放到檯面上明說。
我當然也有感覺，這是我第一個想提示的。每到大事的時機，各路明星紛紛出場表態，對國家山盟海誓。
其中絕大部分的人，我想我們都知道，“愛國”的漂亮話是言不由衷的，那是一種“紀律”，這個態不得不表，如果不做，就會有麻煩。
公共人物可以犯各種錯誤，興許都情有可原，但若是犯了“不愛國”的錯誤，就觸碰了紅線。因此這裡涉及話題的“危險感”，正是這種氣氛的結果。我們都明白這種氣氛之重乃不是因為“道理”的沉重，而是“權力”的沉重。
因此，“愛國”首先不因為其“道理”成為一個底限公共倫理，實際上是因為“權力”成為了底限公共紀律。
作為希望捍衛“愛國”的人，可能會覺得有權力在背後撐腰是件好事，但其實不然。
這隻會讓愛國這件事變得特別沒勁，導致其實每個人都必須將自己的言行論證為“愛國”，每個人都在變著法兒地論證什麼是“真愛國”。
例如我們都聽說過，批評國家才是真愛國，並每次拿魯迅出來做例子，在美國也有披露稜鏡門的斯諾登才是真正愛國者的論調。但荒謬的是，其反面，例如美國實行信息監控的法案，其名字也是“愛國者法案”。
那些希望讓人閉嘴的，就說實際貢獻才是真愛國，你要對社會沒貢獻，不管持有什麼觀點，都最好閉嘴。
大家紛紛以自己的行為定義著“愛國”，斥責對方的行為是“假愛國”。
“愛國”成了個空符號，任何人都把自己的言行裝在這個符號裡。
到了這種情況，我們不過是“因懼怕而愛”，紛紛自證自己遵守紀律，這就特別沒意思。諸位不如在這裡放下這種“紀律性”和“愛國”的神聖不可觸碰。
我們今天來談談，到底為何愛國？
02.
經濟愛國主義
我今天一點不想引用各種政治家思想家對於“愛國主義”的批判名言警句，這些大家看過太多次了，如果這些名言警句有教化作用，我們早就不用在這裡爭論了。我們就耐心地，從小的道理和共識開始。
一種功利主義的說法是，在當今的全球政治圖景中，國家是利益的單元，因此維護國家的利益，就是維護個人的利益，因而每個人都應當愛國。
這個邏輯當然不是純粹的臆想。鼓吹此種邏輯的人最愛舉的例子就是“美元霸權”，而且作為國際結算貨幣，美國從中大大獲益，這件事也確實存在。
在二戰後，國際貨幣基金組織建立的過程中，英國著名的愛國經濟學家凱恩斯，確實為遏制美元作為單一結算貨幣，維護英國在戰前的利益格局而奮力努力過。要這麼看，凱恩斯是真愛國主義者，這倒也是實話。
在1933年，這位愛國經濟學家也在大蕭條中提出了“國家自足（national self-sufficiency）”的理念，這是一種信貸消費愛國主義，如果我們相信以下的條件（今天很多人相信）：1. 國家是最實質的利益單元 2. 國際間貿易的實質是一種壓榨 3. 這個處境不可改變
那麼我們每個人就該以最充分的方式放棄自己遠期的經濟謀劃，充分貸款消費，以實現自給自足的國內市場，這才是真正的愛國，我們該這麼做嗎？
不管我們現在如何想，當時的人，聽了凱恩斯的，而且不僅是英國人。
就在凱恩斯提出這個理念的1933年，希特勒上臺，德國的軍國凱恩斯主義開始；羅斯福也在1933年就任美國總統，凱恩斯主義的“羅斯福新政”開始。
各國紛紛開動印鈔機，“拉動內需”，構建國內市場，擴展殖民地與半殖民地，壯大“國內市場”的範圍。
六年後，二戰爆發。
我一點不想將凱恩斯描繪為一個狹隘的愚人。
二戰後，凱恩斯可說是率先反思自己的封閉經濟政策，並意識到建立全球經濟和金融的依存，是遏止因為經濟而發生戰爭的唯一途徑；並提出了激進的全球統一貨幣政策，雖然在佈雷頓森林體系中流產。但凱恩斯也是這套戰後秩序的奠基人，並在這個過程中勞累過度心臟病發身亡。
這套全球化市場秩序，以國家而論，我國可說是最大的受益國之一。到今天，我們對貿易的依存度也遠高於美國和日本。
如果真有“經濟愛國主義”，維持全球經濟依存，繼續擴大市場，搞得所有國家都和和睦睦，才是最符合“經濟愛國主義”之主張的。與國外劍拔弩張，互相仇視，在這個邏輯下其實是很難理解的。
當然在某種敘事中，我們確實是最大的全球化的維護者，邪惡的外國們才在破壞全球化，是他們作惡在先，所以我們不得不反擊，這有什麼問題？
即便這些是真的，那說明，除了維護“國家經濟利益”外，在一些情況下，為了“國格”反擊，是要高於“國家經濟利益”的。
即使與經濟利益相悖，我們也不惜與國外搞得劍拔弩張，也要“愛國”。
03.
道德愛國主義，復仇愛國主義
如果說愛國就是為了經濟利益，顯得非常自私，確實讓人不舒服，而今日雄姿勃發的愛國者們，確實也都顯得在道德上，更加純粹和正氣凜然。
人對自己所處的共同體當然有偏愛，小到家庭，大到民族、國家，這是很正常的。雖然國際主義聽上去很正當，也是馬克思主義的核心主張，我倒覺得純粹的“國際主義”是很反人性的，我在今天絕對不會用“國際主義”來做駁斥“國家主義”的理由。
從這種樸素的共同體偏愛，上升到一種公共道德，甚至成為一種共同體內的公共責任，也不是沒有道理的。
不管這種“責任”是針對功利的目標，即每個人都有積極為共同體謀福利的責任；或是針對“非功利”的目標，即每個人都有積極維護國家尊嚴的責任，也不是沒有依據的。
這個時候也有一種教條，認為這種對“國家的偏愛”，與普遍道德並不衝突。愛國要維持理性，讓國家間平等尊重，互利互惠，不可“損人利己”。這套話很漂亮，但實際上卻沒什麼說服力，尤其面對今天的局勢。
對今日局勢的表述是，西方對我們因為歷史和意識形態的原因，有刻骨的偏見和仇恨，因此對方頻頻的傷害我們在先，在這個情況之下，我們怎麼做到“平等尊重”？怎麼可能“不損人”呢？
在這個情況下再強調尊重和寬容，怕就要被斥為“聖母白左”了。我管這個叫“復仇愛國主義”的情懷，相信你在近代史語境中不無熟悉。強大的另一面，也充滿著“復仇”的張力。
即便到這裡我還都能承認這有一定的合理性。就像是“於歡刺死辱母者”案，雖然於歡家欠錢不還在先，雖然於歡復仇後自己入獄，更難完成賠償，也無法照顧母親。但是對方的侮辱和傷害真的存在，於歡“損人損己”的報復也是義舉。“報復”是能夠被我們理解為正義行為的。
因此“復仇愛國主義”雖然聽著不好聽，但要問裡面有沒有道德和公正要素，其實也是有的。
04.
復仇興許合理，但為什麼？
到這裡，我們說，如果真有蓄意的傷害，那麼復仇是合乎正義的，即便復仇損人損己。
但實際情況是，“愛國”邏輯到這裡總是話鋒一轉，國外對我們的偏見和傷害，總是對應到國內的某種“裡應外合”。
例如現在國外對我們的汙衊，內合的是本國同胞方方；例如國外現在防疫不利，草菅人命，內合的是“千里投毒”的歸國同胞；例如國外現在掌握話語權，傷害我大國傳統文化，內合的是“崇洋媚外”的張文宏。
在這個“我們被外國傷害著”的春天裡，我看大多數人並沒有真的看過幾篇外國報道，都是基於轉述為中文的挑動情緒的文章；沒有參加網絡出征與外國網民大戰，而是在中文環境中將同胞批駁得狗血淋頭。
這場對外的“復仇愛國主義”完全變成了一場針對同胞的內鬥，變成一場自媒體狂歡的盛宴。
上一篇文章中，我們介紹了一個針對方方極盡“猜忌”之能的自媒體視頻，知乎上對這個媒體有一個高讚的評價：中國的實力呼喚相匹配的國際影響力，但當前能力導致我們走不出去，那就先安內。那麼XXX網完成安內的任務了嗎？完成得非常好。
圖窮匕見，攘外必先安內。
“復仇愛國主義”真的出去發動國際網絡輿論戰的衝動挺小，但是“安內”的衝動倒是很大。
這場國際復仇，最終還是變成了國內的同胞相殘，這是非常遺憾的。
且在這個安內的敘事中，真正的動機被很明顯地摻雜進來。如同上文提到的那個視頻，方方被塑造為曾經在國內壟斷言論話語權的公知後代；被塑造成了誤解與汙衊年輕一代的歷史遺老；被塑造成沒有實質貢獻只會耍嘴皮子的“文科知識分子”；被塑造成了給人亂扣帽子的動亂遺毒。
而張文宏以其年薪，也被塑造成了經濟既得利益者的精英，高高在上對普通民眾生活指手畫腳。
這場名為 “愛國” 的對國際傷害的復仇，最後還是落腳到民眾對公知的復仇，年輕人對老一輩的復仇，理科知識分子對文科知識分子的復仇，普通人對精英的復仇。
所以一再確認“外國是不是罵了中國”的事實，是為了什麼？最終的目的不是為“國際”，還是為“國內”。
這倒巧了，那些變著花樣“愛中國”的外國人們，有幾個人為中國振得了國際聲譽呢？還是他們的受眾基本都是國內的人？
可能“復仇愛國主義”還會辯稱，我們確實現在還不能攘外，但為何不可安內呢？安內的過程，為何不可“為國復仇”和“為民眾復仇”一箭雙鵰呢？
05.
愛國和愛贏
讓部分人嗤之以鼻的“飯圈粉絲文化”，雖然聲勢浩大，且這些飯圈攻伐確實牽動巨大經濟價值，但我們還是認為其不過是數字遊戲，不過是純粹為了贏而不擇手段。
雖然粉絲們都主張，他們的偶像身懷美好品德，例如努力、堅韌或才華等等。但是旁人看來，這些飯圈攻伐還是為了“贏”，而非品格，這就像是一種明顯的常識。
為何可以這樣說？這難道不是我反對的“公共猜忌”嗎？我是不是在猜忌各位愛國者，不是愛國而是愛贏呢？
如果真是愛國，那麼這些批判，不管是攘外還是安內，應當是有共識和實質的。
共識和實質當然不僅僅是對方方的仇恨和一些共同的“語句”。簡單回憶一下，有多少人曾經熱切地轉發了“健康的社會不該只有一種聲音”這個語句呢？現在不同的聲音出來了，從我們的反應上看，當時這個“語句”的統一，後面有統一的共識嗎？
因此回到那個晚上，我們大家藉由這句空洞的話，並沒有達成任何共識。我們總是認為相同或類似的“語句”後，對應著人與人之間對某種觀點的共識。
我們至多達成了一起“贏”的共識，就是當晚的轉發和刷屏似乎已經取得了某種基於“朋友圈景觀”的“精神勝利”。
那批判方方的“愛國”之中，有多少基於國際關係，輿論實質，言論權力邊界的共識嗎？別看大家頭頭是道，要客觀，要謹慎，要全面。這些也都是“贏”的“語句”而已，為了贏得條分縷析，贏得真理在握。
到下次若發生網絡言論的衝突，我們又推翻今天表達的一切。
因此為何安內而不攘外呢？也是因為更容易贏吧，國內的互聯網產品也用產品設計明確的顯示著“贏”。
把我們大家喜歡的評論點贊刷到第一名，不就贏了麼；不喜歡的文章，讓它再打開是個紅色的歎號，不就贏了麼；挖掘黑料，讓對方低頭認錯，讓有關部門介入，不就贏了麼。
因此，“復仇愛國主義”、“攘外安內”，不過是對內之贏的道德旗幟。
在這裡，紀律與倫理的矛盾也解決了。一般而言，一種倫理自律和一種強大的公共紀律總是矛盾的，但在輸贏之中，卻是高度契合。
這種愛國背後的那個“終極紀律”不是倫理的保障，而是“贏”的保障。
尾聲.
怨氣和復仇敘事，最明顯的虛假
當然說到這裡展開了問題，卻什麼也沒解決。提示出“贏”，意識到“贏”的動機，人們就不想贏了麼？
“階級固化”、“貧富差距”、“普通人”，哪個詞彙不是旺盛地提示著人們“不公平”、“受害者”的處境，這些處境哪一個不產生出一種報復性的贏的衝動，想復仇的意志。
近代宏大的復仇敘事，此時恰恰與多數人面對資本主義分配機制的復仇衝動契合。這是近兩年來席捲全球的一切民粹主義政策的拙劣戲法，拙劣但有效。
我們也許都認識這樣的朋友，怨氣很重，深感周圍人對他的排擠或傷害，乃是因為所有人都嫉恨他，他的受害是因為他的能力和高尚。這個敘事可以針對職場，也可以針對親密關係。
我勸你注意這樣的朋友，如果你真的愛這個朋友，我還勸你想辦法提醒他。小到個人，大到國家，這樣的怨氣和敘事都是最明顯的虛假。
可以預見到，在接下來的一段時間，這種所謂“中外爭奪國際話語權”的矛盾還會更加尖銳。
即便“復仇愛國主義”有一點道德上的合理性，也請大家覺察自己“攘外先安內”的想法，覺察自己“贏”的旺盛衝動，並不要繼續維持“愛國”作為一種底線紀律，將這種紀律進一步實施為一種言論和行動的壓迫，別再以“愛國”之名同胞相殘了。
這還沒討論到，損人損己的復仇是我們唯一可做的麼？我們真的是受害者麼（不管個人還是國家層面）？拋開功利、復仇和服從，愛國還意味著什麼呢？
這還沒討論到，總是憎恨具體的人，愛些抽象的大眾；總是攻擊和分化，從未寬容和和解。
這又是什麼“愛”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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