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儒门淡泊、收拾不住
宋朝有一个大学士叫张方平，喜读佛教《楞伽经》，与苏东坡颇为交好。关于儒佛之争，《宗门武库》上记载，王安石曾经与张方平有过一段耐人寻味的对话。
有一次，王安石问张方平：“孔子去世百年后出了孟子，孟子去世则后继无人，即使有，也配不上醇儒二字，你以为如何？”张方平答道：“怎么能说后继无人呢？实际上后来还有超越孔孟的人呢。”
王安石忙问：“是谁？”张方平说：“马祖道一、汾阳无业、雪峰义存、岩头全奯 、丹霞天然、云门文偃。”王安石听张方平说完，一脸茫然，不知何意，这些人明明是禅门的大德啊，跟儒家有何关系！
张方平紧接着说：“儒门淡泊，收拾不住啊！”王安石听后大为叹服，后来还把此话说与张商英听，张商英听后，深以为然，以为至论。
这段对话其实反映的是历史上禅门吸引了大批的优秀人才，导致儒门凋零、人才不继。当时佛法的兴盛可见一斑，究其原因，正统儒家虽于性命之原多有阐述，但与佛家相比，就显得很是单薄。
古代的学子们口读圣贤之书，虽不敢公开质疑，但内心不免有疑，疑而不决之时，恰好遇到佛学，难免不探究一番，以期消除内心之疑。就好像张商英，偶读《维摩诘经》，这一读就与佛法彻底接上了缘。
究其原因，禅门讲不二之法，出世入世亦不二，这就消除了传统上士大夫们排斥佛法消极避世的隐患。
实际上究竟佛法既不贪恋尘世，也不消极避世，关于这一点，《维摩诘经》里面讲处处皆是道场时讲得极好，难怪儒门龙象纷纷“逃禅”。经中有言：
直心是道场，无虚假故；发行是道场，能办事故；深心是道场，增益功德故......一切法是道场，知诸法空故;降魔是道场，不倾动故;三界是道场，无所趣故;师子吼是道场，无所畏故;力、无畏、不共法是道场，无诸过故;三明是道场，无余碍故;一念知一切法是道场，成就一切智故。如是，善男子!菩萨若应诸波罗蜜，教化众生，诸有所作，举足下足，当知皆从道场来，住于佛法矣!
于入世而出世，这与儒家“内圣外王”之道并无矛盾之处。而佛教大藏浩瀚如海，其中珍宝无数，士大夫们乐得探究一番。王安石那首著名的”知世如梦无所求，无所求心普空寂。还似梦中随梦境，成就河沙梦功德“，正是有感于这种空有不二的立场。
众所周知，程朱理学、陆王心学，大多是外儒里佛，甚至有人直言理学与心学其实就是变相的禅宗。当然，多有入佛海采得珍宝之后又排斥佛教的，其中原因比较复杂，这里就不展开了。
二、儒门辟佛
儒门淡泊，收拾不住，是禅宗兴盛以后的事。实际上，从安世高翻译小乘经典、支娄迦谶翻译大乘经典开始，佛法以一个外来文化的身份，逐步融入到中国文化的过程中，经常受到儒道两家的攻击。
在禅宗尚未兴盛之前，儒家与佛家，有时像人的左右手，缺一不可。在世人眼里，一般儒家主入世，佛家主出世。
大体上，一个人事业亨通时走儒家的路子，失意落魄时又退回到佛法里寻求心灵的慰藉。虽然佛家在究竟意义上并非如此，但在很长一段时间内，世人对于佛教的看法大抵是消极避世、不事生产。
甚至到了宋朝邵雍时，邵雍仍然驳斥佛教“弃君臣、父子、夫妇”。近代梁漱溟也是常在佛门儒门之间徘徊不定。
历史典籍里有很多关于佛家与儒道两家斗争的记载。最有名的要数韩愈辟佛。韩愈见宪宗迎佛骨而上《谏迎佛骨表》，差点因此被处死，最后还是大臣们求情才改为贬官发配潮州。
我们今天从《谏迎佛骨表》来看，韩愈排佛，实际上排斥的是形式上的佛教。表中韩愈以梁武帝萧衍举例，梁武帝一生崇佛，竟落得个被软禁而死的下场。韩愈通过这个例子，试图提醒唐宪宗，过分崇信佛教是不务正业，为明君所不为。
其实梁武帝萧衍崇信的佛法还停留在”人天福报“的层次上，这种盲目偏执的信成了迷信，最终并没有给他带来什么好处。
韩愈还说：”夫佛本夷狄之人，与中国言语不通，衣服殊制；口不言先王之法言，身不服先王之法服；不知君臣之义，父子之情。”这里，韩愈指出，佛教文化与中土文化多有不和，特别是佛教废纲常伦理，与儒家势同水火。
实际上韩愈明面排佛，私下却结交佛教僧人、学习佛法。所以本质上，韩愈排斥的还是佛教中的消极避世和一些形式上的东西，对于智慧层面，其实还是很愿意了解一二的。
所以后来很多大家对于韩愈排佛很不以为然，不光是佛家认为韩愈根本不懂佛法，就是儒家内部也是觉得韩愈排佛，根本没有说在点上，有隔靴搔痒之嫌。
后人王夫之 谈及此事时曾说：“韩退之之辟佛也，不测其藏，而驳之也粗，故不足以胜缁流之淫词。”(此处”缁流“指的就是僧众)
由此可见，王夫之认为韩愈反佛反的很没有水平，没说到根上。客观来讲，王夫之对于学术论战的视野比前人高的多。王夫之觉得，佛法虽不足取，但一事不知、儒者之耻，佛法也是一门学问，不“深入虎穴”，怎能一探究竟？
基于这个认识，王夫之专门研究佛教的唯识学，并且取得相当的成就，著有《相宗络索》一书。王夫之带着理性和实证去研究，而不是情绪去研究，在一些地方甚至超出佛学研究者，这一点确实让人钦佩。
譬如，王夫之经常抨击佛教“玩空而丧志”，这一点虽是对佛教的误解，但不可否认，王夫之那个年代，与今天一样，肯定有很多所谓的大乘行者实际上走的是小乘的路子。他还讲学佛之要在于一刀斩断七识命根，很似禅门手段。
儒门、佛门的水乳交融，到了今天更是明显。甚至，儒家在某种程度上更像大乘，而无数大乘信众反而因为一心求解脱被认为走了小乘的路子，其中之文化变迁，仔细琢磨，充满戏剧性。
又比如，王夫之说到“空”时讲道：
言无我者，亦于我而言无我尔。如非有我，更孰从而无我乎？于我而言无我，其为淫遁之词可知。
说到这里，可能有人会觉得王夫之这是玩弄文字游戏，这还真不是。王夫之的这段话确实说到了很多禅门行者的病处。禅门之人经常讲无我，其实不知言“无我”、“有我”皆是“我”的游戏。
就好像我们常说“不立文字”便不再看书学习，不知“立”与“不立”都是“立”，执着于“不立”而废文字，其实是矫情，更是大我慢。
不过王夫之虽于佛法有得，但最终仍然坚持佛教不可取。究其原因，王夫之在一些根本问题上，仍然与佛法有异，比如在对八识的认识上，他曾说：
释氏之所谓六识者，虑也；七识者，志也；八识者，量也；前五识者，小体之官也。呜呼！小体，人禽共者也；虑者，犹禽之所得分者也。人之所以异于禽者，唯志而已矣。不守其志，不充其量，则人何以异于禽哉？而诬之以名曰“染识”，率兽食人，罪奚辞乎！
王夫之这里说的是对是错，本文不作评论，读者自行辨别。虽然儒家之士对佛家经常排斥，然而儒佛的水乳交融乃是历史大势，不以个人意志为转移。在这种亦分亦合的进程中，佛法从一个外来文化逐渐的完成了本土化进程，以至于谈中国文化而不谈佛法，甚是为难。
历史上欧阳修表面排佛，暗里学佛。他在编修《唐书》时，去掉了关于佛教的部分。但缺了佛法的《唐书》肯定是不圆满的，无奈后人又重新编写《新唐书》。
三、佛门摄儒
佛教由于是外来文化，其根本立场肯定是积极的融入到中土文化，所以不存在佛门排斥儒门的现象，即使有，肯定不是主流。
佛教讲求普度众生，故而只要不是毒人慧命的，一般都会包容兼收。但这个包容一般不是“平起平坐”，而是在佛法的大框架里，给儒家安排一个位置。
譬如华严宗五祖，圭峰宗密大师，曾写过一本《原人论》，后人对此褒贬不一，但此书所图宏大，所论甚深，一定程度上可以窥见佛门对于儒门的态度。
在这本书中，宗密讲：
然孔、老、释迦皆是至圣，随时应物设教殊途，内外相资共利群庶。策勤万行，明因果始终；推究万法，彰生起本末。虽皆圣意而有实有权，二教唯权，佛兼权实。策万行，惩恶劝善，同归于治，则三教皆可遵行；推万法，穷理尽性，至于本源，则佛教方为决了。
可见宗密认为，儒道是权，而佛法为实。儒道二教皆为世人所需，于安邦定国有其大用，都应该尊重，但从究竟法来讲，唯有佛法是了义教。
基于这个立场，宗密在《原人论》中将儒门安置在了“人天教”里，人天教的后面还有小乘、大乘等。所谓人天教，实指未出三界，但却可以通过践行善法而“不失人身”或者得升天道，避免堕入三恶道。进一步，人天教也是后面修行小乘、大乘的基础。
后人欧阳竟无对于儒佛之辩，也颇为热心。欧阳竟无是唯识大家，在民国佛学界名气甚大，争议同样也很大。著名的新儒家代表人物熊十力曾师从欧阳竟无，但因在佛学根本认识上有重大差异，最终两人情义断绝。
在谈到儒家孔子时，欧阳竟无曾说：
熟读《中庸》，乃知孔、佛一致，一致于无余涅槃、三智三渐次而已。自孟子外，宋明儒者谁足知孔？唯王阳明“无善无恶心之体、知善知恶是良知”，得有漏心之自证分。而转有漏为无漏，随顺趣向于无余涅槃，何曾梦得；三渐次之后得智，更何足谈？若其余诸儒，一言寂灭寂静，即发生恐怖；恐怖不已，发生禁忌；禁忌不已，大肆谤毁。
可见欧阳竟无认为儒家佛家本质一致，并无境界之别。只是孔门人才凋零，未能真正将儒门发扬广大。
个人认为从究竟层面讲，佛门还是更胜一筹，实非儒家可比。虽然如此，儒门也不是那么好入，大部分人只是文字儒，连边还没摸着。究竟如何，还须读者自行研究实证，一味停留在理论上探讨并无大用。此文仅作参考，若有不对之处，烦请指出，不胜感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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