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1年的暑假，中国观众的电影选择很多。
有作为建党70周年的献礼大片《建党伟业》，6月15日上映，收下4亿多票房。有7月21日上映的科幻动作电影《变形金刚3》，不到一个月的时间，国内票房超过10亿。
还有《白蛇传说》，2.11亿；《画壁》，1.78亿；《孤岛惊魂》9千多万……
唯独有一部国产电影，在那个热闹的夏天，被遗忘了。
7月15日，张猛导演的《钢的琴》上映，前期几乎没有任何宣传，在这两部年度大片的夹击下，鲜有人知，最终卖了400多万的票房，惨淡收场。
在流火的七月，它的票房成绩，化作一股凉风，吹向了张猛、王千源、秦海璐的头顶。
轻轻的走了，正如它轻轻的来。它只跟极少数观众打了个照面，在豆瓣上留下了8.4分的成绩，就匆匆作别。
吴晓波当时在电影院里看了《钢的琴》，空空荡荡的影厅里，算上他，总共四个观众，他们安安静静看完了电影，走出影院后，吴晓波心中生出无限感慨。
回家后，吴晓波写了一篇观后感：《中国工人阶级的忧伤》，关于电影呈现的那个时代的故事，他有很多话想说。
那是上个世纪末，发生在东北——那个曾经的共和国长子，正经历着国企改革的阵痛，无数工厂停工停产、倒闭、改制，两千多万工人下岗失业，东北的上空还飘着工厂烟囱排放出的灰粒，一个失落之城里充满着阴霾的故事……
1.
1975年，张猛出生在辽宁铁岭，父亲张慧中，是著名的喜剧导演，得了父亲做影视的基因。
张慧中的作品大都是反应普通人生活的现实主义作品，耳濡目染，张猛从小也对这类型的故事特别感兴趣，为以后剧本写作方向奠定下了基础，还埋下了一颗做导演的种子。
除此之外，张猛还从小就学画画，学得不错，成了一技之长，后来还考了中央戏剧学院的美术系。虽然不是导演系，但好歹离电影更近了一步。
在学校时，张猛就开始写剧本，给人当枪手，他不缺生活费，写剧本不为赚钱，主要是积累写作经验，提升剧本写作能力，为以后做准备。
从学校毕业后，张猛被分配到辽宁电视台担任舞美设计总监，这份工作在当时是份美差，不过张猛却怎么也打不起精神，这不是他想要的生活。
那段时间，张猛写剧本的功力显现了出来，给赵本山写过的几个小品，最后被搬上了春晚的舞台。《功夫》和《说事儿》不仅火遍全国，还连续获得了2005年和2006年的央视春晚小品类节目一等奖。
赵本山十分赏识这个年轻人，向他抛出了橄榄枝，邀请他去本山传媒当副总。
名利突然滚滚而来，张猛却果断拒绝了这个人人羡慕的机会，同时他还做了一个更重要的决定：告别电视行业，扎进自己最想做的事业中——拍电影。
那时，其实他手里已经有了好几个剧本，但都还处在故事阶段，没有最终打磨成型，《钢的琴》也在其中。
投身导演后，张猛最大的问题是资金，折中考虑之后，他选择了一个人物少、操作性强、制作周期比较短的故事：《耳朵大有福》，作为自己的处女作。
《耳朵大有福》的故事来自于张猛之前拍的一个纪录片，拍了他在铁岭的一个叔叔的一天，所以电影故事是张猛从小最感兴趣的类型，一个普通人的生活。
故事背景设定在了上个世纪末的东北，一个下岗工人在面对社会变革之时，那种无力的挣扎与妥协，同时又很努力讨生活，笨拙又心酸。是一个藏在喜剧背后的悲剧。
而主演范伟，则把草根和底层在那个时代背景下的生活状态，演活演绝了，后来获得了第27届金鸡奖最佳男主角提名。
张猛也凭借《耳朵大有福》，获得了第11届上海国际电影节亚洲新人奖，提名北京大学生电影节最佳处女作奖。
处女作算是打响了，张猛心里也有了底气，第二部电影《钢的琴》终于可以提上日程。
2.
关于电影《钢的琴》故事的初始念头，其实存在张猛脑子里已经很久了。
1999年的某天，24岁的张猛在铁岭评剧团看到了一架木质钢琴，他听人聊天时了解到，这架钢琴是团里人自己做的。那会儿，他就开始构思起了一个关于工人做钢琴的故事。
而90年代末，正是东北经历国企改革，遍地都是下岗工人的时期，迷茫和失落的人在街上漫无目的游荡，或是就在家里呆着。
有人喝酒排解惆怅，有人打麻将消磨时间，有人把美好生活的最后一点希望，寄托在买彩票中大奖上……无数人无望又麻木地蹉跎着岁月。
也有下岗工人们重新集结在一起，买来机床和钢材，开起小作坊，发挥各自所长，重操旧业赚钱糊口。
张猛在铁岭一个钢材市场里就看到了这么一副景象。
于是，他把做钢琴的念头，搬进了这个背景里，诞生了《钢的琴》。
他想用《钢的琴》，记住那个时代。
「一个人在突然失业后面对社会最阵痛的时期，是我一直想拍的，我不想人们把那个时代遗忘掉。」
《钢的琴》剧本完成后，张猛看中了同为东北人的王千源，张猛觉得王千源高、痩、脸上带着颓废和痞气又有点文青气质，正好符合《钢的琴》男主陈桂林的形象。
2009年的深冬，某天半夜两点，张猛带着剧本跑到影视基地找到了王千源，跟他大概讲了电影剧本：
在东北老工业基地下岗的伪文青陈桂林，离了婚，会拉手风琴的他组了个小乐队唱红白事，却一心想把女儿培养成钢琴家。「谁给买钢琴就跟谁」，为将女儿留在身边，陈桂林组织起曾经钢厂的哥们帮他造一架钢的琴。
王千源听了这故事，从里面看到了自己的人生经历。1972年出生在辽宁的王千源，和张猛一样，也是那个时代的亲历者和见证者。
张猛对王千源说:「我最喜欢的就是你了」。
王千源回他:「喜欢个屁啊，你找不着演员，你找我。」
说是这么说，但是王千源确实很喜欢《钢的琴》的剧本，当时就接下来了。
从中戏毕业后，王千源一直在各个剧组奔波，演了不少作品，演技硬，但人就是不火。
而当时，姜伟已经拍过了《不要和陌生人说话》、《潜伏》这些电视剧，他导的剧人人都想上，王千源也是好不容易才等来了这个机会。搞好了，就是名利双收的事。
他的大学同学兼好友周逵觉得不太理解，问他，这种电影有人看吗？为了这个破电影，推掉姜伟的剧，是不是疯了？演男主又能怎么样？演完了能上映吗？上映了能火吗？
但王千源不管这些，他觉得自己身体里有股欲望，这个电影他演定了，谁劝也不好使。
为此，他推了姜伟的电视剧，冒着违约被告的风险，去了《钢的琴》剧组，还拉上了周逵一起。周逵虽然不理解，但还是跟他一起去了。
3.
《钢的琴》的女主，张猛找来了秦海璐。
那一年，秦海璐32岁，同样毕业于中戏，和章子怡、袁泉、梅婷是同班同学。
22岁时，她接到了自己的第一个角色，出演陈果导演的《榴莲飘飘》女主，获得了2000年台湾金马奖的最佳新人奖和最佳女主角。
当初还是导演届新人的张猛，能拉来秦海璐这个影后级别的演员，靠的还是剧本。
秦海璐也是东北人，1978年出生在辽宁，和王千源一样，她也在这个剧本里看到了自己的少年时代。
在东北下岗潮之前，秦海璐的爸爸是放电影的，妈妈是卖阀门的。
刚下岗那会儿，秦海璐的妈妈卖过一段时间的臭鱼烂虾，还卖过旧货。
后来她爸妈一起做生意，总是忙得回不了家，为了解决秦海璐姐妹两的吃饭问题，她妈妈每个星期六都蒸上一大锅包子，一蒸就蒸一个星期的量，她和姐姐就天天在家吃包子。
那段时间的经历，给秦海璐留下了极深的印象。
张猛想用《钢的琴》记住那个时代，秦海璐也想。
就这样，秦海璐成为了剧组里最大牌的演员，也是最有钱的人。
虽然《耳朵大有福》替张猛打响了第一炮，但资金问题仍然是《钢的琴》最大的问题，题材不讨喜，还坚持用胶片拍摄，张猛找投资的时候四处碰壁。
《钢的琴》开拍时，账上只有7万元。
开机前，秦海璐对张猛说：「现在整个剧组最有钱的就是我，如果没钱了就告诉我，不管发生什么事，只有拍完了才有电影。」
果然，才开拍没多久，剧组就没钱了。最穷的时候，账上只有47块钱。
后期制作时，剧组挤在一个破招待所里，为了保存胶片，只能把空调使劲调低放在下面吹，人冻得直哆嗦，而其实这些胶片本来应该存放在不透气的金属盒罐里，放到冷冻仓里的，但没办法，没钱。
刚开始，张猛自己往里垫，一直垫了90多万，实在拿不出更多了。
秦海璐拿了自己的钱，让他把电影拍完，片酬也不要了。
在这种困难的环境下，三个东北人，张猛、王千源、秦海璐终于还是磕磕绊绊完成了电影。没钱发片酬，张猛给王千源打了一欠条。
片子倒是剪完了，宣传又没钱了。
张猛把身上仅剩的180元拿出来，买了两条烟，裹在塑料袋里，去找了同为东北人的崔永元，想让他帮忙宣传电影。
崔永元看完片子后，很喜欢，帮张猛宣传了一波。
4.
电影拍完后，能不能上院线，又成了一个问题。
《钢的琴》拍的是小人物故事，现实主义题材，在当时的电影市场并不受观众认可，发行方强烈建议张猛给电影换个名，增加点「卖相」，还曾在网上向网友征集名字。
网友们发光发热，起了《钢琴总动员》、《变形金刚琴》、《郭德·钢的琴》……各种五花八门的名字。
后来，一些业内人士也纷纷献计，资深影评人图宾根木匠提出叫《钢琴大业》，张小北提议叫《最钢的琴》，宁财神说要不就改成《半价票》。
张猛坚决不同意，并表示不可能改名，最终发行方没有拗过张猛，还是以原名《钢的琴》上映。
2011年7月15日，《钢的琴》终于上映了，如开头所写，市场不买账，只卖了400多万，但看过的人都喜欢，在业内人士中广受好评。
虽然国内不叫座，但《钢的琴》获得了第48届金马奖7项提名。
在2011年的东京电影节上，5位评委把票都投给了王千源，凭借此片，王千源全票当选第23届东京电影节最佳男演员。
在他之前，中国男演员里，只有张艺谋、牛振华、张国荣、朱旭获得过东京影帝。
39岁的王千源，终于要火了。
可惜那一年，因为钓鱼岛事件，这位新晋东京影帝在国内没有受到媒体宣传，荣耀的水花还没听见响，水面就重归平静。
《钢的琴》也没能借上这股力，被更多国内的观众关注到。
几年后，同样是讲述小人物的现实主义电影《无名之辈》，靠着观众口碑逆袭全网，拿下了近8亿票房。
只能说，《钢的琴》这部关于东北人经历时代阵痛和失落的电影，这部真正属于东北的无名之辈的电影，生不逢时。
5.
「咱工人要替国家想，我不下岗谁下岗。」
1999年的春晚，当黄宏在表演小品《打气儿》，用他特色的公鸭嗓向全国人民喊出这句台词时，台下响起了一阵热烈的掌声和笑声。
工人阶级的忧伤，就这么被一句小品台词解构了。
共和国长子的这段灰色记忆，在新世纪之交，早已写下了要被遗忘的结局。
但遗忘的前提是，它应该先被记住。
更何况，那次阵痛如今依旧是东北土地上的一块伤疤，振兴东北的口号逐渐远去，近年来「投资不过山海关」的诅咒，变成了一片笼罩在东北上空的阴云。
这部电影，就是东北无名之辈的现实和理想主义之歌，应该被铭记。
那些衰败和不安的日子里，千千万万的工人承受着拳拳到肉的痛苦，他们的故事应该被更多人了解和关注。
《钢的琴》故事发生地是在辽宁沈阳，这个城市在计划经济时代，在国家大力发展重工业时期，曾经拥有无限荣光，它曾是中国最著名的机械装备业基地。
这里曾有全中国最大的工人居住处，上班在工厂，下班回工厂宿舍，生病了去工厂的医院，孩子上学就去工厂学校，连汽水、冰淇淋也有自家工厂生产，他们的生活被工厂包圆了。
在上个世纪的东北，无数人都以能够进入工厂为荣。
很多家庭，一两代人都在同一个工厂上班，端上了这个铁饭碗，相亲都比普通人更容易。
1996年后，国有企业大面积亏损，加上随之开展的产权改造运动，1500多万工人被迫下岗。
后来，中央政府又提出：三年搞活国有企业，除很少部分有资源垄断优势的大型企业外，数以十万计的企业被关、停、并、转，下岗工人的总量超过了两千万。
根据《中国统计年鉴》数据，1995年到2002年，国有单位职工人数从10955万人，减少到了6924万人。不到十年的时间里，国有单位职工人数减少了超过4000万人，这其中，大部分是因为下岗潮。
当时社会保障体系还没有建立，下岗工人可以拿到一笔钱，用来买断工龄。拿了钱，就得自己出去自谋生路了。
在东北地区，一年的工龄是2000元左右，一个在工厂工作了20年的工人，下岗时大概能拿到4万元左右。
这大概也是《钢的琴》里面王千源饰演的男主陈桂林下岗时能拿到的赔偿金，可能还更少。
两千多万人下岗后，生活没有着落，夫妻矛盾爆发，很多下岗家庭分崩离析。
《钢的琴》电影的第一幕，王千源饰演的男主陈桂林，和他老婆小菊站在废弃的老工业基地里，正在说离婚的事。
陈桂林叼着烟，皱着眉，双手插兜，胸前挂着手风琴，看着前方，跟他老婆说：离婚就是离婚，别扯那些没用的。
他老婆穿着时尚精致，站在破败脏乱的工业基地上，和周围的一切格格不入。
交谈中，他们都没有看过对方，面无表情结束了这场早已名存实亡的婚姻。
和陈桂林不一样，小菊下岗后，找了一个卖假药的商人，迅速踏上了另一列快速向前的列车，从这个颓败的环境中跳了出去，过上了富裕的日子。
而陈桂林借着自己会拉手风琴，拉着旧时的工友，组建了一个小乐队，赶上谁家婚丧嫁娶或是商场搞活动时，就去吹拉弹唱一番，就这样勉强维持生活。
陈桂林和老婆聊完离婚的事后，镜头一转，他和小乐队出现在了葬礼上。
他们身上套着黑色塑料袋站在雨中，正在吹奏一曲俄罗斯经典的送葬歌曲《三套车》。
他们正投入的时候，一个画外音连喊三声停、停、停。
陈桂林上前问怎么了，那人说这歌听着太痛苦了，老人听着这曲子步伐得迈的多沉重啊。
秦海璐饰演的淑娴立马说，行行，知道了，那啥，叫老人加快步伐吧。
陈桂林问她，走那么快去哪儿啊？
「你管他去哪儿呢」
送葬歌曲《三套车》被换成了轻快愉悦的《步步高》，葬礼变得滑稽而荒诞，看着极具讽刺。
步步高？让人搞不懂是在送葬，还是在欢送一个刚考上大学有着光明未来的学子。
这是导演张猛一个别致的安排，他用《三套车》在哀悼一个老人的逝去，而歌词更像是陈桂林们唱给自己的时代之歌。
他们其实同时身处三个葬礼，一个是老人的葬礼，一个是时代的葬礼，还有一个是陈桂林婚姻的葬礼。
《三套车》的节奏太慢，主题太过悲伤和沉重，于是画外音喊停了，在电影里，只有导演才能喊停，所以这个「停」也是张猛对陈桂林们喊的：你们步子得迈得快一点，不能总是沉浸在悲伤和沉痛中，管他去哪儿，一步一步总得往前。
讽刺也藏在这里，下岗工人们的生活被迫喊「停」，然而时代却在快速发展，他们除了在工厂学的手艺，什么也不会。他们能去哪儿呢？没人管你去哪儿，但你停在这里，就注定会被遗留在这个衰败的过去。
6.
当原有的生活秩序被推翻，找到新方向建立起新的秩序之前，陈桂林们迷茫而慌乱地忙活着。
他们努力「解放思想」，想要抓住命运的小尾巴，他们四处寻找活路，奋力生活，秉持着在工厂时的那股劲：有困难要上，没有困难创造困难也要上。
是啊，困难，是生活永恒的命题，但对当时的陈桂林们来说，困难就是生活本身。
下岗后的陈桂林，生活捉襟见肘，凭着小乐队赚的钱，交女儿学钢琴的学费都费劲，更别说当前妻提出要带走女儿，而女儿说谁买钢琴就跟谁时，他的处境有多窘迫和尴尬，他根本就掏不出来这笔钱。
所以，当陈桂林告诉他爸说，他跟小菊离婚了，「她终于过上了梦寐以求的不劳而获的生活。」
语气中带着三分讽刺，三分感慨，三分无奈，也许还有一分羡慕。
为了留住女儿，陈桂林用纸板给女儿做了一个假钢琴，女儿练了几天，不买这份情。
他又想了个办法，去偷，未遂，还连累朋友们进了趟局子。
没辙，那借钱买吧。
谁能借给他呢？谁都没钱借他，朋友们见了他就躲，只有淑娴要塞钱给他，但他不要。
没钱还想有钢琴，那怎么办？造一个。
没有好木材，那就做一个钢的琴。
那些躲他的朋友们又回来了，钱没有，但人有，手艺也有。
电工焊工木工油漆工还有会俄文的老工程师各司其职，就在他们原来的那个铸造厂，热热闹闹开始造钢的琴。
这是属于工人阶级的固执和浪漫，他们过去已经习惯了用自己的双手，锻钢炼铁铸造机械，也习惯了用双手为自己的生活添砖加瓦。
但是，钢的琴能造出来吗？造出来能出声吗？能出声女儿就能留下来吗？
不能。
陈桂林心里其实很清楚，钢的琴留不住女儿，他也给不了女儿幸福生活，至少现在不能。跟着他一起造琴的朋友们也清楚这一点。
与其说这群人聚在一起是为了造琴，倒不如说他们其实是在重温以前的时光，在曾经工作过的工厂里，短暂地逃离现在的生活。
他们在那个已经逝去时代里，做着不合时宜的事，把落伍与过时体现得淋漓尽致。
浪漫又悲哀，可爱又可怜。
制造出来的钢琴，充满着破旧的气息，是一个刚刚诞生就注定要被淘汰的工业品，正如他们心中那份重新燃起而又迅速消亡的理想主义。
《钢的琴》里的陈桂林们，是大时代中的小人物，守着破旧的工厂，希望回到过去，又不得不认清现实，借着酒精释放不安与焦虑后，最后还是要挥手与过去告别，继续前行。
造钢琴，就当做他们纪念青春缅怀过去，为自己和我们表演的一次行为艺术吧。
一切都会过去，象征着过去的那两根巨大的烟囱，最后也会倒下，就在工人们的注视中，被定向爆破，让往哪儿倒就往哪儿倒。
7.
《钢的琴》包裹的故事内核，再怎么悲伤和阴郁，到底还是藏在黑色幽默式的喜剧之中，但真正的现实，比电影沉重太多。
在曾经著名的铁西区，下岗潮席卷而来时，很多工人家庭全家都下岗了。
境况好一些的，可以另谋出路，比如做个小买卖、支个小摊，或者收拾行囊远走家乡，去南方打工……
而另一些，则滑落到了阳光都照不见的阴暗里。
在看不见希望的日子里，每当暮色降临时，在洗浴场外面，总能看到男人骑着破旧的自行车，把女人驼到这里。停下，女人入内，男人转身把车停好，又走到不远处，蹲下，和一堆已经聚集在那里的男人们一根一根抽着闷烟。
当烟蒂聚起小山堆，午夜来临时，女人们就出来了。男人们散开，取车，再载上自己的女人，又悄无声息地离开。
这群男人被沈阳当地人称之为「忍者神龟」，因为他们的女人，是去做皮肉生意的。
还有一些下岗女工，为了赚钱维持生计，想方设法去到国外，但做的是同样的工作。
电影《下海》，就记录了东北90年代下岗潮中，女主为了谋生到巴黎「站街」的故事。
生活拷打着每一个下岗家庭，不是每个人都能挺过去。
在双职工下岗的家庭里，一开始，夫妻两还能相互扶持和鼓励，但时间长了，日子没有起色，还日渐清贫，一地鸡毛随时都可能变成压死骆驼的最后一根稻草。
有这么一个真实的故事。
读中学的儿子回家，说学校开运动会，老师要求要穿运动鞋，向家里要钱，但家里实在拿不出。
吃饭时，男人一杯一杯接着喝闷酒，女人看着越发窝火，开口抱怨。
男人越是一言不发，女人越是喋喋不休。
终于，男人放下了筷子，默默朝阳台走去，就这么往下一跃，没了。
比起来，《钢的琴》所呈现的故事，比现实要浪漫得多，也柔和了许多。
张猛选择了一个温柔的切口，讲述了一个悲情的喜剧，以此缅怀那个时代，也是在提醒我们，时代的伤痕也许会愈合，但不能被遗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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