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新冠肺炎疫情的影響下，中國經濟出現了少有的負增長的情況。經濟增速的放緩正帶來一系列問題，其中壓力最大的當屬就業問題。實際上，從最近政治局會議的情況來看，對經濟形勢的變化和未來的趨勢都有了新的認識，對經濟工作也有了調整。會議強調了“六穩”任務的實現需要“六保”，即保居民就業、保基本民生、保市場主體、保糧食能源安全、保產業鏈供應鏈穩定、保基層運轉。中央“保就業”放在“六保”任務的首位，反映出問題的嚴重性和任務的艱鉅性。同時，中國就業問題非常複雜，不僅包括城鎮人口的就業、高校畢業生的就業，還有城市化發展背景下廣大的農民工的就業。對這種複雜形勢下的就業問題更需要有充分的估計和統籌的安排。
如果從國家統計局的數據來看，中國城鎮就業情況仍屬穩定。但中國在城市化發展中就業問題的複雜性意味著整體就業形勢非常嚴峻。一季度就業數據顯示，三月份調查失業率5.9%，比二月份的6.2%有所下降。但是，它並沒有統計非規範就業以及非城市就業人群。而這些流動人群的就業實際上是受此次疫情衝擊最嚴重的。中國有2.9億名農民工，其中1.7億人外出務工。國家統計局最新數據顯示，2月末，外出務工農村勞動力總量12251萬人，與正常水平相比，疫情之下仍有數千萬的農民工就業還沒有實現。此外，今年高校畢業生以874萬人的規模創歷史新高。統計局的人士承認，隨著經濟下行壓力加大，包括農村外出務工人員和高校畢業生在內的重點群體就業壓力較大。
同時，在疫情全球擴散的情況下，全球產業鏈的停產和需求的減少，將給中國經濟帶來“二次衝擊”。目前很多已經復工的企業正面臨需求減少、甚至沒有訂單的情況。這種情況還會造成對外依存度比較高的企業出現二次停工，從而導致大面積二次失業的情況。北京大學光華管理學院教授盧海的研究顯示，大部分行業的招聘需求在第二季度逐漸恢復，但出口導向比重高的行業會持續疲軟。他估計，第一季度出口導向製造業的職位數同比下降比例為26%，如果沒有政策干預和支持，該類企業的勞動力需求在下一季度或將下降37%。可以預期的是，2020年第二季度，由於國外企業受到疫情更多的影響，進口占比需求更高行業可能受到更大的影響。這種失業實際上不同於城鎮人口的失業，更多的是返城農民工的異地失業，對其生活將帶來巨大的影響。甚至可能出現社會危機。
實際上，“六保”之中，保居民就業、保基本民生、保市場主體三項任務是互相影響的，保民生與保就業、保增長具有一致性。企業倒閉、員工失業都會導致民生問題的惡化，而保就業的基礎更在於保企業、保崗位，中小微企業的企穩和復甦是穩就業的前提。中國人民大學副校長劉元春認為，從一季度的數據來看，疫情對農村居民收入的衝擊遠遠大於城市居民收入的衝擊，農民工收入的衝擊、小業主的衝擊遠遠大於其他階層的衝擊。在這種情況下，增加對中小企業的政策支持實際上對於就業和民生壓力的緩解都有積極作用。
那麼，在今年的特殊形勢下，保就業、保基本民生、保市場主體具有極為重要的意義，核心是圍繞人。為了實現這一目標，在政策上必須瞄準焦點，加大力度來進行支持。對此，安邦諮詢的建議是，必須抓住兩個重點：一是出臺消費政策，使積極的財政政策聚焦於不同層次的居民消費，對低收入者，是保生存的基本消費；對中等收入者，是以刺激政策擴大消費。二是對小微企業實行減免租金費用、定期免稅等政策，用一定期限內的大力度減免來保證小微企業活著，同時要求其僱傭員工，靜待疫情後的經濟復甦。
從保就業的角度來看，即使實現就業水平與去年相當，仍有巨大的壓力。實際上，實現“保就業”的任務更離不開經濟的恢復和增長。劉元春認為，如果實行“保就業”，就需要一定的經濟增長來支持。根據他的測算，中國GDP每增長一個百分點，所帶來的就業大約為200萬人，但是GDP每少增長一個百分點，所帶來的失業接近400萬人。因此如果經濟從過去常態化的水平回落至一季度的-6.8%，將會導致四五千萬人的失業問題。劉元春認為，按照就業彈性測算，如果保證今年城鎮新增就業在1100萬左右，GDP增速就要達到5.5%；如果保證就業規模較去年不下降，那麼至少要保證4.5%左右的GDP增速水平。為此，按照劉元春的測算，為了填補今年GDP增速回落的空間，需要實施規模為4-7萬億的財政擴張計劃。
就安邦諮詢（ANBOUND）的研究人員看來，目前疫情對經濟衝擊的影響無論從範圍上和深度上都超出預期，不能從一般的逆週期調節的角度來考慮包括就業政策在內的各種宏觀政策的應對，更應該從危機處理的方面考慮一攬子的特殊政策。這樣才能實現“六保”，完成今年經濟社會發展目標。
最終分析結論（FINAL ANALYSIS CONCLUSION）：
在城市化發展過程中，中國的就業形勢比較複雜，保就業的難度更大。因此，需要充分考慮到這種複雜性和由此引發的一系列經濟、社會風險。這不僅需要一般的逆週期調節，更需要應對經濟社會危機的特殊政策才能實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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