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冠病毒不僅感染人類，它還在“感染”全球化。
最近，擔心疫情引發產業鏈遷出中國的聲音越來越多。美國白宮國家經濟委員會主任拉里·庫德洛（Larry Kudlow）在接受Fox商業頻道採訪時表示，美國政府應允許公司抵扣包括從中國遷出在內的全部資本支出成本，因為美國政府正在尋找辦法來振興經濟。
另據彭博社報道，日本經濟產業省於近期推出了約22億美元的資金，集中用於鼓勵提高日本本土的生產製造能力，並試圖將具有製造生產能力的產業從中國遷出，回到本土或者遷至東南亞發展。
新冠疫情凸顯了很多跨國公司對供應鏈缺乏足夠了解，這一點與2008年次貸危機很像。當疫情爆發，供應鏈中斷的情況一級一級開始傳導時，人們才猛然醒悟，原來全球貿易已經變得如此複雜和相互聯繫，一個地方的危機可以快速傳導到其它地方。
民族主義者和鷹派人士正在大力鼓吹製造業自給自足。美國白宮貿易顧問彼得·納瓦羅（Peter Navarro）表示，美國對中國的關鍵醫療用品和藥品的依賴是一個“警鐘”。
縱觀歷史，兩次世界大戰曾使自由貿易搖搖欲墜。衝突過後貿易回升，直到1929年美國股市大崩盤，以鄰為壑的關稅造成另一次劇烈收縮。之後又回升，直到2008年金融危機破壞了人們對全球化的信心。新冠疫情無疑又是新的巨大變量，疫情後的世界會怎樣？
Key Takeaways：
- “美國政府為企業迴流買單”是誤傳，迴流費用抵扣稅是可能的；
- 日本鼓勵企業遷出中國，主要基於降低供應鏈對單一節點集中依賴的風險，供應鏈分散化在未來可能造成小幅遷出；
- 短期不會有實質性的“產業鏈大規模遷出中國”，因為全球經濟衰退導致企業投資意願下降，此時現金為王。並且中國在復工中展現的管理能力遠勝於其他新興市場；
- 製造業一直在以過高的效率運作，而沒有考慮地震、流行病和其他災難帶來的風險，普遍採取的“準時生產製”（加快半成品流轉、零庫存）是造成供應鏈中斷的核心原因；
- 疫情後對於製造業，可能採取類似於金融危機後，政府強制要求銀行保持大量流動資產以防遭遇擠兌的舉措，要求關鍵行業的企業保持零部件最低庫存；
- 貿易問題政治化是難以預測的最大變量。
1
全球化的喪鐘正在敲響？
如今我們的世界是高度連接的，這個供應鏈將工廠跨越國界和海洋連接起來，使生產成品的工廠能夠從世界各地採購零部件和原材料。
但新冠病毒播下了讓全球供應鏈混亂的種子。中國是世界工廠，疫情後各國民粹主義抬頭，供應鏈震盪令很多反全球化人士鼓吹“遷出中國”。
全球都依賴於中國生產。例如3M的N95口罩有三分之二是在亞洲製造的，其中很大一部分在中國；全球絕大多數抗炎藥布洛芬是在中國製造的；意大利進口的血液稀釋劑有近四分之三來自中國；日本進口的抗生素有60%來自中國，德國、意大利和法國進口的抗生素有40%來自中國；武漢光谷的重要公司長飛光纖光纜（6869.HK），生產了全球55%的光纖光纜材料；印度和日本的製造商有60%的進口電子元器件來自中國，美國製造商則大約有一半……
當上遊供應商無法供貨，下游生產商也無法開工，整個製造業都處於暫時停擺狀態。上個月，全球第五大汽車製造商現代汽車（Hyundai）的韓國工廠停產，原因是中國製造的零部件短缺；由於越南一家生產遊戲機的工廠無法從中國獲得關鍵零部件，任天堂（Nintendo）推遲了遊戲機新產品Switch投放美國和歐洲市場的時間。
美國鷹派人士密蘇里州共和黨參議員喬什·霍利（Josh Hawley）發佈了一份備忘錄，建議將要求製造商開始使用更多來自國內供應商的材料，並向製造商提供投資補貼，以鼓勵他們將生產遷回美國。他說：“我們需要讓美國工人能借著這個機會一舉崛起。”
全球蔓延的疫情讓民族主義抬頭，加重了反全球化情（圖片來自unsplash）
福耀玻璃創始人曹德旺也表達了擔憂：“在疫情後，各國都想建立獨立完整的產業鏈，全球產業鏈會被簡化。疫情後全球產業鏈會減少對中國的依賴，我們一定要警惕全球產業鏈去中國化。”
不過，在新冠疫情之前，跨國交易就已經出現了問題。根據路透社的數據，去年跨國併購交易量下降了約25%，而總體併購交易僅下降了3%。自2015年後，全球貿易量就出現了下降趨勢。自特朗普入主白宮以來，保護主義變得更加公開。
疫情爆發後，醫療用品貿易限制的擴散速度，幾乎和病毒擴散一樣快，這給民族主義者遞上了新彈藥。據《全球貿易警報》（Global Trade Alert）統計，自今年年初以來，已有50多個政府對醫療用品實行了出口限制。德國停止向瑞士出口24萬個口罩；法國暫停履行向英國衛生部門提供數百萬個口罩的合同；印度是非專利藥物的主要生產國，也對一系列醫療用品和藥物實行出口限制；歐盟生產了全球一半的呼吸機，也限制了其出口。
面對這一問題，美國另一位鷹派人士佛羅里達州共和黨參議員馬可·盧比奧（Marco Rubio）則表示：“現在到了這樣一個時刻，作為一個國家，我們必須問自己，你必須保留哪些關鍵商品的生產能力，即便無法得到最具效率的結果。”
當經濟增長減弱時，貿易保護主義往往就會增加。特別是在疫情影響下，美國國內的就業形勢不容樂觀，連續三週申請失業金的人數約1680萬人。白宮國家經濟委員會主任拉里·庫德洛（Larry Kudlow）所提議的振興經濟辦法，就是讓製造業迴流美國，“可以將回流支出100%直接費用化（immediate expensing），包括廠房、設備、知識產權結構、裝修等。”
不過這並不等於“美國政府為企業迴流埋單”，而是把這些因為迴流造成的費用抵扣稅，通過幫助企業減少稅負來實現。並且由於美國是聯邦制，“由政府為企業迴流埋單”在操作層面上並不容易。
拋開政治因素，如果站在企業角度來看，要想讓供應鏈跨過太平洋，這可不是一件簡單的事情。將供應鏈搬回美國意味著巨大的資本支出，包括建立新工廠，而那些依靠中國低廉勞動力和土地成本的利潤，都將因此而抵消，這是跨國大公司（例如蘋果）和華爾街最不願意看到的事情。
摩根士丹利（Morgan Stanley）與眾多跨國企業決策者們交流後認為，疫情危機其實會放慢貿易戰以來產業鏈的搬遷趨勢，而非加快。
摩根士丹利給出了兩大理由：
一、搬遷意味著新投資，但全球衰退陰霾導致無人願投。經此一疫，歐美經濟估計需要兩年才能恢復原有的元氣，中國以外的拉美、東歐、東南亞新興市場不乏薄弱環節，易被疫情、匯率、債務三殺成多米諾骨牌，因此跨國企業未來一段時間的重中之重是保留現金、減少投資，而非新資本開支。調研發現，原本一些公司在疫情前打算在中國以外投資設新廠，或者在其本國加大自動化投入，這些意向當前紛紛被延期。
二、以TMT產業鏈為例，全球龍頭企業幾乎都認為，中國在復工中展現的管理能力，進一步驗證了它相對於其他新興市場的製造業優勢。在封城之後僅僅兩個月內，疫情受控，生產能力幾乎滿血復活，不論是紅黃綠碼技術應用，還是體溫、口罩、食堂隔斷等公共衛生管理，以及員工的配合度，都遠勝於其他潛在搬遷目的地如東南亞，後者目前正經歷更坎坷的生產停擺供應脫臼。
曹德旺也認為，疫情後在短期內，各個國家很難構造出獨立的產業鏈和工業體系，全球產業鏈也難以在短期內發生逆轉性的變化。在過去的幾十年中，歐美一直實行去工業的政策，大力發展虛擬經濟，很多產業已經斷代。如果要重新恢復製造業，形成獨立的產業鏈體系，有很大的難度，例如缺投資人和勞動力。歐美工會制度的存在，客觀上也阻礙了製造業的發展。
至於疫情之後的世界會怎麼樣，如今大家都在揣測，但疫情促使跨國公司在下一階段都更重視數字基建，例如雲服務、IoT、遠程等。中國正好公佈了在5G、數據中心、IoT等數字基建上加速的新政，而中國製造業在下一階段的優勢將從人力、土地成本轉向商業基礎設施優勢，這可能會使中國製造業得到加強而非削弱。
2
全球供應鏈中斷的陣痛
其實源自過度追求高效率
日本對於“產業鏈遷出中國”的態度最為務實，它所代表的趨勢可能是疫情後各國的主流選擇。
日本基於供應鏈風險分散的原則，推出了約22億美元的扶持資金，企業可自願選擇把一部分產業搬出中國，並不限制去向，迴流日本或去東南亞都可。
從經濟上看，新冠病毒與福島核事故所造成的危害有共同之處，這種危險源自供應鏈地域高度集中，並且採取準時生產製（Just-in-time manufacturing），而不是國際供應鏈本身。
之所以會有全球價值鏈，這個鏈條的設計是為了使效率和利潤最大化，每個國家有各自的優勢產業，再互相貿易。隨著勞動分工越來越細，一個產品的生產鏈條越來越長，而對於那些高度複雜的產品（例如汽車），準時生產製應運而生，這個系統要求每個環節嚴格按照時間工作：在所需要的時刻，按所需要的數量，生產所需要的產品。
例如工廠在需要零部件時去網上下訂單，依靠全球運輸網絡，按照與生產同步的時間表交貨。這個系統加快了半成品流轉，企業不需要儲備大量零部件，庫存最小化，但它需要及時的運輸。
準時生產製週轉率高，存貨少，非常高效，但依賴及時的全球運輸，在災害面前非常脆弱。（圖片來自unsplash）
在2011年東日本大地震（福島核事故）中，許多微芯片的下層供應商聚集在震區附近，而當時的全球微芯片供應鏈依賴於此。例如底特律的汽車製造商因此受到影響，因為他們從日本一家公司採購的微芯片無法按時到貨，並且缺乏其他供應商替代，汽車生產不得不凍結一段時間。事故過後，許多大公司看到了風險，將部分供應商採購轉移到了臺灣。
值得注意的是，這些大公司並沒有因此轉向在自己國內生產芯片，因為這樣做效率太低。相比於在任何單一地點進行全產業鏈生產，全球範圍的本地專業化生產能夠帶來更好的產品，和更低的價格。就像芯片產業鏈那樣，最好的芯片製造設備來自荷蘭，最強大的芯片設計出自美國，最好的代工廠在臺灣。
自然災害是準時生產製的剋星
基於此，全球產業鏈很難與中國脫鉤，也沒有必要與中國脫鉤。但分散供應鏈風險將成為主流選擇，“彈性”將成為新的流行語，一部分產業鏈遷出中國是可能的，以對沖某個生產商或地理區域供應中斷，或是貿易政策變化的風險。
製造業一直在以過高的效率運作，而沒有考慮地震、流行病和其他災難帶來的風險。製造業也應該從2008年雷曼兄弟破產中吸取教訓，就像金融危機後政府強制要求銀行保持大量的流動資產，以防遭遇擠兌，對於關鍵行業的製造業企業，也可以實行類似的規定，要求它們保持關鍵商品的庫存。
當然，這意味著要建立冗餘，放棄以“零庫存為榮”的慣例，成本肯定會上升，但這比民族主義者所鼓吹的“全部在國內生產”要高效得多。
我們可以找到一些製造業回遷發達國家的案例，但那些往往是多方因素促成的結果，比如服裝行業最近出現了“近岸生產”。據路透社報道，李維斯（Levi's）正在部署全自動技術，用激光對牛仔褲進行最後的“磨損”處理。這一需時90秒的工序在最終市場附近完成，過去在低成本國家要用掉一名工人半小時的工時。
但這並不是基於“把工作帶回本國”，而是為了滿足客戶需要，同時因為自動化技術的發展導致人力成本降低。誰是“本國”？大型現代化企業的客戶、員工和股東是遍佈全球的。
3
新冠疫情後的世界會是什麼樣？
全球協作無疑仍將繼續，從計算機到汽車，生產複雜的現代商品需要如此多的協調，對於大規模生產來說，一種純粹本地化的工業形式幾乎不可想象。我們不太可能看到大批美國人坐在工廠裡縫製衣服，或是在生產線旁把電子元器件插在線路板上。
世界貿易組織（WTO）此前預測，今年全球商品貿易額將較2019年下降13%-32%，取決於疫情的控制程度。根據這個預測，疫情對全球貿易的影響可能會超過2008年金融危機，當時全球商品貿易下降了12%。
這場危機證明了未來供應鏈可能被縮短，並且要減少對特定節點的集中依賴。基於供應鏈風險管理的考慮，再疊加政治因素，可能造成部分產業鏈從中國小幅遷出。
但短期內很難完成一下子遷移的舉措，因為此時企業強調儲備現金，全球經濟衰退導致投資意願不足。並且在全球，很難找到一個像中國這樣有巨大本土市場、勤勞工人、先進管理、穩定社會環境和貨幣的國家。
另一個趨勢是對準時生產製的修正，這也是對過於追求效率的改變。在製造過程中，需要增加庫存冗餘以確保更大的彈性，當然這會導致製造成本上升，利潤下降。
而對於那些出於安全考慮的行業，例如醫療、芯片等，各國著手建立更加獨立、完整的產業鏈將是趨勢，反全球化的陰影在所難免。
在完全自給自足和相互依存的兩個極端之間，理應保持多元化的平衡。
References:
1、Bloomberg：Kudlow Says U.S. Should Allow Firms “100% Immediate Expensing”
2、The New York Times：China Hawks in Congress See an Opportunity in Coronavirus；
3、新京報：曹德旺：全球產業鏈短期內不會，也無法和中國脫鉤
4、Barron's：Will The Coronavirus End Globalization
5、Reuters：What happens when globalisation fails？
題圖來自pexels.com，授權基於CC0協議，如有侵權，請聯繫我們處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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