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協和醫院的三位醫生譚銘勳、王文彬、趙志一，曾在1954年共同編寫過一本書
《性的知識》，只有五六萬字，是正規出版物，而學生卻只能偷偷摸摸傳閱。
書中附有男女生殖器器的剖面圖及避孕套用法，而1957年再版時，卻被刪了得乾淨，後徹底被禁止發行，趙志一醫生也被誣陷為“流氓學者”而自殺。
開放如民國時期，被戲謔為“賣春博士”的張競生為編纂《性史》公開向民眾徵稿“精幾時有，月經何時來，曾與若干人交媾，興趣薄厚，次數多少。”頗受歡迎，雖最終難逃被禁宿命。
同為大學教授的魯迅開誠佈公地說，“張先生的偉論，我也很佩服，我若作文，也許這樣說的。但事實怕很難，大約當在二十五世紀。”
一語道盡，當年公開談性之艱難險阻。
由彭昱暢、王大陸、魏大勳主演的聚焦性話題的電影《小小的願望》為了過審，也閹割不少電影情節。比如將“我要破處”改為“我要戀愛”，將“我喜歡胸大的”臺詞刪除。
美其名曰是因為涉及國內觀眾的認知水準問題。可這樣的說辭豈不是可笑？電影本身就是為了去探討性，引發觀眾的對性話題的討論。
而採取如此保守的形式不亞於當年《革命家庭》中，久別重逢的夫妻不是翻雲覆雨而是去剪髮，只沒頭沒尾說了句“很舒服”便匆匆轉鏡，那是對性禁忌年代的一種隱晦表達，什麼時候我們也開始向其靠攏了？
最起碼，如果在中國也有系統的性教育，至少《山楂樹之戀》裡的靜秋不會認為男女躺在一起就會懷孕；《匆匆那年》的方茴不會再沒有保護措施的前提下發生性關係意外懷孕、墮胎；《芳華》中劉峰因為抱了一下姑娘就被安上了一個流氓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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