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协和医院的三位医生谭铭勋、王文彬、赵志一，曾在1954年共同编写过一本书
《性的知识》，只有五六万字，是正规出版物，而学生却只能偷偷摸摸传阅。
书中附有男女生殖器器的剖面图及避孕套用法，而1957年再版时，却被删了得干净，后彻底被禁止发行，赵志一医生也被诬陷为“流氓学者”而自杀。
开放如民国时期，被戏谑为“卖春博士”的张竞生为编纂《性史》公开向民众征稿“精几时有，月经何时来，曾与若干人交媾，兴趣薄厚，次数多少。”颇受欢迎，虽最终难逃被禁宿命。
同为大学教授的鲁迅开诚布公地说，“张先生的伟论，我也很佩服，我若作文，也许这样说的。但事实怕很难，大约当在二十五世纪。”
一语道尽，当年公开谈性之艰难险阻。
由彭昱畅、王大陆、魏大勋主演的聚焦性话题的电影《小小的愿望》为了过审，也阉割不少电影情节。比如将“我要破处”改为“我要恋爱”，将“我喜欢胸大的”台词删除。
美其名曰是因为涉及国内观众的认知水准问题。可这样的说辞岂不是可笑？电影本身就是为了去探讨性，引发观众的对性话题的讨论。
而采取如此保守的形式不亚于当年《革命家庭》中，久别重逢的夫妻不是翻云覆雨而是去剪发，只没头没尾说了句“很舒服”便匆匆转镜，那是对性禁忌年代的一种隐晦表达，什么时候我们也开始向其靠拢了？
最起码，如果在中国也有系统的性教育，至少《山楂树之恋》里的静秋不会认为男女躺在一起就会怀孕；《匆匆那年》的方茴不会再没有保护措施的前提下发生性关系意外怀孕、堕胎；《芳华》中刘峰因为抱了一下姑娘就被安上了一个流氓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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