現代研究心智的哲學家在關於降低人類地位方面並沒有什麼內疚感。美國哲學家丹尼爾·第奈特(Daniel Dennett，生於1942年)認為，所有的精神活動完全是大腦的生理結果，甚至說，人的心智和一臺非常複雜的計算機的“心智”之間並沒有什麼區別。他聲稱，如果我們能製造出一種像人類一樣聰明的計算機，那麼它實際上就像人類一樣聰明。人類和機器的智能之間並沒有什麼區別，我們就像一臺沒有靈魂的機器。
失去你的心智
18世紀，蘇格蘭哲學家大衛·休謨同意伯克利的觀點：我們不能直接體驗物質世界，而只能通過感官來體驗它。但他並沒有否認物質世界的存在，只是讓我們必須相信它的存在，因為我們沒有辦法證實它的存在。休謨甚至說，我們“知道”的一切都是基於自己的感知，因此，我們只不過是一堆感知而已。世上沒有所謂的心靈，所謂的心靈只是我們個人經驗的總和，以及我們與其他人之間的聯繫：
我們可以觀察到，所謂的‘心靈’只不過是一堆不同感知的集合，它們通過一定的關係結合在一起。我們假設這些感知被賦予完美的簡潔特徵和相應的身份，雖然這種假設是錯誤的。
我們習慣的心智不僅是一種感知，而且，那些感知也必然沒有分離出“自我”這種東西。後來，人們認識到感知是身體和心靈與外部世界進行交流的交互界面。在接下來的幾個世紀中，休謨的觀點非常具有影響力，並且他就像行為主義者那樣，也拒絕心智“能被賦予身份”這樣的觀點。
休謨說：“如果沒有感知，我在任何時候都無法抓住我自己，當他一個人因為睡著而讓自己失去感覺時，他也無法感知到自己，而且可以這麼說，自己已經不存在了。在死亡時，當一個人失去了所有感知時，他應該是被徹底消滅了。”
三幽靈再來
大約在休謨試圖去除心靈，只留下自己僅有的“感知束”理論一百年後，德國神經學家、精神分析的創始人西格蒙德·弗洛伊德帶來了“三幽靈”理論。他的理論聽起來非常像柏拉圖描述的戰車御者控制著兩匹任性的馬。
本我、自我和超我
弗洛伊德確定了心靈的三個部分：“本我”“自我”和“超我”。“本我”是最原始的需要驅動的部分，它的能量“力比多”提供了立即滿足需求的驅動力。“自我”是現實世界的聲音，它瞭解本我的驅力，並努力與現實世界協商這種驅力是否能得到滿足，在現實世界的限制範圍內儘可能地滿足本我的需求。如果讓本我獨自行動，它會促使人隨便從街上的某個行人那裡搶一個三明治來充飢。自我意識到這樣的行為很可能會給你帶來麻煩，你可能會被打或者被逮捕，然後送你去買自己的三明治。“超我”則將道德加入了這個組合。所以，與其考慮結果而不去偷三明治，你不如學會因為這件事是錯的而不去做。沒有超我，人就像其他動物一樣(假設動物沒有道德觀念)。這樣，自我就需要協調本我的驅力、外部世界的現實和超我的價值主導三部分的要求。
本我和自我是先天存在的，而超我則以潛在的形式在嬰兒身上存在。孩子會因為做出被社會贊同的行為而獲得獎勵，做出不被社會贊同的行為而被懲罰，超我為其建立起了一套內在的價值觀念。成功的社會化是指只要個體想做或者已經做了被社會贊同的行為，就會感覺很好；如果他們考慮做或者已經做了被詬病的行為，就會感覺不好(內疚、羞愧、尷尬)。
在本我、自我和超我之間難免有張力，因為它們有不同的目標。人們對其自我使用的一種應對機制就是壓抑。如果本我的慾望在被滿足後會引起問題，或者考慮這一問題會導致焦慮，它可能就被排除在大腦意識之外而被壓抑。弗洛伊德發現，被壓抑的慾望或記憶是所有神經官能症的根源，因為心靈迴避了那些人們不敢面對和承認的問題。
給靈魂稱重
1907年，美國醫生鄧肯·麥克唐蓋爾(Duncan MacDougall，1866年—1920年)決定測量人類靈魂的重量。他設計了一張特殊的床，這張床同時也是一臺秤，這樣他就可以監測病人的體重。然後，他挑選了6名即將死去的絕症病人。他確定每個人都會在自己的稱重床上度過他們的最後時光，並在他們死亡之前每隔一段時間就記錄下他們的體重，在他們死去的那一瞬間也要進行這樣的記錄。根據他的數據，他計算出靈魂的重量為21克，這是4名病人死亡時減輕的平均體重。結果表明，這個結果的科學解釋有點草率，我們仍然不知道是否有靈魂，如果有靈魂的話，它是否有質量(儘管這看起來不大可能)。
客體我、自我和主體我
當弗洛伊德在維也納發展自己的理論時，美國心理學的先驅威廉·詹姆斯在亞特蘭大將自己的自我理論分為兩個部分：“客體我”和“主體我”。“客體我”再細分為三個部分：物質的、社會的和精神的“自我”。
物質自我包括屬於自己的東西或者自己的歸屬，具體包括家庭、身體、衣服和財產；社會自我是指自己與他人或者任何社會角色之間的聯繫，我們每個人都有許多社會自我，因為我們會在不同的社會環境下表現得不同：在工作中、與家庭成員一起、與朋友在一起等；精神自我指的就是我們的核心自我，它由我們的核心價值觀、信仰、良心和人格組成。精神自我是三部分中最穩固的，它在人的成年生活中變化不大。
詹姆斯將一個人的“客體我”定義為“不僅包括這個人的身體和精神力量，而且還包括他的衣服和房子、妻子和孩子、祖先和朋友、名聲和工作、土地和馬匹、遊艇和銀行賬戶”(1890年)。自稱“我”的範圍不僅包括外部對象，甚至還延伸至其他人(“我”的母親甚至敵人)，他建立了一個擴散的、延伸到環境彙總的自我。這種自我與勒內·笛卡爾提出的封閉自我相對立，笛卡爾提出的自我不僅與他人不同，甚至與自己的軀體也不同。
“自我”則是純粹的自我，是一種從過去、現在到未來不間斷的線索形成的意識流。它還提供了一種差異(與“客體自我”相比)和自我意志的感覺，負責選擇接受哪些思想、拒絕哪些思想，對於加工的經驗來說也是如此。詹姆斯認為，“自我”是我們的心靈或者靈魂會怎樣思考，因為它不是物質的，因此難以被科學驗證。
幽靈又走了
縱觀20世紀，心理學被行為主義所主導。在行為主義者的認識裡，大腦是不存在的，他們將所有重點都放在可以觀察到的行為上。大多數行為主義者都是物質一元論者，他們只注重身體。有些人承認大腦可能存在，但由於無法直接接觸到大腦及其加工過程，所以他們認為大腦也可能根本就不存在。20世紀下半葉，當心智這一概念再次出現時，神經病學的研究者攫取心智傳統領域的一些觀點，並將其歸為有關實體的理論。
我們仍然無法給意識定位或下定義，過去150多年來，心理學家所做的工作並未讓人們對精神/身體本質的觀點達成一致，甚至都沒有使其更加接近一些。在啟蒙運動結束時，人們對心智和身體如何分裂或統一的各種模式理論已經敘述得相當到位了。在18世紀末，古希臘人在大腦中感知到的相關觀點已經在弗洛伊德和詹姆斯的理論中有所反映，早在那時，心理學的所有知識的基礎就已經奠定了。
西格蒙德·施羅摩·弗洛伊德
西格蒙德·施羅摩·弗洛伊德出生在普日博爾摩拉維亞(今捷克共和國)一個貧窮的猶太家庭裡。他出生時身上還覆蓋著羊胎膜(羊胎膜是胎兒成長時形成的羊膜囊)，他的母親認為這是一個好兆頭。
他在維也納大學學習醫學，然後在維也納總醫院進行研究。1885年，他成為神經病理學講師，奔赴巴黎跟隨讓-馬丁·沙爾科(Jean-Martin Charcot，1825年—1893年)學習。之後他成為了是一名研究催眠的神經學家，這是他一生中的轉折點。第二年，他辭去了講師的職務，進入私人診所，最初，他通過催眠來讓病人開放地揭露過去的創傷經歷。
他很快意識到自己可以放棄催眠，並發展了“自由聯想”的技巧，這種方法允許病人隨意談論自己希望談的任何事情。他開始分析夢，覺得夢能讓自己洞察病人的潛意識。他認為所有的夢都是實現願望的過程，雖然它們會受到一些審查，但卻揭示了我們內在的本性和最隱秘的渴望。
弗洛伊德開始發表自己的理論和案例研究，他提出了以下觀點。他的一群弟子每週都來拜訪他。這個團體自稱“星期三心理學會”，它標誌著精神分析運動的開始。奧地利音樂評論家馬克思·格拉夫(Max Graf，1873年—1958年)是這個團體的早期成員，他回憶：“在那個房間裡充滿了宗教的氣氛。”弗洛伊德本人就是它的新先知。
但是，由於弗洛伊德是住在維也納的猶太人，並且名聲顯赫，1933年，納粹黨執政後，弗洛伊德感到自己越來越受威脅。他在自己的作品中公開評論：“我們正在取得什麼進展？在中世紀，他們會把我燒死的。現在，他們則滿足於燒燬我的書。”最終，他被說服(並獲得幫助)在1939年離開了奧地利。他逃到倫敦，同年死於口腔癌。實際上，他死於過量使用嗎啡，這些嗎啡是他要求朋友馬克思·切爾醫生(Max Schur)為他開具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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