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时代的转折点
1978年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历史上具有划时代意义的转折点，这一年十一届三中全会的成功召开，改革派在政治上大获全胜，开启了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新时期。由此在文革结束后，由于社会意识形态在某种程度上仍然是'文革'意识形态的延续，文学作为维系意识形态的必要工具，依然裹足不前的情况大为改善，一大批以'文革'时期的伤痕为主题的作品喷薄而出。
从1978反观1977，你会发现当时政治上的稍有变动都会对文学造成极大的影响，任何一篇对文革抱有质疑态度的文章都会获得极大的关注和讨论。而《班主任》就在这时横空出世。
二、伤痕文学的先声
《班主任》在现在被认为是新时期文学的发轫之作，是伤痕文学的先声，也让作者刘心武一举成名。当时，他却是抱着极大的忐忑投稿的，《班主任》成型于1977年的夏天，1977年，还在讲"两个凡是"，文学的春天还没开始。对四人帮的大规模批判尚在政治的泥泞中挣扎，虽然文化大革命宣布结束了，但它的余温并不是一天就可消除，对文化大革命，至今也无人敢在主流文学中作出直接否定，更惶论1977年。刘心武后来在《班主任发表的前前后后》一文中也说到："《班主任》写得很顺利，但写完后心里直打鼓——这不是否定"文化大革命"吗？这样的稿子能公开拿出去吗？"确实，这样一篇抨击四人帮的文章，既可能是发文学之先声，符合实事求是的精神，获得极大的肯定，也可能会被认为是暴露文学，打成修正主义，后果难以想象。最终由《人民文学》的主编张光年拍板，《班主任》发表在了《人民文学》1977年11月号的头条位置。
小说发表后引起了社会各界的强烈反响，编辑部收到了来自全国的数千封读者来信，《文学评论》杂志还召开了《班主任》座谈会，许多学者认为该小说与鲁迅的《狂人日记》有异曲同工之妙，两者的主题都是"救救孩子"。当然刘心武的"救救孩子"和鲁迅的"救救孩子"之间还是有很大差别的，受思想、文化视野、社会历史条件的局限，刘心武的救救孩子，更像是"笼子里的反思"，笼中人激烈的对抗争吵你死我活，要分出对错，在笼外人看来，却都是一样的愚蠢。鲁迅《狂人日记》里所表现出的是一种超越性，他是清醒的，他知道自己在笼中，于是他想要打破它。
《班主任》，一方面，有无可否认其时代价值。它象征着新时代的破冰声，是对人内心亲情的深情呼唤，成为划分文革时期文学与新时期文学的里程碑式作品，有"新时期文学第一朵报春花"之称。
另一方面，在文学性上大打折扣。文中塑造的班主任张俊石，小流氓宋宝琦，团支书谢慧敏，宣传委员石红，都十分刻板呆滞，缺乏真实感，像是为塑造而塑造。不管是社会毒瘤的反动思想还是崇高的革命理想都更像是舞台表演中的宣言，随时随地都可以振臂一呼，以求获得掌声一般。
作家在叙述故事时，也在刻意强调这一点，无论是张老师和尹老师，谢慧敏和石红，还是宋宝琦和谢慧敏的对比，都是为了带出所谓正确的思想，将呼吁和崇拜均付诸于口，人物之间的对话更不像是真实会发生的，像是在照本宣科。
三、《班主任》的人物塑造：时代的镜子
文中主要塑造了四个人物，班主任张老师，小流氓宋宝琦，团支书谢慧敏和宣传委员石红。小流氓宋宝琦是事情的起因，围绕他的入学问题，出现了各种不同的声音，并由此引发了班主任张俊石的思考，揭示了"万恶"的四人帮对青少年的残害以及对党的正确思想所领导的未来的无限展望。
班主任是叙述者，也是反思者，他认识到不论是宋宝琦这样的坏孩子还是谢慧敏这样的好孩子在本质上其实是一样的，都是被"万恶"的四人帮所残害的已经失去自己的思考和追求的青少年。他的态度和行动推动着文章的发展。文中他和曹书记，尹老师，宋宝琦，石红的几番对话逐层揭开了中心意思。
宋宝琦是行文的线索，而谢慧敏才是本文的真正主人公，她不是坏孩子，或者说她像个过于听话的好孩子，在她开始接触图书的这些年，恰好是'四人帮'搞法西斯文化专制主义最凶的几年，她的思想已经被完全侵蚀。谢惠敏有着极高的"政治觉悟"，但是，谢惠敏的"政治觉悟"又恰恰是她的悲剧，她的政治觉悟是被灌输的，并且已经到了怀疑所有人，不相信个人判断，只相信"报纸"和上级的传达这样的地步。
与1975、1976的文章相比，《班主任》的叙写已经有了很大的改变，在人物塑造上，不再是以政治路线为纲的好坏分明，宋宝琦和谢慧敏是不同的，一个是犯事的小流氓，一个是班级的团支书，但是两人却又极为相似，都是空洞无知的，一个用顺从的方式，一个用叛逆的方式，执行着文化大革命的错误程序。文中有这样一段描写："谢惠敏那样品行端方的好孩子，同宋宝琦这样品质低劣的坏孩子，他们之间的差别该有多么大啊，但在认定《牛虻》是"黄书"这一点上，却又不谋而合--而且，他们又都是在并未阅读这本书的情况下，"自然而然"地作出这个结论的。这是多么今人震惊的一种社会现象！谁造成的？谁？"这样痛心疾首的呼叫，既能引起读者极大的震撼也能产生强烈的共鸣。
宣传委员石红在文中是作为正面形象被树立的，她不像谢惠敏那样排斥小流氓宋宝琦，也不像谢惠敏那样愚昧无知。宽松的家庭环境让她得以阅读大量的中外名著，她通读过《共产党宣言》《马克思主义的三个来源和三个组成部分》和毛选四卷，运用其思考、分析问题，并体现在积极的行动中。作者竭力在向我们表达，石红这样的孩子才是民族的希望。但实际上，她们都生活在"文革"的社会环境中，又怎能完全避免"四人帮"的文化专制主义的侵袭呢？她们依旧是时代的受害者。文化专制不是阻止阅读马列、毛主席的书，恰恰相反，是倡导读指定的马列、毛主席的书。石红也是听话的好孩子，是自觉"经历了'无产阶级大革命'洗礼"的青少年之一，她与千千万万"文革"中的青少年一样，仍无法摆脱"文革"时代以阶级斗争为纲的思维模式，也不具备独立反思时代的能力。“以读书而论，谢惠敏是恐惧读书，不读书；石红是"带着问题"功利性地读书，她们都没有把文学的审美当作健全人的精神世界的自由方式，都是受到荼毒的孩子。”（见《谢惠敏的主体意识》）
无论是流氓宋宝琦，还是框架里的的谢慧敏，亦或是看似好孩子的石红，他们在那样的动乱中，都带着时代的伤痕在历史的逆流里无声控诉，《班主任》这篇文章将这些孩子带到几十年后我们的眼前，鲁迅"救救孩子"的呐喊犹在耳畔，至今依然具有反思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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