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時代的轉折點
1978年是中華人民共和國曆史上具有劃時代意義的轉折點，這一年十一屆三中全會的成功召開，改革派在政治上大獲全勝，開啟了改革開放和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的新時期。由此在文革結束後，由於社會意識形態在某種程度上仍然是'文革'意識形態的延續，文學作為維繫意識形態的必要工具，依然裹足不前的情況大為改善，一大批以'文革'時期的傷痕為主題的作品噴薄而出。
從1978反觀1977，你會發現當時政治上的稍有變動都會對文學造成極大的影響，任何一篇對文革抱有質疑態度的文章都會獲得極大的關注和討論。而《班主任》就在這時橫空出世。
二、傷痕文學的先聲
《班主任》在現在被認為是新時期文學的發軔之作，是傷痕文學的先聲，也讓作者劉心武一舉成名。當時，他卻是抱著極大的忐忑投稿的，《班主任》成型於1977年的夏天，1977年，還在講"兩個凡是"，文學的春天還沒開始。對四人幫的大規模批判尚在政治的泥濘中掙扎，雖然文化大革命宣佈結束了，但它的餘溫並不是一天就可消除，對文化大革命，至今也無人敢在主流文學中作出直接否定，更惶論1977年。劉心武后來在《班主任發表的前前後後》一文中也說到："《班主任》寫得很順利，但寫完後心裡直打鼓——這不是否定"文化大革命"嗎？這樣的稿子能公開拿出去嗎？"確實，這樣一篇抨擊四人幫的文章，既可能是發文學之先聲，符合實事求是的精神，獲得極大的肯定，也可能會被認為是暴露文學，打成修正主義，後果難以想象。最終由《人民文學》的主編張光年拍板，《班主任》發表在了《人民文學》1977年11月號的頭條位置。
小說發表後引起了社會各界的強烈反響，編輯部收到了來自全國的數千封讀者來信，《文學評論》雜誌還召開了《班主任》座談會，許多學者認為該小說與魯迅的《狂人日記》有異曲同工之妙，兩者的主題都是"救救孩子"。當然劉心武的"救救孩子"和魯迅的"救救孩子"之間還是有很大差別的，受思想、文化視野、社會歷史條件的侷限，劉心武的救救孩子，更像是"籠子裡的反思"，籠中人激烈的對抗爭吵你死我活，要分出對錯，在籠外人看來，卻都是一樣的愚蠢。魯迅《狂人日記》裡所表現出的是一種超越性，他是清醒的，他知道自己在籠中，於是他想要打破它。
《班主任》，一方面，有無可否認其時代價值。它象徵著新時代的破冰聲，是對人內心親情的深情呼喚，成為劃分文革時期文學與新時期文學的里程碑式作品，有"新時期文學第一朵報春花"之稱。
另一方面，在文學性上大打折扣。文中塑造的班主任張俊石，小流氓宋寶琦，團支書謝慧敏，宣傳委員石紅，都十分刻板呆滯，缺乏真實感，像是為塑造而塑造。不管是社會毒瘤的反動思想還是崇高的革命理想都更像是舞臺表演中的宣言，隨時隨地都可以振臂一呼，以求獲得掌聲一般。
作家在敘述故事時，也在刻意強調這一點，無論是張老師和尹老師，謝慧敏和石紅，還是宋寶琦和謝慧敏的對比，都是為了帶出所謂正確的思想，將呼籲和崇拜均付諸於口，人物之間的對話更不像是真實會發生的，像是在照本宣科。
三、《班主任》的人物塑造：時代的鏡子
文中主要塑造了四個人物，班主任張老師，小流氓宋寶琦，團支書謝慧敏和宣傳委員石紅。小流氓宋寶琦是事情的起因，圍繞他的入學問題，出現了各種不同的聲音，並由此引發了班主任張俊石的思考，揭示了"萬惡"的四人幫對青少年的殘害以及對黨的正確思想所領導的未來的無限展望。
班主任是敘述者，也是反思者，他認識到不論是宋寶琦這樣的壞孩子還是謝慧敏這樣的好孩子在本質上其實是一樣的，都是被"萬惡"的四人幫所殘害的已經失去自己的思考和追求的青少年。他的態度和行動推動著文章的發展。文中他和曹書記，尹老師，宋寶琦，石紅的幾番對話逐層揭開了中心意思。
宋寶琦是行文的線索，而謝慧敏才是本文的真正主人公，她不是壞孩子，或者說她像個過於聽話的好孩子，在她開始接觸圖書的這些年，恰好是'四人幫'搞法西斯文化專制主義最兇的幾年，她的思想已經被完全侵蝕。謝惠敏有著極高的"政治覺悟"，但是，謝惠敏的"政治覺悟"又恰恰是她的悲劇，她的政治覺悟是被灌輸的，並且已經到了懷疑所有人，不相信個人判斷，只相信"報紙"和上級的傳達這樣的地步。
與1975、1976的文章相比，《班主任》的敘寫已經有了很大的改變，在人物塑造上，不再是以政治路線為綱的好壞分明，宋寶琦和謝慧敏是不同的，一個是犯事的小流氓，一個是班級的團支書，但是兩人卻又極為相似，都是空洞無知的，一個用順從的方式，一個用叛逆的方式，執行著文化大革命的錯誤程序。文中有這樣一段描寫："謝惠敏那樣品行端方的好孩子，同宋寶琦這樣品質低劣的壞孩子，他們之間的差別該有多麼大啊，但在認定《牛虻》是"黃書"這一點上，卻又不謀而合--而且，他們又都是在並未閱讀這本書的情況下，"自然而然"地作出這個結論的。這是多麼今人震驚的一種社會現象！誰造成的？誰？"這樣痛心疾首的呼叫，既能引起讀者極大的震撼也能產生強烈的共鳴。
宣傳委員石紅在文中是作為正面形象被樹立的，她不像謝惠敏那樣排斥小流氓宋寶琦，也不像謝惠敏那樣愚昧無知。寬鬆的家庭環境讓她得以閱讀大量的中外名著，她通讀過《共產黨宣言》《馬克思主義的三個來源和三個組成部分》和毛選四卷，運用其思考、分析問題，並體現在積極的行動中。作者竭力在向我們表達，石紅這樣的孩子才是民族的希望。但實際上，她們都生活在"文革"的社會環境中，又怎能完全避免"四人幫"的文化專制主義的侵襲呢？她們依舊是時代的受害者。文化專制不是阻止閱讀馬列、毛主席的書，恰恰相反，是倡導讀指定的馬列、毛主席的書。石紅也是聽話的好孩子，是自覺"經歷了'無產階級大革命'洗禮"的青少年之一，她與千千萬萬"文革"中的青少年一樣，仍無法擺脫"文革"時代以階級鬥爭為綱的思維模式，也不具備獨立反思時代的能力。“以讀書而論，謝惠敏是恐懼讀書，不讀書；石紅是"帶著問題"功利性地讀書，她們都沒有把文學的審美當作健全人的精神世界的自由方式，都是受到荼毒的孩子。”（見《謝惠敏的主體意識》）
無論是流氓宋寶琦，還是框架裡的的謝慧敏，亦或是看似好孩子的石紅，他們在那樣的動亂中，都帶著時代的傷痕在歷史的逆流裡無聲控訴，《班主任》這篇文章將這些孩子帶到幾十年後我們的眼前，魯迅"救救孩子"的吶喊猶在耳畔，至今依然具有反思意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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