深度分析：《後漢書》“大秦”不是羅馬帝國，而是東方國度

一、大秦為羅馬帝國觀點之由來

　　明代天啟年間（1621-1627），大秦景教流行中國碑在西安府出土。耶穌教信徒李之藻（1565-1630）在接觸到景教碑資料後，根據《唐書》中“拂菻國一名大秦”的記載，提出景教即利瑪竇（Matteo Ricci，1552-1610）所傳的耶穌教，大秦即指耶穌降生的猶太國。[1]

大秦景教流行中國碑（西安碑林博物館藏）

　　此後，中外學者沿著這一路徑對景教以及大秦展開了大量研究，並逐漸形成了這樣一種強烈認識：漢語文獻的大秦即先後定都於羅馬和君士坦丁堡的羅馬帝國。比如，夏德（F. Hirth，1845-1927）的敘利亞說、亞倫（Ｈ. J. Allen）的亞美尼亞說、李希霍芬（F. Von Richthofen，1833-1905）和岑仲勉（1886-1961）的羅馬帝國本土說、伯希和（P. Pelliot，1878-1945）和白鳥庫吉（1865-1942）的埃及說以及最近D.Leslide和J.Gardiner等學者提出的羅馬帝國全境說等，都是這一觀點的不同版本。[2]

　　1997年，邢義田教授發表文章指出，無論是文獻還是考古資料，都還不能證明漢帝國和羅馬帝國存在直接聯繫。[3]隨後不久，學術界出現了一些大秦研究的新觀點，比如楊共樂教授的巴克特利亞說[4]和朱學淵先生的波斯說[5]等。雖然這些新觀點不再拘泥於大秦即羅馬帝國的舊說，但由於提出這些觀點的學者並未對“拂菻亦曰大秦”的唐代文獻記錄予以切實有力地回應，故其說影響仍然十分有限。那麼，“拂菻即大秦”的觀點可靠嗎？

二、大秦與拂菻關係的再檢討

　　天寶十年（751年），大唐王朝與阿拉伯帝國的阿拔斯王朝爆發了一場著名戰爭，即怛羅斯之戰。戰爭的結果是，高仙芝率領的唐軍大敗，唐王朝自此由盛轉衰。根據阿拉伯歷史學家伊本·艾西爾（1160-1234）《歷史大全》的記載，唐軍在這場戰爭中約有兩萬人被俘，[6]其中就包括唐代政治家杜佑的族侄——杜環。

怛邏斯之戰

　　寶應初年（762年），在外漂泊了十餘年的杜環搭乘一艘到廣州的商船回到中國，並將其經歷著述成書，這就是今天我們所知的《經行記》。貞元十七年（801年），杜佑完成200卷鉅著《通典》，裡面便收錄了《經行記》的大量內容。其中，《通典》卷一百九十三引《經行記》說：

　　拂菻國在苫國（Sham，今敘利亞）西，隔山數千裡，亦曰大秦。其人顏色紅白，男子悉著素衣，婦人皆服珠錦。好飲酒，尚幹餅，多淫巧，善織絡。或有俘在諸國，守死不改鄉風。琉璃妙者，天下莫比。王城方八十里，四面境土各數千裡，勝兵約有百萬，常與大食相御。西枕西海，南枕南海，北接可薩突厥。［7］

7-9世紀的阿拉伯帝國和拜佔廷帝國（張芝聯主編《世界歷史地圖集1》）

　　這裡的拂菻國即東羅馬帝國，又稱拜佔廷帝國。拜佔廷（Byzantium）是東羅馬首都君士坦丁堡的舊稱，地即今伊斯坦布爾。公元324年，君士坦丁一世下令在此興建新都，並將之命名為“新羅馬”（Nova Roma）。一般認為，拂菻即“羅馬（Rome）”的對音。[8]《經行記》是最早把大秦與拂菻聯繫起來的文獻，此後出現的《舊唐書》、《唐會要》、《新唐書》都吸納了這一觀點。然而，比較《經行記》裡的拂菻國和《魏略》、《後漢書》等文獻裡的大秦國，二者實判然有別。茲節錄《後漢書》之大秦條如下：

　　大秦國，一名犂鞬，以在海西，亦云海西國。地方數千裡，有四百餘城。……人俗力田作，多種樹、蠶桑。皆髡頭而衣文繡，乘輜軿白蓋小車，出入擊鼓，建旌旗幡幟。……其人民皆長大平正，有類中國，故謂之大秦。土多金銀奇寶，有夜光璧、明月珠、駭雞犀、珊瑚、虎魄、琉璃、琅玕、朱丹、青碧。刺金縷繡，織成金縷罽、雜色綾。作黃金塗、火浣布。又有細布，或言水羊毳，野蠶繭所作也。合會諸香，煎其汁以為蘇合。……與安息、天竺交市於海中，利有十倍。……其王常欲通使於漢，而安息欲以漢繒彩與之交市，故遮閡不得自達。至桓帝延熹九年，大秦王安敦遣使自日南徼外獻象牙、犀角、瑇瑁，始乃一通焉。其所表貢，並無珍異，疑傳者過焉。

　　或雲其國西有弱水、流沙，近西王母所居處，幾於日所入也。《漢書》雲“從條支西行二百餘日，近日所入”，則與今書異矣。前世漢使皆自烏弋以還，莫有至條支者也。……諸國所生奇異玉石諸物，譎怪多不經，故不記雲。［9］

　　2005年，王頲教授的《西域南海史地研究》出版。書中收錄的《脂那長人》指出，以大秦即羅馬帝國的觀點來看，《後漢書》等文獻的部分說法“根本就是南轅北轍，不著邊際”。王頲教授就此從三個方面進行了論述：[10]

　　第一，從居民體質特徵來看，大秦人“長大平正，有類中國”，“似中國而胡服”。“中國人”為蒙古人種，“羅馬人”為歐羅巴人種，二者差別甚大，談不上“類”、“似”。

　　第二，從產業方面來看，大秦“人俗力田，多種樹、蠶桑”。可是，直到六世紀中葉以前，“羅馬人”尚不知道如何養蠶得絲。

　　第三，從地理位置來看，大秦“西有弱水、流沙，近西王母所居處”，而“弱水”、“流沙”和“西王母”等，都是位於今新疆維吾爾自治區南部“崑崙山”地區的“地名”、“國名”。

三、漢唐文獻中的中國內地與大秦之往來

　　無疑，王頲教授的論述頗為有力。然而，由於受“大秦即拂菻”觀念的影響，王頲教授並未否定大秦即羅馬帝國的舊說。對於傳世文獻中那些與羅馬帝國情狀不合的大秦史料，許多學者曾嘗試進行解釋。如日本學者白鳥庫吉說，漢魏史料中的大秦傳含有二部分，“一系漢人實地見聞的事實，一系編者倚案頭幻想而出的空中樓閣之談” 。[11]餘太山研究員則說，漢晉時代的大秦史事虛實皆有，“大概由於傳聞，不免失真，本土和屬土的情況也不易分清。又因為當時人相信西方為神仙所居，而有所美化，以致無法一一指實”。[12]林英教授也認為，漢晉南北朝史傳中的大秦知識並非國人親眼所見，而是通過安息、貴霜、南印度等中介居民輾轉得來的傳聞。由這些傳聞形成的中國史料，反映了當時中國社會對於羅馬帝國的瞭解和想象。[13]

　　所謂傳聞，是指非親見親聞所得的轉述。從漢語文獻來看，漢晉時期雖未有中國內地人士親至大秦的記錄，卻多有大秦人來到中國內地的記錄，故傳聞之說值得商榷。下面，我們就把漢晉文獻記載的有關中國內地與大秦國的交流記錄稍作一下梳理。

　　東漢和帝永元九年（97年），班超遣甘英訪大秦。甘英逾縣度，歷罽賓，過烏弋山離，抵條支，臨西海而返。返回前，甘英對大秦風土習俗進行了瞭解。[14]

　　安帝永寧元年（120年），大秦幻人隨撣國王雍由調派遣的使者進入漢朝王庭，並進行了吐火、肢解、變牛馬頭、跳丸等表演。大秦幻人自稱海西人，與撣國西南相通。[15]

　　安帝延光二年（123年），班勇被任命為西域長史。其得聞之蔥嶺西諸國地形風俗，後為袁宏、范曄所採。其中，袁宏稱班勇之記事“或與前史異，然近似審矣”。[16]

　　順帝陽嘉三年（132年），疏勒王臣槃獻海西青金石、金帶。[17]

　　桓帝延熹九年（166年），大秦王安敦遣使自日南徼外獻象牙、犀角、瑇瑁。范曄書謂：“其所表貢，並無珍異，疑傳者過焉。”[9]

　　吳孫權時，遣宣化從事朱應、中郎康泰出使海南諸國。其所經及傳聞有百數十國，因立記傳。其中，康泰書對大秦多有記載。[19]

　　泰康二年（281年），有大秦國商人來到廣州，獻琛、火浣布等諸寶物。[20]　　

　　綜上可見，漢晉人士的大秦知識來源至少有兩類：一是來到中國內地的大秦人親述，二是中國內地人士外訪時所得傳聞。這兩類不同的來源途徑，決定了諸如大秦人體質特徵、產業類型和大致地理方位等這些易於描述的信息應具有較高可信度，而由於受時代的限制，當時的人們還比較缺乏大空間的地理知識，故從中國西域或南海地區前往大秦的路線則更難指實。《後漢書》特別強調，大秦人所表貢之物“並無珍異，疑傳者過焉”，顯然這正是大秦使者親至漢朝王庭的結果。因此，筆者認為，漢晉時期流傳下來的那些與羅馬帝國情狀不合的史料不能輕易地視作不經之談，反倒是目前學者們在研究中最重視的那部分有關於從西域到大秦的路線的材料需要我們更謹慎地對待。

四、大秦研究的幾個歷史概念

　　考察既往的大秦研究，可以發現大部分學者研究的基本方法是，以對黎軒、拂菻、條支等概念的地理考證和對音檢核為基礎，以從西域到大秦的路線研究為核心。在本節，我們就先來處理大秦研究中的幾個重要概念。

　　（一）黎軒

　　《魏略·西戎傳》說：“大秦國一號犂靬。”（《三國志》卷三十裴注引）犂靬，《續漢書》作“犂鞮鞬”（《文選》卷三《東京賦》李善注引），《釋氏西域記》作“梨靬”（《水經注》卷一），《後漢紀》和《北史》作“黎軒”，《後漢書》和《晉書》作“犂鞬”。此外，還有大批學者把《史記·大宛列傳》的“黎軒”、《漢書·張騫傳》的“犛靬”和《西域傳》的“犁靬”也視為大秦的古稱或別稱（以下通作“黎軒”），並因此把漢語文獻對大秦的記載溯及司馬遷時代。那麼，這種觀點可靠嗎？

　　從對音來說，以上名稱均屬同音異譯，這沒有疑問。然而，就地理位置而言，《史記·大宛列傳》的黎軒在安息之北，《漢書·西域傳》的犁靬在烏弋山離之西，二者位置明顯不同。這種情況表明，要麼《史記》和《漢書》的記載必有一誤，要麼黎軒的內涵曾發生過變遷，要麼便是古代西域存在多個黎軒。以上三種情況，哪一種會更合乎事實呢？

　　從大秦研究的現狀看，提出古代西域存在多個黎軒的學者還比較鮮見，而從文獻演變的角度來解釋《史記》和《漢書》的學者則較多。比如，日本學者藤田豐八認為，《史記》的史料來源是張騫首次出使西域時所得的見聞，而《漢書·西域傳》則系綜合《史記》與其後所得材料而成，故其立論乃採《史記》之說；[21]餘太山研究員則認為，《史記》所載只是張騫的傳聞，而東漢時期的中原和西域聯繫日益密切，班固有可能依據較精確的資料，故其立論乃採《漢書》之文。[12]

　　其實，《史記》和《漢書》的記載未必矛盾。關於黎軒的對音，學術界先後有夏德的Rekem或Rekam說[22]、布洛賽（Brosset）和蒲立本（E.G. Pulleyblank）等的Wrkāna說[23]、白鳥庫吉[24]和伯希和[25]的Alexandria說、藤田豐八的Rhagā說[26]、孫道升[27]和楊憲益[28]的希臘說、張星烺的Rome說[29]、岑仲勉的daksina[30]等數種觀點。目前，學界取Alexandria說者較多，筆者亦從此說。

　　確定了對音，再來看黎軒的地理。據西方古典文獻，公元前四世紀末，亞歷山大（Alexander of Macedon）東征，在西亞、中亞、印度河流域建立了許多以“亞歷山大”為名的城市。斯特拉波（Strabo）、阿里安（Arrian）、普林尼（G. Pliny）、托勒密（Ptolemy）等均曾在其著作中提到過這些城市。按普魯塔克（Plutarchus）的說法，這樣的城市有七十多座。目前，通過考古發掘與文獻互證的“亞歷山大”城至少已有埃及、木鹿、苦盞、赫拉特、貝格拉姆、坎大哈等地的數座。[31]

亞歷山大時代的部分亞歷山大城（圖源：《錢伯斯世界歷史地圖集》）

　　由此可見，以黎軒為Alexandria對音而論，漢代西域確實存在著多個以“黎軒”為名的地區，這也意味著《史記》和《漢書》裡的“黎軒”是否與“大秦”有關是一個需要被重視審視的問題。

　　（二）條支

　　條支，《史記》作“條枝”（下文作“條支”）。條支和黎軒類似，其地理也都是大秦研究中的一項重要內容。就對音而言，學界曾出現沙畹（Edouard Chavanne，1865-1918）的desht說[32]、藤田豐八（1869-1929）的Taôkê說[33]、白鳥庫吉的Ğezire說[34]、小川琢治（1870-1941）[35]和孫毓棠[36]的Antiochia說等多種觀點。諸說之中，以Antiochia說較長。

馬其頓東侵及其後的西亞和北非（《世界歷史地圖集1》）

　　公元前323年，年僅33歲的亞歷山大逝世於巴比倫，馬其頓帝國隨即瓦解，形成了托勒密、塞琉古和安提哥那等一批希臘化王國。其中，塞琉古王國控制了包括西亞、中亞、印度河流域的大片領土。根據羅馬歷史學家阿庇安《羅馬史》的記載，塞琉古一世（SeleucusⅠ，前323-280年）為了紀念他的父親，曾在其境內建立十六座安條克城（Antiochia）[37]。這種情況提醒我們，不能輕易地認為《史記》的條支和《魏略》、《後漢書》的條支就是同一個地方。

　　張騫出使西域時，塞琉古王朝已經極其弱小。《大宛列傳》記載：“條枝在安息西數千裡，臨西海。”餘太山研究員認為，這裡的條支即定都於安條克城（今土耳其安塔基亞）的塞琉古王國[12]，可信。與《史記》的條支史料來源於張騫不同，《魏略》、《後漢紀》、《後漢書》等文獻中的條支史料顯然源自甘英。甘英到達條支時，塞琉古亡國已一百多年。《後漢紀·孝殤皇帝紀》載，甘英出使大秦的路線為“逾懸度、烏弋山離，抵條支，臨大海。”[16]《後漢書·西域傳》在使用這一材料時，插敘了對烏弋山離、條支、安息等國的介紹。懸度，即今興都庫什山地區。烏弋山離，即今伊朗東南的錫斯坦-俾路支地區。由烏弋山離西行，直抵條支。孫毓棠教授指出，甘英所行的這條路線正是當年亞歷山大自東方撤軍西歸的路程。[36]

　　條支，是渡海前往大秦的關鍵地點。根據對《後漢書·西域傳》的分析，孫毓棠教授指出，這裡的條支是波斯灣的喀拉塞城（Charax），可信。公元前166年，塞琉古王國的安條克四世（Antiochus Ⅳ，前175-前164年在位）曾重建此城，並更名為Antiochia。[36]《魏略·西戎傳》未記甘英西行之事，但言：“從安息界安谷城乘船，直截海西，遇風利二月到，風遲或一歲，無風或三歲。”岑仲勉教授指出，安谷也是Antiochia的縮譯。[38]

　　質言之，《史記》的條支是一個國家，即塞琉古王國；而《後漢書》的條支則是一個城市，指波斯灣的喀拉塞城。這兩個條支雖然同名，但其史料來源不同，內涵也不相同。

二世紀世界四大帝國（張芝聯主編《世界歷史地圖集1》）.

　　（三）西海

　　眾所周知，大秦亦稱海西國，而條支又瀕臨西海，故論者往往以此認為大秦便在條支之西。事實上，兩漢時代的西海是一個極寬泛的概念，可以用來泛指中國以西的許多大海、大湖。[39]《後漢書·西域傳》說，甘英“臨西海以望大秦”。如果把這個西海理解為在波斯之西，則大秦自然不能在波斯之東。但是，《後漢書·西域傳》也說“從月氏、高附國以西，南至西海，東至磐起國，皆身毒之地”，這表明條支所瀕臨的波斯灣及環繞印度次大陸的印度洋都只是《後漢書》中的西海的一部分。

五、大秦的大致地理位置判斷

　　在《魏略》、《後漢紀》、《後漢書》等漢語文獻中，大秦累被稱為“近日入所”，這種描述不可避免地給人造成一種大秦在極西之地的印象。但是，文獻在把大秦作為“極西之地”進行描述時所採用的往往是諸如“弱水”、“西王母”、“日所入處”等無法考證的概念以及“或雲”、“不經”等表示傳聞的話語，這表明大秦的所謂“極西之地”特徵其實只是建立在想象上面的。更值得注意的是，《魏略》在開始敘述“大秦”前有這麼一段話：

　　（前世）謬以為條枝在大秦西，今其實在東；前世又謬以為強於安息，今更役屬之，號為安息西界；前世又謬以為弱水在條支西，今弱水在大秦西。前世又謬以為從條支西行二百餘日，近日所入，今從大秦西近日所入。[40]

　　這段話表明，早期文獻材料有大秦在條支之東的說法。事實上，唐建中二年（781年）所立的《大秦景教流行中國碑》在談到“大秦”時，仍然說“案《西域圖記》及漢魏史策，大秦國東接長風弱水”，[41]而不認為弱水在大秦以西。

　　同時，據安谷城船人所述，從條支南乘海，順風三月（《後漢紀》、《後漢書》作“三月”，《魏略》作“二月”）可到大秦。這裡的“南乘海”，自當理解為從安谷城（Antiochia）南出波斯灣。《後漢紀》說“安息陸道繞海北行出西海至大秦”，這裡的繞海北，自然是繞西海之北，但是究竟是繞西海北岸向東行還是向西行，文中並未提及。儘管，按照慣常的思維理解，甘英自東方而來，指路者自當指出一條向西行的路。但是，這種看法必須建立在一個前提下，那就是安谷城的指路者正確理解了甘英的意圖，並給他指出了一條正確的方向。但從文獻來看，這一前提是否成立頗有疑問。原因在於，如果指路者理解甘英的意圖是要去羅馬帝國，那麼他指出的便捷路線應沿著幼發拉底河（Euphrates）向西北方向行進，因為當時的羅馬帝國領有地中海東岸，並且人們已經熟知這條路線。[42]如果指向的是海路，那就不能排除一種可能，指路人誤把甘英要去的地方理解為了是絲綢來的方向，於是給他指出了一條相反的路。有這種可能嗎？

甘英抵條支時的羅馬帝國正處極盛時期（張芝聯主編《世界歷史地圖集1》）

　　這種可能性確實存在。首先，如《後漢紀》、《後漢書》所言，自波斯灣安谷城渡海到大秦，逢順風則三月，遇遲風則三年；而《吳時外國傳》說從恆河三角洲的迦那調州順風一月即可進入大秦國（詳後文）。兩相比較，可證大秦方位只能在波斯灣之東、恆河口之西。其次，《魏略》說“大秦有水道通益州、永昌”。眾所周知，益州、永昌均不臨海，故這裡的水道只能是指江河。據此而言，大秦也不能遠為羅馬帝國。

　　當然，這一判斷要成立，首先需確定《後漢書》的大秦與《吳時外國傳》的大秦是不是同一個對象。許雲樵先生認為，大秦景教流行中國碑中的大秦是羅馬別稱，而“康泰書中之大秦，自迦那調（緬甸西岸）一月可到之大秦，決不可能為羅馬。疑即《後漢書》卷八六（即《南蠻西南夷列傳》。原文誤作‘一一六’，‘一一’是‘八’的寫誤。）之大秦，印度南部Daksina Patha之對音，亦即《法顯傳》內之噠嚫。”[43]

　　許雲樵先生的這個見解是很有意思的。一方面，他認為《後漢書》和《吳時外國傳》的大秦是同一個國家。這個見解是有道理的。從地理角度看，《吳時外國傳》中的大秦在印度附近（詳後文），而《後漢書》的大秦與地處上緬甸的撣國關係密切。從風物角度看，《吳時外國傳》中的大秦國城郭“皆以水精為礎，及五色水精為壁”，而《後漢書》的大秦“宮室皆以水精為柱，食器亦然”；《吳時外國傳》的大秦出金鏤織成，有珊瑚[44]，而這些物產同樣見於《後漢書》的大秦。顯然，二書所記載的大秦確係同一對象。

　　至於景教碑中的大秦，許雲樵先生認為指羅馬帝國，不以為與《吳時外國傳》、《後漢書》中的大秦是同一對象。其實，大秦景教碑記載得非常明確，該大秦的定名依據就是“案《西域圖記》及漢魏史策”。關於這個大秦的地理位置，我們另文再論。

六、大秦的地理位置再探

　　（一）青藏高原的大秦國

　　三國時期，吳人朱應、康泰曾出使南海諸國，返國時皆各撰有行紀。康泰書未見《隋書·經籍志》著錄，傳世文獻徵引時有《吳時外國傳》、《吳時外國志》、《外國傳》、《扶南傳》、《扶南土俗傳》等各種異名。[45]根據康泰的記載，從日南經海道前往大秦國，最重要的參照位置是位於古代恆河口的迦那調洲。《水經注》卷一記載：

　　恆水又逕波麗國，即是佛外祖國也。法顯曰：恆水又東到多摩梨靬國，即是海口也。釋氏《西域記》曰：大秦一名梨靬。康泰《扶南傳》曰：從迦那調洲西南入大灣，可七八百里，乃到枝扈黎大江口，度江逕西行，極大秦也。[46]

文中所引康泰《吳時外國傳》中的這段話，《北堂書鈔》卷一百三十八引作：

　　從加那（原文誤作“郍”）調州乘大舶，張七帆，順風一月餘，乃入大秦國。[47]

《史記·大宛列傳》索隱引《括地誌》說：“阿耨達山亦建末達山，亦名崑崙山。水出，一名拔扈利水，一名恆伽（Gaṅgā）河，即經稱恆河者也。”[48]恆河別稱Bhāgīrathī，拔扈黎即其對音，《扶南傳》枝扈黎的“枝”即“拔”字誤寫。《水經注》“波麗”為Bhāgīrathī略譯，《神丹經》卷下則作“扈犂”。《法顯傳》的多摩梨靬，《大唐西域記》作“耽摩慄底”，二者都是梵文Tāmraliptī的對音，其地望據考訂在今印度恆河三角洲西孟加拉邦的塔姆魯克（Tamluk），[49]距離今加爾各答市約50公里。

　　《扶南傳》的迦那調，《神丹經》作“古奴斯”，《洛陽伽藍記》作“古奴調”，《大唐西域記》作“羯羅拿蘇伐剌那”，其中的洲、調均為梵文Dvipa譯音，餘則為梵文Karṇasuvarṇa對譯，該地在多摩梨靬國東北，一般認為其地在今印度西孟加拉邦穆爾昔達巴德（Murshidabad）縣的羅傑巴底登迦（Rajbadidanga）。[50]

　　酈道元在敘述恆河口時插入《釋氏西域記》“大秦一名梨靬”這句話，表明恆河口是通往大秦的關鍵位置。康泰的記載則進一步表明，從恆河口三角洲沿恆河度江西行，終點就是大秦國的位置。恆河發源於岡底斯山南緣，古代印度許多宗教把岡底斯山視為世界中心，稱之為阿耨達山。[51]及佛教文獻傳入中國後，大量的中國學者開始把阿耨達山與傳說中的崑崙山視為同一座大山。恆河全長2500多公里，以公元二世紀時期印度洋航行的每日平均速率約五十海里計算，[52]2500公里水道需27日，逆水行舟一月基本符合事實。 史料主要源自康泰《外國傳》的《神丹經》[53]記載：

　　扈犂國，古奴斯西南，入大灣中七八百里有大江，源出崑崙，西北流，東南注大海。自江口西行，距大秦國萬餘里，乘大舶，載五六百人，張七帆，時風一月乃到大秦國。（《道藏》18.759）[54]

這裡稱江口距大秦國有萬餘里，比照“時風一月”之說，可知此為誇飾之辭。《神丹經》卷下又說：

　　大秦、月支欲接崑崙，在日南海行之西南也，最是所聞見大國也。（《道藏》18.762）

此言大秦、月支並與崑崙相接，也表明大秦應在青藏高原周邊。

　　（二）中亞的大秦國

　　漢譯佛教文獻《那先比丘經》（以下稱《那經》）的大秦，很多學者已經注意並進行了討論。《那經》有三種漢譯本，分別為單卷本、二卷本和三卷本。其中，單卷本已佚，另外的二卷本和三卷本均收錄於《大正藏》。[55]三卷本之捲上說：

　　今在北方大秦國，國名舍竭（Śākala），古王之宮，其國中外安穩，人民皆善。（《大正》32.705A-B）

同書卷下又說：

　　那先（Nāgasena）問王：“王本生何國？”王言：“我本生大秦國，國名阿荔散。”那先問王：“阿荔散去是間幾里？王言：“去是二千由旬，合八萬裡。”（《大正》32.717C）

經中之王，譯稱“彌蘭”，即希臘-巴克特里亞國王米南德（Milindra）。米南德自稱為大秦人，《南傳彌蘭王問經》作“臾那人”。[56]臾那，為巴利語Yona音譯，梵文作Yavana，是印度對希臘人的稱呼。由此可見，《那經》的大秦即中亞史上的希臘-巴克特里亞王國。楊共樂教授已先於本文論此，茲不贅。[4]

　　經中之阿荔散，即Alexandria的巴利文形式Alasanda的音譯。顯然，此與《魏略》、《後漢書》等漢語文獻所謂“大秦一號黎軒”的記載一致。《那經》是伯希和提出黎軒即Alexandria說的主要文獻依據，但因受漢譯本中“八萬裡”的影響，伯希和認為這個黎軒在埃及。[57]楊共樂教授批評了伯希和的觀點，並指出阿荔散在中亞和南亞北部，惜未指明具體地點。[4]　

　　2016年，楊巨平教授在法國錢幣學家波比拉赫奇（O. Bopearachchi）等人研究的基礎上指出，《那經》的阿荔散即“高加索的亞歷山大城”，地即今阿富汗貝格拉姆遺址。但是，受伯希和觀點影響，楊巨平教授認為《那經》漢譯者把巴克特里亞王國譯作“大秦”是受《魏略》等漢語文獻的影響。[31] 餘太山研究員也認為，“經文中的‘大秦’僅僅是一種文化形態的符號，與羅馬帝國或其他屬地完全無關。”[58]

貝格拉姆遺址出土獅鷹支架（圖源：中國美術報網）

　　從佛教文獻看，把《那經》的譯例看成是受《魏略》等漢語文獻影響的說法難以證實。這可以從《那經》的譯出時代說起。長期以來，《那經》被視為是東晉時期譯出的作品。按這個觀點看，可以發現比《那經》更早把巴克特里亞譯為“大秦”的佛教文獻還有《佛使比丘迦旃延說法沒盡偈經》（《大正》49.11B）和《普曜經》（《大正》3.186B）。[58] 此二經譯出時代均為西晉，且均不涉及“黎軒”問題，這足以證明《那經》的譯例並非受《魏略》、《後漢書》等文獻的影響。

　　1981年，方廣錩先生在《世界宗教研究》發表文章指出，按《歷代三寶記》記載，《那經》實屬譯出時代不明而附於東晉者。方先生認為，從《那經》的譯文形式、詞彙時代特徵、通篇文風等幾方面看，該經均具有漢代的翻譯特徵，而武周時期的《大週刊定眾經目錄》確將《那經》定為漢代譯出的作品。[59]

　　按照這個觀點看，不但說明《那經》的“大秦”譯法未受《魏略》等漢語文獻影響，反倒是《魏略》、《續漢書》、《釋氏西域志》、《後漢紀》、《後漢書》等漢語文獻所謂“大秦一號黎軒”的說法可能源自佛教文獻或者是西域的佛經譯者。只不過，《那經》在最初翻譯時作“阿荔散”，而同為佛教文獻的《釋氏西域記》則作“梨靬”。“梨靬”和“阿荔散”顯然具有繼承關係。同時，我們知道最早記載“大秦一號黎軒”說法的漢語文獻是《魏略》，但吳焯研究員指出，《魏略》在語言形式上亦有受佛經影響，[60]因此，我們確實不能排除“大秦一號黎軒”的說法本出佛教文獻或佛典譯經者。　　（三）南詔永昌西北的大秦國

　　唐樊綽《蠻書》（成書於863年）卷十記載：

　　大秦婆羅門國，在永昌西北，正東與彌諾江安西城樓接界，東去蠻陽苴咩城四十日程。[61]

譚其驤教授《中國歷史地圖集》將此“大秦婆羅門”標識於南詔西北，即今印度阿薩姆邦東北地區。[62]《南詔德化碑》（南詔閣羅鳳766年立）亦記有此大秦，《金石萃編》載有其銘文：

南詔西北的大秦婆羅門國（譚其驤《中國歷史地圖集５》）

　　爰有尋傳，疇壤沃饒，人物殷湊。南通渤海，西近大秦。開闢以來，聲教所不及；羲皇之後，兵甲所不加。[63]

“渤海”，周祜校本作“北海”[64]，《方輿紀要》卷一百一十九引《滇紀》作“勃海”。[65]從位置來看，此之渤海應即宋人所稱的鵬茄羅 (Bengala)海，即今孟加拉灣。此大秦也見於張柬之（585-638）《請罷姚州戌表》：

　　姚州者，古哀勞之舊國。……其國西通大秦，南通交趾，奇珍異寶，進貢歲時不闕。[66]

雲南大理太和城遺址的南詔德化碑園

南詔之南，漢代為撣國之地。以此論之，唐史累見的這個大秦國，也就是《後漢書》中與撣國有密切關係的大秦國。《後漢書》卷五十一《陳禪傳》記載：

　　永寧元年（120年），西南夷撣國王獻樂及幻人，能吐火，自支解，易牛馬頭。明年元會，作之於庭，安帝與群臣共觀，大奇之。禪獨離席舉手大言日：“昔齊、魯為夾谷之會，齊作侏儒之樂，仲尼誅之。又日：‘放鄭聲，遠佞人。’帝王之庭，不宜設夷狄之技。”尚書陳忠劾奏禪日：“古者合歡之樂舞於堂，四夷之樂陳於門，故《詩》雲‘以雅以南，韎任朱離’。今撣國越流沙，逾縣度（興都庫什山），萬里貢獻，非鄭、衛之聲，佞人之比，而禪廷訕朝政，請劾禪下獄。”[67]

據同書卷八十六《南蠻西南夷列傳》，知撣國所獻幻人即大秦人。馮承鈞認為，這裡的大秦指南天竺。他說：

　　撣國地處上緬甸，其來也或遵陸而非循海；所獻大秦幻人疑是南天竺之幻人，蓋南天竺一名Dakṣiṇāpatha，即《法顯行傳》之達嚫，《傳》稱“撣國西通大秦”，疑即此大秦。[68]

馮氏此說實承伯希和之論。伯希和在《交廣印度兩道考》中談到大秦婆羅門的名稱時說：“此國之名設非臆造，只能以本地土名附會，未善解之。”夾註：“大秦指地中海東部。又因音類之關係，佛教徒有時以大秦為昔之Dakṣiṇāpatha今之Decan之對音。此處得亦有相類之誤解也。”[69]

　　今按：梵文Dakṣiṇā，意為南方，也可訓為佈施或右。[70]Patha，意為道路。合而言之，Dakṣiṇāpatha本義即南方之地，印度文獻用來指南天竺。竺法護譯《普曜經》中的希臘-巴克特里亞文書為“大秦書”，而譯南天竺的Dākṣiṇya-lipi則作“施與書”（《大正》3.498B），闍那崛多譯《佛本行集經》作“度其差那婆多書”（《大正》3.703C），地婆訶羅譯《方廣大莊嚴經》作“多瑳那書”（《大正》3.559B），可證Dakṣiṇā並無作“大秦”之譯例。作為國名的Dakṣiṇāpatha，饒宗頤教授曾列出達嚫、噠嚫、大櫬、檀嚫等種種漢譯名稱，也未有見作“大秦”者。[71]道宣《釋迦方誌·中邊篇》雲：“蔥嶺以東水注東海，達嚫以南水注南海，雪山以西水注西海，大秦以北水注北海。”（《大正》51.949B）此處“達嚫”與“大秦”，一南一併，毫不混同，足證伯希和之說並不可信。

　　《後漢書》卷五十一這條關於大秦幻人的材料極為重要。撣國為永昌徼外西南夷，從永昌郡進入漢境實為捷徑。但是，撣國在永寧元年的這次入境卻是經“越流沙、逾縣度”的西域道而來。這究竟是什麼原因？

　　值得注意的是，就在甘英訪求大秦的永元九年（97年），撣國也曾遣使奉獻，並得到漢和帝的賞賜（《後漢書·西南夷列傳》）。這種情況表明，甘英訪求大秦之事，撣國很可能有所耳聞。因此，時隔二十餘後的撣國採用西域路線進入漢境，並獻上大秦幻人，很可能是在驗證他們自己所知的這個大秦國是否就是漢朝人尋找的大秦國。如果這種推測不誤，那麼大秦王在延熹九年（166年）遣使與漢帝國進行接觸的背後很可能有撣國在發揮穿針引線的作用。

七、小結

　　通過對大秦地理的考察，可以看出漢語文獻中的“大秦”既見於印度東部附近，也見於印度西北部的巴克特里亞，同時還見於印度北部的青藏高原。有趣的是，這一地理分佈與筆者在《印度文獻中的“最早中國”之謎》中談到的Cīna地理分佈幾乎重合。季羨林教授在校注《大唐西域記》時指出，Mahācīna意譯應是“大秦國”。[72]張星烺教授在《“支那”名號考》中也說：“梵語摩訶至那之完全漢譯，即大秦國也。”[73]《蠻書》中記載的大秦婆羅門國，饒宗頤教授亦以梵文Mahācīna對之。[74]從對音來看，把大秦和Mahācīna聯繫起來無疑是合理的。

　　但是，這一聯繫面臨的挑戰也很多。首當其衝的便是，漢譯佛典中的“大秦”往往指巴克特里亞，Cīna雖有譯為“秦”字之例，但佛典中的Mahācīna並未有譯為“大秦”的現象。這種情況意味著，大秦與Mahācīna二個概念背後可能隱藏著更復雜的歷史關係。其次，這個大秦與景教的關係究竟是怎麼樣的？大秦與拂菻的聯繫，是否只是杜環的偶然誤判？“大秦”一詞，從東漢到唐宋時期，其內涵究竟發生過怎樣的演化？造成演化的原因又是什麼？無疑，這些都是饒有趣味的問題。關於這些內容，筆者將另文進行討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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