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 / 馬丁
今天，是侯孝賢73歲的生日。早上一打開微博，便看到很多影迷及大V紛紛發博予以祝賀。
縱觀整個華語電影，侯孝賢是怎麼都繞不開的。前幾天虎撲舉行的那場最佳華語電影導演投票賽，侯孝賢落後對手甯浩一現象，還在影迷群體中間引發了不小的爭議。當然，每位導演都在影史中承擔著各自的意義和地位，很難一較高下。
作為“臺灣新浪潮”的代表人物，侯孝賢的鏡頭語言雖平淡含蓄，卻又生猛有力地在臺灣電影中撕開了一個口子，推動著新電影時代的到來。但正如他經常在採訪中“津津樂道”的那段叛逆的童年經歷，年少時期的他並沒有對電影表現出深沉的熱愛。
以至於他甚至自嘲：假使我沒幹電影的話，一定是個大流氓，但不是真正意義上的流氓，而是如武俠小說中那般頗有俠義和俠氣的俠客。可見，縱使身為平凡人，侯孝賢仍會保持自有的浪漫本性。而從“流氓”到電影大師的蛻變，更凸顯著他的傳奇人生。
十年之約，邁進電影行業
在侯孝賢出生的1947年，時任廣東梅縣教育局長的侯父為奔個好前程，接受了中山大學老同學的邀請，來到臺灣台中做起了主任秘書。不久，僅四個月大的侯孝賢也跟隨母親、祖母一起遷往臺灣。本想著住幾年便返鄉的侯家，最終因當年國民黨撤退臺灣一事永遠定居在了這裡。
六年後，侯家搬到了高雄鳳山。這是侯孝賢成長過程中的重要時刻。
當時，侯家就住在城隍廟附近，而這裡正是臺灣南部縣市歷年舉辦戲曲比賽的地方。每到這時，童年侯孝賢便跟小夥伴們一起聽曲看戲，可謂培養了不少文藝細胞。比賽空檔期，侯孝賢還會跑到附近的戲院聽幾場布袋戲，過過戲癮。
《五瓣之椿》劇照
後來，戲院放起了電影。沒錢的小孩子常常央告買票的大人帶進去看，侯孝賢還偷偷溜進去，甚至不惜翻牆、剪鐵絲網、做假票。《五瓣之椿》《三日月童子》《裡見八犬傳》等很多日本電影就是侯孝賢在當時看過的。正如那些叛逆舉動，彼時的侯孝賢調皮、打架、賭博，儼然小混混般，可謂典型的“熊孩子”。
實際上，此時侯孝賢對電影的滿腔熱愛，更多也是年少時期的偏執與玩性。正如他在後來的採訪中提到的，當時完全是“你不讓我進去看，我就偏要進去看”的心態，跟真正的電影沒什麼關係，也沒想到未來會做電影。
真正讓侯孝賢對電影產生濃厚興趣的，是他在服兵役期間看的一部英國電影——《十字路口》。被電影感動的他當天就在日記本上寫下花十年時間進入電影行業的壯志。
《十字路口》劇照
退伍後，他一邊打工一邊準備考大學，最終如願被國立臺灣藝術專科學校（現國立臺灣藝術大學）的影劇科錄取。畢業後，苦於沒有門路，侯孝賢未能順利走入電影圈，幹起了推銷員的工作。偶然間，老師打電話來問，願不願意到劇組做場記。
面對這樣一個擺在面前的好機會，侯孝賢聽罷趕忙應下。而這個尋找場記的劇組就是李行導演的《心有千千結》。這一年是1973年，也是侯孝賢第一次接觸電影拍攝的一年。
《心有千千結》劇照
或許骨子裡便有著天生做電影的天賦，儘管入行坎坷，跨進劇組的侯孝賢就像魚兒遇見水一般，迅速適應了行業的節奏和氣氛，而且“一年一個腳印”，從場記做到副導演，又做到編劇。從1975年開始，侯孝賢便以編劇身份先後參與了《桃花女鬥周公》《我踏浪而來》等多部作品，還憑藉《早安臺北》提名第17屆臺灣電影金馬獎最佳改編劇本獎，在行業紮根。
到1980年，侯孝賢終於得到了執導電影的機會，完成了一部愛情電影《就是溜溜的她》，其執導生涯便由此開啟。
“背對”觀眾，面對自我
在處女作《就是溜溜的她》中，侯孝賢便運用了長鏡頭等拍攝手法，為後來“侯氏風格”的形成埋下伏筆。但相比於後來，侯孝賢早期執導作品，像《風兒踢踏踩》等多以類型片為主，故事輕鬆幽默，商業氣質濃郁。《就是溜溜的她》一經上映還奪得當年臺灣地區春節檔的票房冠軍。
《就是溜溜的她》劇照
正如後來其電影作品所呈現的強烈風格轉化，賣座，並不是侯孝賢拍電影的初衷。他甚至坦言，只有“背對”觀眾，創作才會開始，才能認真面對自己。
於是，從1983年起，侯孝賢開始遠離主流商業圈，迴歸自我，“任性”地拍起了自己想拍的電影。其中，有參與編劇的《小畢的故事》《油麻菜籽》，與他人聯合執導的《兒子的大玩偶》，還有一部獨立執導的《風櫃來的人》。
可以看到的是，這些作品均跟以往的賣座商業片有著截然不同的調性，故事更寫實，風格也更加詩意，“侯氏風格”由此彰顯。侯孝賢也變得小有名氣。這一年，亦被影迷稱作是侯孝賢的電影元年。
《童年往事》劇照
後來，侯孝賢將自己的童年家庭經歷搬上銀幕，拍出了那部經典之作《童年往事》，又拍攝了《鼕鼕的假期》《戀戀風塵》等作品，還在楊德昌的《青梅竹馬》中出演了男主角。而真正讓侯孝賢名聲大噪、被賦予“大師”稱號的是他在1989年拍攝的那部《悲情城市》。
影片以1947年臺灣轟動一時的“二·二八事件”為背景，講述的是林家兄弟四人的遭遇與生活。可以發現，那一年也正是侯孝賢出生，並來到臺灣的一年。實際上，一直以來，臺灣當局都對該事件保持敏感狀態，侯孝賢卻大膽啟用，借普通商人家庭重現當年的殘酷與悲劇。
自上映後，《悲情城市》便在社會引起巨大轟動，贏得了威尼斯國際電影節金獅獎，臺灣電影金馬獎最佳導演、最佳男主角等獎項。之後，他又接連拍攝了《戲夢人生》和《好男好女》兩部電影，它們與《悲情城市》一道被譽為“悲情三部曲”，侯孝賢由此確立了在臺灣，乃至整個華語影史的大師地位。
《悲情城市》劇照
2015年，侯孝賢一改專注的鄉土視角，拍攝了第一部武俠電影《刺客聶隱娘》。當然，這也不難理解，畢竟年少時期，除了看電影，武俠小說也曾是他的心頭好。當時路邊地攤上的所有小說幾乎都被他看了個遍。
跟《聶隱娘》的結緣則是在大學時期，其中的武俠情義一直令他印象深刻。後來侯孝賢憑藉這部電影成功拿下戛納國際電影節、臺灣電影金馬獎、亞洲電影大獎的最佳導演，同時還在金馬獎斬獲最佳劇情片。值得一提的是，這部電影也是侯孝賢在內地上映的第一部作品。
《刺客聶隱娘》劇照
但總的來看，臺灣鄉土電影依舊是侯孝賢的創作主體。視角之下，極具寫實主義的生活呈現，平淡深沉的意蘊風格，外加各種空鏡頭、長鏡頭、畫外音、字幕等標誌性喜好，建構著獨屬於他的“侯氏風格”。
行業起伏，共助“新浪潮”
從最初不起眼的“街頭小子”，到如今的電影大師，侯孝賢對電影行業的貢獻，不僅在於電影創作本身，更在於他對整個臺灣影史的推動意義。
侯孝賢初步踏入行業的七十年代，正是臺灣的動盪時刻。時代之初，臺灣離開聯合國，緊接著，幾十個國家先後與臺灣斷交，美國擅自將琉球群島及釣魚臺交付日本一事也在臺灣社會引起騷動。國際處境遭遇變動，內部社會同樣不安。自國民黨撤退臺灣之後便對臺灣地區進行“戒嚴”，施行黨禁、報禁、軍事管制等措施，民眾反抗情緒日益積累。
內外交困下，臺灣電影告別六十年代的黃金時期亦開始回落。回看整個七十年代，功夫武俠電影盛極一時，以“瓊瑤片”為代表的愛情電影也成為市場主流。侯孝賢早期的商業三部曲——《就是溜溜的她》《風兒踢踏踩》《在那河畔青草青》便帶有不少“瓊瑤風”的影子。
邁入八十年代，以武俠、瓊瑤為代表的類型商業片逐漸使觀眾產生審美疲勞，再加上隔壁香港商業電影的大爆發，以及錄像帶盜版資源的猖獗，臺灣電影邁入低潮期。
或許冥冥之中窺見了這種市場變化，侯孝賢在這一時期也將創作方向從主流商業轉移到了作者表達上，而這種轉型亦在背後推動著“臺灣新浪潮運動”的來臨。其中，他與萬仁、曾壯祥聯合執導的劇情片《兒子的大玩偶》便被譽為這一運動的早期代表作，其後來拍攝的《風櫃來的人》《童年往事》《戀戀風塵》等亦是典型代表。
除此之外，楊德昌、吳念真、陳坤厚、張毅等導演也在這一時期貢獻出《光陰的故事》《青梅竹馬》《看海的日子》等等優秀作品。區別以往的商業電影，這些“新電影”不僅在題材上有了更大突破，而且極具現實人文主義關懷，以獨特新穎的影像表達方式剖析最真實的社會及人生百態。
可以說，是他們一道塑造了臺灣新電影運動的誕生和發展，緩和了臺灣電影的尷尬現狀。值得一提的是，這背後亦有著中央電影事業股份有限公司（後簡稱中影）的功勞。因為，大部分“新電影”都是由中影所打造，而這些當時尚稱得上是晚輩的導演們幾乎都在中影的大膽啟用下才得以共創這一盛景。
新浪潮電影運動的開啟，讓臺灣電影大放異彩，享譽國際，藝術價值不斷被挖掘，但另一邊，產業市場卻依然不溫不火，畢竟“文藝片”很難取悅商業受眾。侯孝賢也曾打趣地說：“臺灣電影就是我和楊德昌搞死的。” 但客觀來說，一個產業市場的低迷是被多方面影響的，藝術領域的突破與創新同樣不能被抹去和忽視。
自《刺客聶隱娘》之後，侯孝賢至今沒有推出下一部導演作品，而是以製片人身份推出了一部紀錄片《日常對話》，還監製了兩部青年導演的作品《強尼凱克》和《寶貝兒》。
《寶貝兒》劇照
根據臺灣媒體的報道，侯孝賢在一次座談會中曾提到，已經為下一部電影做好了準備。故事將會回到現代，講述一個研究水圳的宅男，在瞭解臺北水圳的過程中，和年輕女河神相遇相知的故事。對於這個女河神，侯孝賢表示仍會選用飾演聶隱孃的舒淇。
雖已年過古稀，但侯孝賢卻不曾停止創作的腳步，曾經的他甚至還放下豪言壯語：要一直拍下去，直到自己拍不動為止。時間流逝，代代更迭，華語電影的榮光正因如此才得以綿延傳承。
資料參考：
臺灣電影往事：教父、才子與美女
記者手記：我和侯孝賢導演的三次相遇
侯孝賢：知情重義、清醒剋制，透過電影和世界對話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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