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十年不上朝的皇帝亡了大明

萬曆怠政,是指明朝明神宗當政期間的怠政現象。明神宗的長期怠政主要是執政中後期,因其對政事心灰意懶,加上久病不愈無法處理政事,造成了其長達20年的怠政。數十年的怠政造成當時明政府政務廢弛的現象,在女真族興起並侵佔明朝東北領土、擴張勢力的同時,明神宗依然稱疾不上朝,是導致明朝逐步步向滅亡的原因之一。

二十年不上朝的皇帝亡了大明

萬曆十年(1582年)六月二十日,內閣首輔張居正卒,萬曆十四年(1586年)後,神宗就開始連續不上朝。李太后年紀漸大,對神宗也實在無力管束。

萬曆十七年(1589年)元旦,神宗以日食為由免去元旦朝賀。萬曆十七年十二月二十一日,大理寺左評事雒於仁上疏,稱神宗沉湎於酒、色、財、氣。閣臣王家屏次日再上一本,自請罷官。最後明神宗竟三十年不上朝,只在萬曆四十三年(1615年)勉強到金鑾殿上亮了一次相,許多朝臣都沒見過皇帝一面,導致國力衰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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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萬曆帝在1600年以前很有作為,他直接進行“萬曆三大徵”軍事指揮,明朝人霍九思在《萬曆武功錄》中評價說:“唐宋以來一大偉績”,由此可見萬曆帝並非對朝政懈怠[6]。學者常認為是由於國本之爭,神宗被群臣所迫,不能立自己愛子朱常洵為儲君,連選擇太子的皇帝權力也失去,因而以這種方式向朝臣們示威、抗議。史學家曹國慶認為萬曆帝患有齲齒、牙周病和氟牙症等多種牙科疾病,頜骨發育不良,面部凹陷而左右兩側不對稱。學者樊樹志認為神宗疾病纏身。1958年,北京定陵的地宮被打開,萬曆帝屍骨“背微陀,腿部殘疾”。右腿明顯比左腿短。吳晗曾懷疑萬曆帝因身體不好吸鴉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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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洋大將吳佩孚清末少年秀才,從恩師王紹勳參研明史,王提及萬曆帝怠政三秩,感嘆曰:“無為而治兮不必生一神宗三秩”,吳佩孚居然立刻應聲對仗:“有明之亡矣莫非殺六君子七賢。”認為天啟帝寵信魏璫,濫殺忠良,才是明朝亡國的主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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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82年張居正一死,神宗擺脫張居正的束縛之後,開始親政。此外,神宗亦進行政治清算,馮保率先被抄家,張居正去世兩年後獲罪,也被抄了家。張居正的兒子張敬修自縊身亡,朝廷只給張居正母親留下一所空宅和10頃薄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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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害最大的是“礦稅”一項,神宗先後派出內監多批徵收礦稅,幾乎遍佈中國各地,雖統名為礦稅,實際遠不限於礦業,兩淮有鹽監,廣東有珠監,擾得民不聊生。

萬曆二十四年(1596年),萬曆皇帝派出宦官充任礦監稅使,掠奪商民,一旦被認為地下有礦苗,房屋就要全部拆除,以便開礦,開礦時若果挖掘不到礦苗,附近的商家會被指控“盜礦”,必須繳出全部“盜礦”的賠款。礦監所到之處,民窮財盡,據記載:“鞭笞官吏,剽劫行旅,商民恨刺骨”,“其黨直入民家,姦淫婦女,或掠入稅監署中,士民公憤”,而“帝不問”,這成為明代一大惡政。首輔朱賡在上疏的時候說:“今日政權不由內閣,盡移於司禮。”大學士沈鯉在《請罷礦稅疏》 中指出,礦稅“皆有司加派於民,以包賠之也”。戶科給事中田大益曾批評:“以金錢珠玉為命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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萬曆二十五年(1597年)至萬曆三十三年(1605年),萬曆帝所榨取的礦稅使內庫銀增加將近三百萬兩,更多的財物流人了宦官之手,沉重的賦稅亦不斷激起民變。萬曆四十八年(1620年),朝鮮使臣李廷龜出使中國,遇上萬歷帝駕崩、泰昌登基等一系列政治事件。他曾見到萬曆帝的遺詔,其中包括對礦稅的記載:“封章多滯,僚採辦公,加以礦稅繁興,徵調四出,民生日蹙⋯⋯建言廢棄及礦稅注誤,諸臣酌量啟用,一切榷稅並新增織造燒造等悉停止”。因為礦稅問題十分突出,故萬曆帝在遺詔中特意加以交代。

由於神宗不上朝,缺官現象非常嚴重。萬曆三十年(1602年),南北兩京共缺尚書三名,侍郎十名;各地缺巡撫三名,布政使、按察使等六十六名,知府二十五名。葉向高曾疏曰:“今六部止有五人,都察院遂至空署。”且“候補科道久者二三年,近亦數月,旅食長安,茫無職事,銷向用之心傷,平政之明所宜即行。”神宗委頓於上,百官黨爭於下,政府完全陷入空轉之中。因此明史言:“明之亡,實亡於神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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萬曆皇帝指揮的萬曆朝鮮之役使朝鮮保全了國家,避免了亡國滅種的巨大危險,儘管朝鮮人對萬曆皇帝有著深厚的感情,但是在朝鮮使臣的記錄中,更多的還是對萬曆帝消極怠政、貪婪奢侈等惡劣行徑的批評。而朝鮮使臣塑造的萬曆皇帝形象,也反映出明中葉之後朝鮮對中國社會集體想像的轉變,大明帝國的形像已經由朝鮮前期塑造的“狂熱烏托邦”,逐步褪去了耀目的光環,而走向了沒落。

二十年不上朝的皇帝亡了大明

萬曆後期處理政務的效率降低,與他的健康狀況也有很大的關係。學者指出萬曆好飲酒,又好女色,長期的酒色生活嚴重損害了他的身體,使其疾病纏身。但是他不以為戒,依舊沉迷其中,導致其病癒益嚴重,逐漸喪失處理朝政的能力。執政後期經常因病無法處理朝政而傳諭輔臣。他久病不愈,加上又縱聲酒色,導致身體一日不如一日。虛弱的身體使他不能正常處理政務,面對文官集團嚴厲的指責,萬曆皇帝索性以健康問題,心安理得地與朝政決裂。不見其臣不理其政。

清史學家閻崇年認為萬曆帝怠政的表現為“六不做”,即不郊、不廟、不朝、不見、不批、不講。上朝理事和批閱朝臣奏章是皇帝瞭解政局,執掌朝政的主要手段,不朝不見不批,相當於與朝臣斷絕了聯繫,成了一個隱居皇帝。萬曆帝身體胖,他給太后請安,要“膝行前進”。胖易懶,使他更加厭倦政事。

二十年不上朝的皇帝亡了大明

史學家黃仁宇說:“當一個人口眾多的國家,各人行動全憑儒家簡單粗淺而又無法固定的原則所限制,而法律又缺乏創造性,則其社會發展的程度,必然受到限制。即便是宗旨善良,也不能補助技術之不及。”

萬曆帝雖然不上朝,但如同嘉靖帝一樣並沒有出現嚴重的宦官、外戚干政的局面,明朝內閣中也沒有嚴嵩這樣的權臣把持朝政,朝內黨爭也有所控制,抵抗日本豐臣政權的朝鮮之役、女真入侵和梃擊案,萬曆帝都有反應,表示重要奏章依舊批閱,並透過一定的方式控制朝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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