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冠疫情的全球蔓延還在繼續和深化。與過去的金融危機不同，此次疫情大流行對全球經濟造成了突然的“系統性打擊”，使得經濟與社會系統一下子全亂了套——從生產端到消費端、從實體經濟到金融業、從製造業到服務業，都因為疫情而暫時停擺。經濟活動大面積“凍結”，全球失業人數陡增。國際勞工組織（ILO）曾估計，疫情影響將導致全球最多增加2500萬失業人口。從經濟衝擊的廣度和深度來看，當前的危機正在演化為一場大蕭條級別的經濟危機。
面對疫情衝擊，各國紛紛出臺緊急措施來挽救經濟和就業，避免經濟社會體系出現崩潰。如何在極為緊急的形勢下，有效制訂政策、動員社會資源來應對經濟危機，對各國政府和決策層形成了空前嚴峻的挑戰。如果政策方向和思路選擇出現偏差，將會貽誤政策時機，消耗政策資源，不能有效緩解經濟衝擊。
從安邦諮詢（ANBOUND）研究團隊追蹤的各國應對疫情政策來看，大部分國家還是採取了傳統政策——緊急出臺大力度的貨幣政策和財政政策來抵禦危機。在貨幣政策方面，部分國家採取了降息、降準、量化寬鬆、逆回購、增加融資工具等措施，核心是向資本市場大量“放水”來托住市場。如美聯儲兩次累計降息150個BP至最低零利率，推出無限量的量化寬鬆政策。在財政政策方面，一些國家採取了諸如減稅降費、財政補貼、財政撥款、財政採購與支付等措施，來向地方、企業和個人提供財政支持。其中，一部分財政政策直接作用於老百姓，如向居民家庭直接給支票/現金，或者提供失業補助。
不過，面對一場大蕭條級別的經濟危機，僅僅有經典的貨幣政策和財政政策是遠遠不夠的。傳統的貨幣政策和財政政策一般不直接作用於消費者，而是通過政策中介或經濟載體發揮政策效果。比如，降息政策要通過銀行和債市來作用於企業、投資機構和個人；稅收優惠或財政補貼政策，要通過企業或項目載體才能起作用。在經濟正常運行時，這些傳統政策通過刺激生產和服務環節來發揮作用，但當經濟體系——市場、供應鏈、產業鏈、企業都遭受大規模系統衝擊時，政策中介載體受到嚴重破壞，傳統政策工具的作用將會顯著降低。如果社會系統放緩到“基本維持”狀態，只擴大復工復產是沒有用的；如果企業連訂單都沒有，生產線被迫關停，讓它擴大融資也沒有什麼用，只能增加企業的負債。
考慮經濟蕭條帶來的全面衝擊，這時候就不能按部就班地採取傳統政策來應對，而要在政策思路和政策設計上有所突破，正如一些分析人士所說，這時候的政策應該是救援政策和對沖政策，而不是刺激政策和逆週期調節。在日前的內部政策研判討論中，安邦諮詢首席研究員陳功提出了一個關鍵建議：面對此次大蕭條，應該嘗試用大力度的消費政策來努力熨平經濟。面對迫切需要救助的經濟困境和失業人群，傳統的貨幣政策與財政政策是遠遠不夠的，甚至可以把部分效果不彰、但佔用大量經濟資源的政策擱置一邊！
從國際上看，部分國家已經意識到消費政策的重要性，並開始採取行動。
以美國為例，在美聯儲為華爾街而“託市”的同時，美國政府推出了規模2.2萬億美元第三輪經濟救助法案，包括向年收入不足一定金額的單身或家庭發放補助支票。4月6日，美國眾議院議長佩洛西又稱，美國將很快推出規模至少達1萬億美元的第四輪刺激計劃，包括向個人派發現金、擴大失業保險、小企業貸款以及食品救濟等。相比共和黨關注大企業利益，美國民主黨主張傾向“藍領工人”、重點維持生計，這樣的主張更有利於消費，更切合美國社會當前的實際。在歐洲，德國的救助措施也直達個人——小型企業和自僱工人將在三個月內獲得最多15000歐元的直接補助，規模達500億歐元。西班牙日前也表示，將推出普遍基本收入（UNIVERSAL BASIC INCOME）政策來應對疫情危機，一旦實行，普遍基本收入將成為永久性的制度，疫情過後也會實行。
可以看到，這些政策的著眼點都在家庭和個人，是圍繞“人”而設計的消費政策。陳功表示，這些直接面向老百姓的消費政策可能更加有效。要知道，此次發生經濟危機的重要原因之一，就是有效消費能力不足，加重了產品過剩和生產過剩（實際上佔用了更多資本）。如果這時候直接向老百姓派錢，鼓勵消費者去買東西，將會產生直接的最終消費活動，通過消費來拉動產業和服務。陳功指出，在危機之下，同樣的錢給企業與給消費者的效果有很大不同。如果給企業1萬元錢，很可能只是不管用的杯水車薪；但如果給消費者1萬元，他可能就會立刻購買不少東西。還要指出的是，增加消費活動不僅能拉動生產環節，還通過把資源引導到真實的消費活動，有助於消耗掉一部分過剩資本。
出臺消費政策來恢復經濟，對於中國來說同樣具有重要意義。長期以來，中國是生產型大國和基建大國，政策部門和官員對於搞生產、搞基建項目都情有獨鍾，而且駕輕就熟。但對於如何發展消費卻十分陌生。這就是安邦諮詢在消費社會研究中多次指出過的現象——中國的政府部門和政策體系對於向消費社會轉型很不適應，不知道該幹什麼，也不知道該怎麼幹。不過，當前面對大蕭條帶來的衝擊，面對國內復工復產在訂單缺失時遇到的困境，中國的政策部門應該果斷、大膽地進行調整，嘗試將救助政策的重點轉向消費政策！
如果中國決定以強化消費政策來穩定經濟，那麼消費政策的基本設計思路是什麼？陳功的建議是，可以按照“城市-消費券-城市債-交易市場”的思路來設計消費政策。具體來說，（1）消費政策的推動和實施主體是城市政府，各個城市都可以推出本地化的消費政策；（2）消費券是核心的政策工具，由地方政府將當地老百姓發放消費券；（3）消費券的發行基礎是當地的城市債（指城市發行的地方債），各地通過發行固定收益的城市債券，來為消費券提供財政資金支持，這樣可以解決消費政策錢從何來的問題；（4）城市債進入全國現有的債券市場進行交易，這就與現有的地方發債體系相銜接了。
以這種方式來推動消費政策，會導致政府債務擴張，其中的債務風險和金融風險是政策設計時需要考慮的。
客觀來看，通過擴張債務來挽救經濟，中國與美國的條件有很大不同。美國掌握美元工具並實際掌控全球金融系統，目前能夠敞開了去擴張債務。但中國的情況不同，從經濟規模、財政能力以及防範風險來看，中國會受到債務規模約束。不過，中國也是全球第二大經濟體，雖然不能敞開了發債，但政府仍有可觀的債務擴張空間。如果利用得好，對於出臺消費政策應對危機，完全能夠起到有效的作用。此外，在消費政策的執行中也要注意風險。因為消費券轉化為地方債券，在金融上能夠進行控制。只要地方政府不挪用債券資金，真地用債券融資來清償消費券，應該不會有什麼太大的問題。
總體來看，面對經濟危機，出臺消費政策要比推出傳統的貨幣政策和財政政策更重要。對於首先走出疫情緊急狀態的中國來說，應該大膽進行以消費政策恢復經濟的嘗試，這是熨平經濟危機的一大探索！
最終分析結論（FINAL ANALYSIS CONCLUSION）：
新冠疫情引發的危機，是一場衝擊程度遠超金融危機的蕭條級別的經濟危機。應對蕭條，在傳統的貨幣政策和財政政策之外，更應該出臺大力度的消費政策來盡力熨平經濟衝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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