波斯戰爭，希臘人奇蹟般地戰勝波斯。那場規模空前的世界大戰，為希臘人帶來了空前的自信和榮耀，卻也是之後希臘世界一系列危機的開端。作為希臘人“團結禦侮”的核心力量，雅典在戰後強勢崛起，在不到三十年的時間裡，雅典從先前希臘世界的普通城邦迅速成長為東地中海的主導力量。從米泰雅德(Miltiades)、泰米斯托克利(Themistocles)、阿里斯泰德(Aristides)，再到伯里克利(Pericles)，幾代政治家苦心經營，勵精圖治。如何乘崛起之大勢，最終使雅典成為“全希臘的主人翁”?在確立雅典帝國霸權的同時，結束希臘世界長期紛爭、分崩離析、人人自危的亂局，樹立“雅典治下的和平”?這成為幾代雅典人的雄心壯志和強國夢想，也是修昔底德著述背後的“潛臺詞”和現實關切。然而，擺在以伯里克利為代表的新一代雅典政治家面前的巨大考驗在於：斯巴達正是雅典人最終實現其帝國雄心所必須克服的最大的政治和軍事障礙。而在那場與勁敵斯巴達及其同盟的生死較量當中，雅典遭遇慘敗，這場失敗不僅是雅典人的災難，更是希臘人尋求內部秩序的艱苦嘗試所遭遇的一次重挫。戰爭本身給希臘世界帶來空前的苦難，更預示著希臘世界陷入更大規模內訌紛爭的開端。
與對外實現帝國雄心的同時，雅典城邦內部推行“民主”式的治理方式。從公元前508年克里斯提尼新政開始，在之後的五十年時間裡，民主政治至“伯里克利時代”達到最為激進的階段，具體表現為：國家內政、外交方面的重大事務均由公民大會議決，主要官職由抽籤產生，十將軍採取選舉制、陪審津貼、觀劇津貼等。而對雅典人來說，民主化更多的是一把“雙刃劍”：它在增強國力夯實社會基礎的同時，卻以在政治上擠壓傳統世家貴族為代價。面對民主政治釋放出的洶洶民意，要防止其破壞力，更多地依託於伯里克利的政治奇才。而對雅典傳統世家大族來說，他們當然不會作壁上觀，認命服輸，進而在政治上束手就擒。伯里克利時代的雅典政壇暗流湧動，新興民主勢力與傳統貴族勢力彼此虎視眈眈，政治角力蓄勢待發。如果說伯里克利在世時尚能夠通過其清明的判斷力和高超的政治手腕巧於彌縫，暫時消弭這一對抗的破壞作用，而隨著伯里克利的突然離世，這一斗爭便正式浮出水面，且迅速升級並趨向白熱化，最終走向失控，成為帝國事業的顛覆性力量。在帝國事業面臨生死考驗的當口，雅典民主政壇卻陷入了空前紊亂，外患與內憂彼此疊加，致使雅典陷入一系列重大挫折的怪圈，帝國事業最終“胎死腹中”，這不能不令人唏噓扼腕。
在“後伯里克利時代”的雅典，與政壇的畸變互為表裡，雅典社會民情風俗也發生蛻變朽壞，誤入歧途。人心畸變帶來政治的扭曲：本來作為動員自由公民參與城邦公共事務的公民大會，在實踐中卻淪為少數政客搖唇鼓舌、混淆視聽、爭權奪利的場所，人們參加公民大會的首要動機不再如以往那樣旨在協議國事並從中習得政治經驗，從而接受政治教育，如今他們的主要動機僅僅在於能及時領到參會補貼，後者往往對下層民眾更具誘惑力，這就使公民大會難以發揮預期的清晰判斷、群策群力的政治效能；本來旨在預防僭政的陶片放逐律，卻日趨淪為黨派彼此造謠傾軋、政客相互算計、彼此拆臺的利器；本來意在培育公民公正感和道德良知的陪審法庭，卻日趨墮落為人們逞私慾、鬧派性、勾肩搭背、私相授受的舞臺，雅典傳統貴族的教養、德行、自律以及由之衍生的一整套禮法，在民主的大潮中不斷趨於崩解；與強調世襲身份的“舊雅典”不同，“新雅典”人們更加看重的是金錢財富，以不義之行攫取不義之財，最初為社會輿論悄然接受，最終卻得到輿論的公然推崇甚至吹捧；以智術師為代表的“新啟蒙運動”，不斷侵蝕雅典社會的倫理根基。理智主義與宗教信仰、平民主義與貴族德行，日益上升為民主雅典政治社會最為突出的意識形態。而在實踐中，這種意識形態往往與更為現實的權力鬥爭彼此交疊，使得雅典帝國內政、外交格局矛盾交織、錯綜複雜。貴族派與民主派、貴族共和國與民主共和國、舊雅典與新雅典、傳統與現代，在雅典社會，兩種力量往往相互撕扯、彼此消解，而在雅典人的精神世界，兩種價值觀念彼此掣肘，“新社會”以慾望為核心的功利主義、個人至上、金錢至上等價值觀念和行為方式，不斷消解雅典社會的倫理根基和道德底線。
從城邦到帝國的轉型過程中，雅典中途折戟，帝國事業盛極而衰，最終“胎死腹中”。作為讀者，應當避免陷入所謂“後見之明”式的簡單化處理，切忌將其歸咎於某種單一的所謂“根本原因”，將本來豐富且立體的歷史面相平面化、膚淺化，那樣，我們便難以從前塵往事中獲得長進。本文以修昔底德著述為基礎，結合阿里斯托芬、色諾芬、柏拉圖等相關文本，力圖從雅典政治社會的內部視角，揭示雅典帝國在關鍵時刻所面臨的諸多錯綜複雜的矛盾，以及這些矛盾導致的現實後果。
雅典：“黃金時代”抑或“鍍金時代”?
深入理解古典時代的雅典帝國，希羅多德、修昔底德和柏拉圖的相關文本，無疑需要我們重點關注。希羅多德在雅典極盛期講述波斯戰爭傳奇，其現實關切深沉且委婉。波斯從當初米底帝國治下的一個偏僻小部落成長為世界帝國，最終卻在其遠征希臘時意外失手，從此一蹶不振，國勢日頹。如果說希羅多德以波斯帝國興衰為“借鏡”，通過外部視角，反觀當時如日中天的雅典帝國，藉以探問邦國興替之機理，思索命運之沉浮，那麼，後學柏拉圖則通過內部視角，診斷雅典政制及其國家精神的病理，進而尋求可能的解救之道。如果說柏拉圖《法律篇》可以被視為希羅多德《歷史》的理論總結，那麼《理想國》則無疑是修昔底德《伯羅奔尼撒戰爭史》的理論昇華，從敘事結構和思想主旨來看，它們在時序上彼此呼應，論題上相得益彰：修昔底德將現實版的雅典與斯巴達對觀，雙方在政制形態、言談舉止、民情風俗等方面形成鮮明反襯，而雅典自身的弊病則在這一對比中昭然若揭；《理想國》將理論版的斯巴達與雅典對照，斯巴達無疑是柏拉圖理想國家的理論原型，從蘇格拉底與雅典青年的談話中，我們不難覺察到柏拉圖對雅典政治社會的現實關懷和深切的救世之心。而且，值得玩味的是，《理想國》起筆處似乎就是修昔底德擱筆處，即公元前411年左右，發生在雅典的寡頭政變以及繼之而起的圍繞究竟是寡頭政體還是民主政體更適合雅典國情的激烈爭論，在這一方面，柏拉圖似乎意在賡續修昔底德的精神志業，探問雅典國家的解救之道，而他們之間的差異在於：修昔底德關注更多的是政治，而柏拉圖則更側重法意。
在《理想國》一書中，柏拉圖將斯巴達作為理論原型，藉以觀察現實雅典政治社會諸多弊病，例如第二卷關於“豬的城邦”與“發高燒的城邦”的討論。“豬的城邦”本是對話者之一格勞康調侃的說法，它針對的正是蘇格拉底創造的能夠分工合作、通工易事從而滿足人們基本需要的城邦。在這樣的城邦，諸如工匠、農人、牧人、行商、住商、僱傭勞動者，他們相需相得、和睦相處。有關該城邦人們的生活方式，蘇格拉底做了如下描繪：
他們製造麵包，釀造酒類，製作衣服和鞋子，建造房屋；在暑天，他們大半是裸身赤足勞動的，到了冬天就身上穿衣服，腳上穿鞋子，足以保溫，足以禦寒；作為他們籍以營養滋生的食物，他們……厚實地道的用大麥粉揉製出來的麵包和用小麥粉焙烤出來的麵包他們放置在蘆草墊上或是潔淨的葉片上，他們斜倚在用葡萄藤和桃金娘枝葉墊起的坐蓐上，他們，和他們的孩子們一起，快樂地用餐，輪番地飲酒，頭上戴著花環，唱著頌神的讚歌，他們彼此相得，和合歡暢；他們不超出他們的財力物力的限度生育子女，以求免於貧乏和戰爭的憂慮。……他們在和平與安寧中健康地生活，無疑，他們是能夠歷耄耋，盡天年，同時又把這樣的生活傳給他們的子息。
在這樣的城邦，人們生活無虞睏乏，適可而止，生活在於必需，而不為種種額外的奢靡、炫目的浮華以及形形色色的欲求所左右。人們樸素節制，無須相互炫耀攀比，彼此嫉妒豔羨，既沒有因飲食過度而導致的各種疾病，也不會因為漫無節制的物慾導致的對外侵伐，這是個真正意義上的城邦，一個健康的城邦。
與上述城邦形成鮮明對比的是一個奢靡的城邦、“一個發高燒的城邦”、“一個發炎的城邦”、“腫脹的城邦”。在這樣的城邦，人們不再滿足於先前的生活方式，於是各種物事不斷充斥其中，許多先前被認為毫無必要的欲求，如今成了生活的必需，而且無法饜足，他們
還要再有帶靠背的褥墊長椅、餐桌以及其他傢俱，要有關味的菜餚，要有香水精，要有薰香，要有侍女，要有糕點蜜餞，所有這一切每一樣都要百種花式齊備……繪畫、刺繡織錦，一一都要興辦，金銀、象牙以及諸如此類的一切，無不要一一羅致齊全……各式各樣的漁獵人；各種模仿者……各式各樣的花式製品的工匠們，其中特別是婦女裝飾品。並且我們需要的服務種類也增加了。看來，我們不是應該有兒童教師、乳母、保育員、婦女美容師、理髮師，又要廚師、管家麼?並且我們又多了一個需要，要有很多牧豬人。
人們縱情聲色犬馬，心靈喪失節制，貪戀種種口體之樂，他們懶散饕餮，致使疾病纏身，於是醫生、法官奇貨可居，不僅為一般人所需要，連自由人也對他們俯首帖耳。而一旦放縱與疾病在城邦內氾濫橫溢，法庭藥鋪便到處皆是，訟師醫生便趾高氣揚，致使多數自由人也不得不對他們俯首帖耳。“豬的城邦”與“發高燒的城邦”，柏拉圖通過蘇格拉底之口，不僅意在使現實版的斯巴達與雅典彼此對照，而且旨在使曾經的雅典與當時的雅典互為“借鏡”，藉以透視“黃金時代”雅典表面繁盛背後所潛藏的深刻危機和內在“病理”。
而在修昔底德文本中，我們也不難發現類似的理論努力。在那篇著名的國葬演說中，伯里克利這樣說道：
當我們工作完畢的時候，我們可以享受各種娛樂，以提高我們的精神。在整個一年之中，有各種定期賽會和祭祀；在我們的家庭中，我們有華麗而風雅的設備，每天怡悅心目，使我們忘記了我們的憂慮。我們的城邦這樣偉大，它使全世界各地的一切好的東西都充分地帶給我們，使我們享受我愛國的東西，正好像我們本地的出產品一樣。……我們愛好美麗的東西，但是沒有因此而至於奢侈；我們愛好智慧，但是沒有因此而至於柔弱。我們把財富當作可以適當利用的東西，而沒有把它當作可以自己誇耀的東西。至於貧窮，誰也不必以承認自己的貧窮為恥；真正的恥辱是不去努力擺脫貧窮。
這既是伯里克利對雅典的直接稱頌，也是修昔底德對雅典人的委婉警示：國家的富強帶來生活的舒適安逸的同時，也會讓民眾日趨陷入柔弱苟且；財富的增長和積累在帶來各種享受的同時，也會使民眾為追求金錢不擇手段甚至違法亂紀；漫無節制的物慾經常讓不法之徒鋌而走險，無視公序良俗，藐視祖輩禮法，目無城邦法紀，無視宗教權威；金錢在人們心中的地位儼然如神，人們將其奉為至上權威，諸如公共責任、公序良俗、道德信仰，在他們的精神世界日趨暗淡。對此，喜劇家阿里斯托芬做了格外生動的呈現：《雲》中的父親斯特瑞普西阿得斯為了賴掉所欠債務，不惜敦促兒子費狄庇得斯前往“思想所”學習詭辯術，在正理和歪理之間，他們毅然選擇了歪理。而在“正理”與“歪理”的那場戲劇式的對駁中，“正理”一上來便自信滿滿、義正詞嚴：
我要談談從前年輕人的教育是什麼樣的：那時代
我很成功地傳授正直的德行，人人知道節制。
首先是學校裡聽不到孩子們的哭喊尖叫聲；
其次甚至大雪天，同區的學生都穿著單衣
隊伍整齊地，一同穿過大街前往樂師家裡。
他們在那兒張開腿站著，學習唱歌，
不是唱“遠揚的戰歌”，便是唱“毀滅城堡的可畏的雅典娜”，
大家的聲調都很和諧，這和諧原是由他們的祖先傳下來的。
我曾經用那種
教育教出了馬拉松的英雄，
你如今卻教年輕人很早就裹上了長袍。
每當他們在雅典娜節裡跳舞的時候，他們總是不敬神，
用盾牌來遮著他們的大腿，我看了真氣得要死!
無論“正理”多麼理直氣壯，最終卻在這場對駁中敗下陣來，而“歪理”之所以能夠完勝“正理”，靠的恰恰是迎合而非節制年輕人的情慾本能。“歪理”所代表的“新思想”教育年輕人說：世界上從來無所謂“正義”、天神、羞恥，只有利益和功利，這種“新理論”、“新教育”能夠教會年輕人“用一些歪曲的理由，反能夠戰勝正直的強者，這法術值千萬兩黃金”，只要學會那套高超的詭辯技巧，即便攤上任何壞事都能化險為夷。而“正理”所宣揚的那套前輩人的美好德行，在上述“新理論”面前，則顯得守舊僵化、愚不可及。
在雅典光鮮的外表下，卻是古風時代人們剛健虔敬、莊重內斂品格的式微。在雅典有識之士眼裡，雅典的所謂“黃金時代”，實際上只不過是“鍍金時代”。雅典人轉而在對手斯巴達身上，發現了自己久違的德行。站在曾經執希臘世界之牛耳的邁錫尼依稀可見的廢墟之上，修昔底德撫今追昔，遙想當年阿伽門農王的威勢，他不由嘆道：
假如斯巴達將來變為荒廢了，只有神廟和建築的地基保留下來了的話，隨著年深日久，我想後來人很難相信這個地方曾經有過像它的名聲那麼大的勢力。但是斯巴達人佔有伯羅奔尼撒半島五分之二的土地，它不但在整個伯羅奔尼撒半島上，並且在半島以外許多同盟國中佔著重要的地位。因為斯巴達城不是有規則地設計的，城內沒有壯麗的神廟或紀念物，而只是一些古老形式的村落的聚集，它的外表不如我們所料想到的。在另一方面，如果雅典有同樣的遭遇的話，人們從會認為這個城市的實力兩倍於它的實際情況。
為了保持本城邦生活方式的純粹性和城邦法律習俗的穩定性，防止異族風俗的滲入進而腐蝕本民族慣有的習尚，斯巴達人格外謹慎且警惕，不遺餘力想方設法予以防範。修昔底德通過追溯國王波桑尼阿斯里通波斯案，對斯巴達在這一方面的努力做了更為直觀的呈現。波斯戰爭，希臘人篳路藍縷，奇蹟般戰勝了不可一世的波斯帝國，然而波斯人奢靡的生活方式，卻成為戰後希臘人尤其是雅典人競相效仿的對象。希臘人在軍事上戰勝了波斯人，卻最終淪為波斯人生活方式的俘虜：普拉提亞戰爭，希臘聯軍大獲全勝，佔領瑪爾多紐斯大營，波桑尼阿斯看到波斯統帥極其精美的金銀鑲飾的床榻、金銀餐桌以及那豐盛的波斯大餐，他在納悶如此富裕的波斯國王為何要不惜代價遠征貧窮的希臘的同時，對波斯人的奢華生活也不由心生豔羨甚至激起效法的本能衝動。希羅多德的《歷史》一書以居魯士大帝對波斯人的警告作結，據說當初有人力勸居魯士將波斯人從崎嶇的山地遷往更為肥沃的平原，居魯士警告他們說：“一旦這樣做了，就不要再指望繼續做統治者，而要準備成為受別人統治的臣民——宜人的水土養育軟弱的人民——但沒有哪一塊極其豐饒的土地上，同時也會養育出勇武的戰士。”波斯人於是改變了初衷，採納了先賢的建言：“他們寧肯居住在崎嶇的山地上擔任統治者，也不願居住在平坦的良田上充當別人的奴隸。”
豐裕非但未帶來雅典城邦的和諧，卻成為內訌黨爭的溫床，政治權利上強調平等與財富佔有上的極度分化形成了一個令人觸目驚心的有機合謀，與貧富嚴重分化對應的是雅典社會人們在意識形態上的急劇分裂，雅典早已不是柏拉圖理想的將許多不同部分聚合在一起的完整的單一城邦，而是相互敵對的兩個城邦，“一個是窮人的，一個是富人的”。貧窮而得享自由，奢侈而遭受奴役。對帝國來說，其勢力如日中天、富庶奢華之日，或許正是其民眾走向萎靡苟且、民情日趨頹壞之時。在雅典帝國國勢蒸蒸日上的當口，希羅多德向雅典人講述波斯帝國的興衰傳奇，這是對正在“發高燒”的雅典城邦的警告?還是對雅典重蹈波斯帝國覆轍這一看似難以倖免的宿命的哀矜?抑或兼而有之?
貴族派與民主派
與斯巴達戰爭爆發第三年，雅典“第一公民”伯里克利身染疫病離世。雖屬意外，但從雅典後來的一系列變故看，伯氏的去世成為雅典政壇以及帝國事業的轉折性事件。在“後伯里克利時代”的雅典政壇，尼西阿斯功勳卓著，其政治地位可謂舉足輕重，他本可以利用自身雄厚的政治資本，賡續國祚，勵精圖治，將雅典帝國事業帶上新的高度。然而令人遺憾且匪夷所思的是，正是這位“高貴的”尼西阿斯一手將雅典人的帝國事業推向萬劫不復的深淵。在每一個關鍵時刻，尼西阿斯的做派帶來的後果往往都使雅典的處境急轉直下、雪上加霜，有些甚至是他刻意為之。公元前413年，四萬雅典遠征軍最終在西西里全軍覆沒，尼西阿斯兵敗被殺，修昔底德悲嘆道：“在所有的希臘人中間，他是最不該遭到這麼悲慘的結局的，因為他是畢生致力於美德(arete)實踐的。”這與其說是修昔底德對尼西阿斯的哀矜式的讚揚，還不如說是有著高度政治思考力和判斷力的修昔底德對這位雅典同胞發出的一則格外辛辣的諷刺。
公元前425年，雅典圍攻派婁斯，戰局一度陷入膠著，尼西阿斯在公民大會上一反常態，“爽快地”將指揮權移交給政敵克里昂。然而，對尼西阿斯來說，移交兵權是假，趁機剪除政敵是真，誰料克里昂有如神助，不僅大獲全勝，而且將120名斯巴達軍官解回雅典，這成為雅典扭轉戰局贏得之後談判籌碼的關鍵。作為讀者，我們不難想見，當尼西阿斯得知派婁斯大捷的消息，他的內心該是怎樣的一番五味雜陳!公元前415年，雅典公民大會討論是否遠征西西里，尼西阿斯與“政治新星”亞西比德唇槍舌劍，各抒己見，眼見自己的主張無法贏得多數人的支持，尼西阿斯極力誇大遠征本身所需兵力，本想借以阻止出征，然而，雅典人卻將尼西阿斯的這一消極阻撓策略一廂情願地誤會成他力圖一舉拿下西西里的戰略決心，於是大幅增加遠征兵力和物資儲備，致使雅典幾乎傾巢出動，導致後防空虛。然而，更令人匪夷所思的是，作為首席將軍，初到西西里的尼西阿斯非但不去兌現他出徵前向雅典索要兵力時的承諾，積極出戰，利用敵人的畏懼心理，速戰速決，卻是反其道而行之，轉而主張在促成盟國厄基斯泰與棲來那斯達成和解之後，環繞西西里沿海航行一週，炫耀一下雅典的實力後即航行回國，“除非他們可以迅速地、出其不意地援助林地尼或爭取其他城市到他們這一邊來。他認為他們不應該耗費國家的資源，使國家陷入危險中”。
雅典遠征軍勞師襲遠，志在必得，然而尼西阿斯卻消極應對，貽誤戰機，這使一度準備放棄抵抗的西西里人重拾信心。眼見斯巴達的援軍陸續到達、遠征軍處境不利的情況下，尼西阿斯親自修書一封，因為“他擔心使者們由於缺乏說話的能力，或者由於記憶力不好，或者由於想說些討好群眾輿論的話，因而不說出真實情況來”。在這封公文中，尼西阿斯要求增派與第一次出征同樣規模的兵力，否則要麼允許他儘快撤軍，要麼派新的將軍取代他的軍職。修昔底德全文照錄，而從這封求援信的內容看，尼西阿斯作為職業軍人，非但不如實通報軍情，反而反其道而行，只報憂，不報喜，重演出徵前在雅典公民大會上的故伎，誇大遠征軍的不利處境，同時極力推卸自己作為將軍的責任，儼然一個事不關己的“局外人”姿態：
我從經驗中知道雅典人的性格：你們喜歡人家告訴你們一些悅耳的消息；但是如果事情的發展不如你們所預料的話，那麼，你們後來就會責難那些告訴你們的人。……以這次遠征的原定計劃而論，你們不能說你們的士兵或將軍有什麼錯誤。但是現在整個西西里聯合起來反對我們了；伯羅奔尼撒將增派新的援兵來，這是意料中的事；而你們在這裡的軍隊，連目前的敵人也已經不能應付了。因此，這時候你們要決定，不是召回我們，就是另派一支和第一次遠征軍一樣大的軍隊來，包括海軍和陸軍，並攜帶鉅額的金錢來，同時另派一位將軍來指揮軍隊，以免除我的職務，因為我患腎臟病，不宜於軍事了，我想我可以請求你們照顧，因為當我身體健康的時候，我歷次指揮軍隊，對於你們曾經有過很多的貢獻。
厄庇波利戰役失敗，德謨斯提尼主張即刻從陸上撤軍，保存有生力量，維持海上優勢，再另做謀劃。但尼西阿斯卻拒絕撤軍，修昔底德對其心理活動做了如下細緻入微的揭示：
他(尼西阿斯)說，如果雅典民眾會議沒有表決要他們撤退的話，他確信雅典人是不會贊成他們撤退的。他們自己親眼看見了事實的真相，因此不必依靠別人的敵對批評而作出關於他們的決議來；但是雅典的選民就不是這樣的，他們的判斷是容易受到任何一個想造成成見的狡猾演說家的影響的。他又說，事實上在西西里的士兵中，現在大多數人正在叫囂，說他們處於絕望的地位；但是他們一旦回到了雅典的時候，有許多人就會完全改變他們的口氣，說是將軍們受到了賄賂，把他們出賣了而回來的。因此，在他的一方面，因為他深知雅典人的性格，與其被一個不公平的判決，在一個丟臉的罪名之下處死，還不如在此碰碰運氣；如果一定要死的話，他寧願死在敵人手中。[2](前揭，P598)
就這樣，在敵人和同胞之間，尼西阿斯寧肯選擇信任敵人。在這位傑出將軍的內心深處，充滿了對雅典人的疑竇和怨懟，進而轉化為他對待雅典帝國事業上的漫不經心，甚至落井下石。尼西阿斯一次次辜負雅典人的信任和重託，波斯戰後幾代雅典人開創的帝國基業就這樣在他的手裡葬送淨盡，這不能不令人為之哀矜扼腕，唏噓悲嘆。
針對尼西阿斯上述種種做派，若僅僅從他的個人品性上解釋，顯然缺乏足夠的說服力。對於尼西阿斯上述一系列行為，我們不難發現其中某種程度的內在一貫性，對於尼西阿斯心中的無限鬱結和怨懟，只有放在雅典民主政治的結構性張力場中才能得到更為合理的解釋。
雅典民主政治的發端可追溯至公元前594年的梭倫改制。梭倫立法的核心目標在於消除長期困擾雅典的內訌式黨爭，諸如頒佈旨在廢除債務奴隸制的“解負令”，按照財產多寡將人口分為四個等級(即五百鬥級、騎士、雙牛級和僱工)，同時按照財產分配相應的公職。新法雖然未在法理上直接取消雅典傳統的部落建制，但在事實上削弱了傳統世襲貴族的政治影響力：如原來由戰神山議事會負責遴選公職人員，如今卻由各部落推舉候選人，然後再通過抽籤產生；新的以財產而非世系為基準的等級劃分以及與之相應的公職授職機制，客觀上為社會中、下層通過創富獲得晉身提供了機會。
梭倫改革毋寧是雅典由傳統的貴族共和國向民主共和國轉型的開端，這一轉型過程中經皮西特拉圖家族持續近五十年的僭主統治，至公元前508年的克里斯提尼新政基本完成：集中表現為傳統世家大族政治影響力的日漸式微，平民勢力在城邦公共事務中的不斷崛起，而克里斯提尼通過其一系列新政舉措最終將這一轉型成果從法理上肯定下來：諸如打散原來的部落建制，代之以完全按照地域劃分的“德謨”(deme)體制；同時依照新的行政區劃組建“五百人議事會”，取代原先根深蒂固的以世家貴族為基礎的“四百人議事會”；推行陶片放逐律，等等。通過抑制貴族豪強進行“國家建設”，無論從法理上還是事實上說，克里斯提尼“民主化”最終完成了僭主統治在雅典長期未完成的政治任務：即建立具有高度凝聚力的強大城邦國家。民主化將個人與城邦的命運緊密聯繫起來，希羅多德說，正是民主化促使雅典國勢不斷增強，雅典人在波斯戰爭中迸發出奇蹟般的戰鬥力。地米斯托克利這樣非名門出身的傑出將領之所以能夠脫穎而出，一定程度上也得益於此前雅典的民主化。
至“伯里克利時代”(前460-前429年)，民主在雅典發展至最為激進的階段，而伯里克利本人對這一時期的雅典民主有如下概括：
我們的政治制度之所以被稱為民主政治，因為我們管理我們的事務服務於多數人的利益，而不是少數人的好處。解決私人糾紛，法律面前人人平等；讓一個人負擔公職優先於他人的時候，所考慮的不是他的階級出身，而是他們的真正才能和個體價值。任何人，只要他能夠對國家有所貢獻，絕對不會因為貧窮而在政治上湮沒無聞。
事實卻是，對雅典人來說，民主化更多的是一把“雙刃劍”：它在動員多數民眾參與國家事務、夯實國家政治社會基礎的同時，卻以在政治上擠壓傳統世家貴族為代價。我們知道，對任何政治共同體來說，貴族精英集團往往是不可或缺的“穩定器”、“壓艙石”，他們如果能夠免於故步自封、驕縱專橫，便是共同體教養的載體、德行的化身、民眾的表率。民主政治釋放出多數人強大的政治激情，這種激情如果得到有效的約制和引導，無疑會成為一個社會巨大的“正能量”，否則必然會淪為群眾意見的“秀場”、黨派傾軋的舞臺，最終淪為狂暴的“負能量”。在缺乏必要的制度性規範的情況下，雅典只能退而求其次，更多地依託於諸如地米斯托克利、伯里克利這樣具有超凡魅力的領袖人物，藉以有效地約制和引導民主。民主政治動員起民眾的政治狂熱激情與政治領袖的冷靜理性之間的平衡，成為波斯戰後年代國勢上升過程中雅典政制有效運轉的關鍵，這種類似“高壓鍋”式的政治體在僥倖得到伯里克利這樣的政治天才的情況下，雅典可以被帶向極盛，而一旦缺乏這樣的政治領袖，民主政治便難以避免地走向其反面。這恰恰是伯里克利去世後民主政壇陷入空前紊亂、雅典帝國事業急轉直下的關鍵。得失之道、盛衰之理，在雅典帝國事業的艱苦征程中被展現得淋漓盡致，其中呈現出的戲劇性也格外令人觸目驚心。
尼西阿斯這樣的雅典世族，正是在上述政治情境中被推上帝國政壇的風口浪尖。對於克里昂這樣的意見領袖，尼西阿斯打心底裡不屑，對尼西阿斯來說，在克里昂這樣出身下賤、為了獲得權勢不擇手段的政客面前，他既感到恐懼，又本能地鄙視和厭惡。透過喜劇家阿里斯托芬的如椽之筆，我們不難對民主政治的畸變感同身受，對尼西阿斯這樣的雅典世族的鬱悶和怨懟多一些同情的理解。在《公民大會婦女》中，喜劇家借雅典婦女珀拉克薩戈拉之口發出如下悲嘆：
目睹國勢日衰，一蹶不振，
我悲涼感慨，五內俱焚。
我看到，一群壞蛋把國家操縱。
別看他偶然一次行為端正，
實際上十有九次是騙子、惡棍，
你們信賴另一個，他卻更加齷齪卑鄙。
想說服一幫剛愎自用的男人，
真不容易。
你們對良言勸誡的耿介之士惡語恫嚇，
對包藏禍心的宵小之徒大獻殷勤。[5](前揭，第174-182行)
對於雅典公民大會，喜劇詩人通過歌隊做了如下生動的描繪：
遙想當年……
誰也不會因為參加大會
把國家的錢揣進自己口袋。
但大家都踴躍前來普倪克斯，
各自在背囊裡帶著
麵包、蔥頭和酒罐，
外加一把油橄欖。
而現在雖然每人發了三個歐波爾，
一討論起國家大事來
就只知道在會上喧嚷叫喊，
像僱傭來的泥瓦雜工一般要工錢。
在公民大會上，面對洶洶民意，尼西阿斯時刻感到無可奈何、力不從心，他沒有像伯里克利那樣，既能夠在適當時刻放低身段遷就民意，也能不失時機規訓民眾，更沒有伯里克利的帝國雄心以及兌現這一雄心的權力意志。尼西阿斯厭惡克里昂，厭惡克里昂背後叫囂起鬨人多勢眾的“無知群眾”，他厭惡民主，進而厭惡公民大會做出的幾乎所有決定，遠征西西里作為經營帝國的戰略抉擇，即便其本身有著足夠的理由，但出自公民大會這一事實就足以使尼西阿斯對這一決策產生極度懷疑和反感：出征前在公民大會上通過誇大所需兵力這一“陰招”阻撓遠征，阻撓不成反使雅典人壓上了幾乎所有家底；到達西西里非但不兌現出徵前公開做出的軍事承諾，反而採取極端消極策略，讓遠征軍兀自消耗、坐以待斃；在戰局不利的情況下，作為首席將軍非但不主動承擔責任，反而極力推卸責任，同時要求增派相當規模的遠征軍；在有機會及時撤軍時他拒絕撤軍，在敵國和自己的同胞之間寧肯信任敵國……可以說，正是尼西阿斯一手將雅典帝國送上了不歸路。但我們絕對不能將雅典帝國事業從興盛向衰敗的戲劇化逆轉完全歸咎於尼西阿斯個人品性。事實卻是，在複雜的歷史事件背後，個體選擇與時代境遇往往彼此形塑。毋寧說，廣場民眾的癲狂與尼西阿斯的怨懟，在帝國事業生死攸關的時刻“合謀”將雅典推向萬劫不復的深淵。
雅典怎麼啦?
據色諾芬回憶，雅典將軍小伯里克利與哲人蘇格拉底曾就雅典帝國的急轉直下有這麼一段耐人尋味的對話：
小伯里克利：蘇格拉底，我真奇怪，我們城邦的威力怎麼竟這樣敗落下來?
蘇格拉底：我想，正如別的人由於過分超群出眾和成績優異而疏忽大意以致落後一樣，雅典人在取得卓越成就之後，也是由於疏忽大意而變得落後了。
小伯里克利：那麼，他們怎樣才能恢復他們原有的威望呢?
蘇格拉底：我看並沒有什麼神秘之處，只要他們能夠發現他們的祖先是怎樣行事為人的，而且自己也努力照樣去做，他們的威力就不會比他們祖先的差；或者，如果不這樣做，而能仿效那些現在佔統治地位的人們(斯巴達)，照著他們的方式行事為人，以同樣的細心對待自己的事業，他們的成就就會同樣地好，而且，如果他們更加勤奮，他們的成就甚至還會更好。
小伯里克利：你的意思是說我們的城邦距離完善的程度還很遠吧，究竟什麼時候雅典人才能像拉開代莫尼(斯巴達)人那樣尊重他們的前輩呢?他們從他們的父輩起就藐視年長的人了。或者，什麼時候他們才能像拉開代莫尼人那樣鍛鍊身體呢?他們不僅自己不注重健康，而且還嘲笑那些注意健康的人。什麼時候他們才能像拉開代莫尼人那樣服從他們的領袖呢?他們甚至還以輕蔑領袖為誇耀哩!什麼時候他們才像拉開代莫尼人那樣同心同德呢?他們不僅不能互助合作以謀求互利，還互相傷害，彼此嫉妒，比對世上其餘的人更甚。他們無論在私人或公眾集會中都比任何人更愛爭吵，他們最愛彼此控訴，寧願互相佔便宜而不願互助互利。他們看待公眾事務就好像和自己無干的別人事情一樣，然而卻彼此爭吵著要管理這些事務，甚至還以有力量能夠這樣爭吵為樂。由於這種情況，許多災禍和罪惡就在城邦裡滋長起來了，而大量的仇恨和怨氣也在人民中間發生了；因此，我經常懷著恐懼的心情，深怕有忍受不了的災禍降臨城邦。
蘇格拉底：哦，伯里克利，決不要以為雅典人已經病入膏肓，不可救藥了。
波斯戰爭，希臘人篳路藍縷、以弱勝強，曾經令人聞風喪膽的薛西斯大軍遭遇重挫，波斯帝國也自此一蹶不振。馬拉松戰役、薩拉米海戰、普拉提亞戰役……雅典人付出了巨大犧牲，也贏得了巨大的榮耀。而隨著戰後雅典國勢日隆，雅典人對這場戰爭的選擇性記憶更加凸顯，在這時雅典人的心目中，戰勝波斯，雅典人居功至偉，雅典人的制度、文化、生活方式，都使他們當之無愧，雅典人身上所具有的一切都是值得稱頌的優秀品質。一切品質，只要是雅典的，都是特出的，都是別人應當競相效仿的典範。不難想見，伯里克利在國葬演說中對雅典人應然讚頌，卻被底下的聽眾本能地想象成實然描述，如今的雅典人自戀浮躁、目空一切，他們曾遭受強權的欺壓，也曾忍辱負重，而當他們自己獲得權勢的時候，便與當初的權勢者行為如出一轍，而且心安理得，認為理所當然，甚至變本加厲。雅典人的“新帝國國民心態”昭然若揭，他們變得迷戀權勢，矜武任力。公元前431年即雅典與斯巴達戰爭爆發前夕，在斯巴達同盟代表大會上，那位雅典人臨時進場所發表的那篇義正辭嚴的所謂政治“聲明”，即可作為上述“新帝國國民心態”再合適不過的註腳：
我們用不著談很久以前的事情，因為我們對於那些事情的證據只是耳聞，而不是目見。但是我們要提到波斯戰爭，提到你們大家都知道得很清楚的事件，縱或你們也許因為經常聽到這個故事而感到厭倦了。在當時的戰爭中，我們為著共同的利益，冒著一切危險；你們也分享了這一切的利益；在這次戰爭所帶來的光榮和利益中，你們不要剝奪我們所應有的一份……我們在馬拉松抵抗波斯人到底，我們是單獨對付他們的。以後他們再來進攻，我們在陸地上不能抵抗他們的時候，我們和所有的人民都登上船艦，在薩拉米交戰。就是這次戰役阻止了波斯人……這就是那次戰役的結果。這證明希臘的命運依靠它的海軍。對於這個結果，我們有三個重要方面的貢獻：我們提供了最多的船艦，我們供給了最有才智的將軍，我們表現了最大無畏的勇敢精神。……特別是關於我們的帝國。我們不是利用暴力取得這個帝國的，它是在你們不願意和波斯人作戰到底的時候，才歸我們的。那個時候，我們的同盟者都自願跑到我們一邊來，請求我們領導。……我們所做的沒有什麼特殊，沒有什麼違反人情的地方；只是一個帝國被獻給我們的時候，我們就接受，以後就不肯放棄了。……弱者應當屈服於強者，這是一個普遍的法則。同時，我們也認為我們有統治的資格。……如果你們要發動戰爭的話，我們會在你們所願意的全部戰場上和你們會戰。
就這樣，雅典人戰爭記憶在為崛起中的雅典注入了空前自信的同時，也在雅典人心中種下了驕矜浮誇、顢頇任性的“毒苗”，而隨著這株“毒苗”的滋生蔓延，如下諸多基本的歷史事實便在雅典人的記憶中日漸淡出甚至被刻意刪除：戰勝波斯絕非全然是雅典人的功勞；薩拉米海戰本身與雅典民主制度並無直接的干係，而更多的是得益於地米斯托克利的機智果敢；希臘人並非全然配得上勝利的榮耀，薛西斯在關鍵時刻所犯下的致命錯誤在客觀上成就了希臘人的戰爭傳奇。這或許正是希羅多德在雅典帝國樹立自信時講述那場戰爭的主要命意吧!然而，在那個群情亢奮、鼓譟喧囂的“鍍金時代”，諸如希羅多德、蘇格拉底這樣的智者的聲音註定曲高和寡。
公元前416年，雅典圍攻彌羅斯，透過那場令人驚心動魄的對話，修昔底德將雅典人對權勢的迷信做了最為生動的呈現，在這裡，雅典人所奉行的強權邏輯被髮揮到淋漓盡致的地步：
經歷豐富的人……都知道正義的標準是以同等的強迫力量為基礎的；同時也知道，強者能夠做他們有權力做的一切，弱者只能接受他們必須接受的一切。……和你們友好，在我們的屬民眼光中，認為是我們軟弱的象徵，而你們的仇恨是我們力量的表現。……世界上沒有公平的戰爭，沒有光榮在一方面，羞辱在另一方面的戰爭。問題就在於怎樣保全你們的生命，而不去反抗過分強大的對方。……我們對於神祇的意念和對人們的認識都使我們相信自然界的普遍和必要的規律，就是在可能的範圍以內擴張統治的勢力，這不是我們製造出來的規律；這個規律製造出來之後，我們也不是最早使用這個規律的人。我們發現這個規律老早就存在，而且會永遠存在。
談判最終破裂，雅典圍攻軍隊將彌羅斯城全體成年男子屠殺，婦女兒童變賣為奴，這個城邦自此被從地圖上抹掉。而正是在之後的第二年即公元前415年，雅典人傾巢出動，派遣遠征軍向西西里挺進。在遠征前夕的公民大會辯論中，當有人提出遠征會導致雅典後防空虛時，亞西比德信心滿滿，再次援引波斯戰爭期間雅典人在地米斯托克利的帶領下放棄城防、轉戰海上的前例，最終成功說服雅典人支持遠征。就這樣，雅典人從波斯戰爭中獲得的戰爭經驗以及之後的戰爭記憶，在支撐雅典人的自我信心的同時，卻無形中轉化為他們的“精神羈絆”，進而成為他們智性上揮之不去的迷障。頗具諷刺意味的是：對於雅典人來說，過去的成功非但未被轉化為他們之後行動的資本，卻成為誘使他們走向毀滅的動力。
帝國的繁榮與雅典人的“鄉愁”
民主，給每個擁有才智並努力奮鬥者提供了獲得成就的機會；自由，讓雅典人奮發進取，迸發出空前的創造力和進取心；開放，使雅典能夠吸引到來自世界各地的人才、新觀念和新工藝在雅典匯聚。到“伯里克利時代”，雅典儼然是希臘世界的文教中心，被譽為“全希臘人的學校”，雅典還擁有令敵人聞風喪膽的海軍，有著被人競相效仿的政治制度。有著“三個自信”作為強有力依託的雅典人，志得意滿，傲視列國。
然而，正是在帝國事業蒸蒸日上的時刻，希羅多德講述波斯帝國的興衰繼替，其洞見深邃，筆法委婉，希羅多德開篇即明確自己著述的核心關切在於：探索曾經不可一世的邦國，緣何如今卻變得微不足道；而如今強大的邦國，在先前卻只是蕞爾小邦。呂底亞帝國曾經富庶無比，君王克洛伊索斯志得意滿，不可一世，卻最終淪為居魯士的階下囚，呂底亞帝國也最終為波斯所滅；薛西斯強大的波斯遠征軍，最終卻在積貧積弱且彼此虎視眈眈的希臘人面前鎩羽而歸；如今，取代波斯帝國的雅典帝國是否會重蹈薛西斯帝國的覆轍?哲人蘇格拉底以雅典的“牛虻”自期，以“言辭的城邦”影射“現實的城邦”，診斷民主雅典的病理，拯救在精神上日趨頹壞的雅典。可憐立法哲人的一世努力，非但未能幫助祖國挽回頹勢，其良苦用心換來的是非議和嫉恨，終致殺身之禍，而柏拉圖的哲學戲劇也最終以悲劇收場。
公元前422年，喜劇《馬蜂》上演，在該劇中，阿里斯托芬透過歌隊發出如感嘆：
想當年我們勇於歌舞，
勇於戰鬥，
在這方面我們兇猛無比；
但都成往事，都成往事了，
如今年老體衰，我們的頭髮已經發白了，
賽過天鵝的羽毛。
儘管只剩餘燼，
還須煽起青春之火焰；
我認為這個老頭顱，
比許多小夥子的
鬈髮、紈褲
和大屁股高貴很多。
想當年我曾使敵人喪膽，
自己毫無畏懼；
我乘三層槳的戰船直達彼岸，
征服了敵人。
那時候我們無心發表美妙的演說，
也無心誣告別人，
只想看誰是最好的槳手。
我們佔領了許多
波斯城市；所有的貢款
都是我們弄來的，
如今卻被
那些小子盜竊了。
公元前405年，也就是戰爭臨近結束、雅典城最後淪陷的前一年，喜劇《蛙》首演，面對雅典民主的積重難返，雅典政壇淪為豎子宵小們一逞私慾的舞臺，國家政事廢弛，帝國事業大勢已去，詩人不禁悲從中來，望天興嘆：
我經常有個夢想：我們城邦能樂意
選拔任用她最優秀最高貴的公民，
如同愛用古老的銀幣和新鑄的金幣。
是啊，這些純正的貨幣，地道的雅典鑄型，
被公認為一切貨幣中之最精美者，
無與倫比的工藝，在我們希臘人中
和遙遠的野蠻人中瀑布得到珍愛。
可現在，這些貴金屬我們不用，偏要選用
低賤的銅幣，用最低劣的金屬鑄造出來的。
同樣，出身高貴，受過良好教育的雅典市民，
他們智慧、勇敢、正直，有道德，有價值，
在體育學校受過訓練，能歌善舞，
對這些人我們卻藐視他們，侮辱他們。
而那些剛來的銅質外邦人，
卑微的父親所生的卑微的兒子，
冒牌的公民，城邦以前甚至不屑
用他們代替羊羔作祭神的犧牲，
我們現在卻總是選舉他們。
愚蠢的人們啊，是你們糾正自己的過失的時候了，
重新起用賢良之材吧!今後你們倘若獲勝，
人們將歸功於你們的明智；倘若失敗，那至少也不會
敗得丟臉，因為那是在一棵名貴的樹上吊死的。
喜劇詩人阿里斯托芬表面言辭戲謔，內裡卻無限傷懷，他的每一部劇本，都滲透著對祖國前途深沉的憂慮。在詩人眼裡，被雅典人念茲在茲的“民主”，早已墮落為政客搖唇鼓舌、群眾叫囂起鬨的舞臺；雅典海納百川、萬邦來朝的同時，卻貴賤不分、優劣混淆，甚至藏汙納垢；雅典人熱愛“自由”，卻在不斷膨脹的金錢物慾的誘使下，日趨墮落為縱情任性，喜新厭舊，甚至好壞不分，是非不辨。“傳統”在他們眼中成為“落後”的代名詞，在他們看來，習俗禮法在根本上違揹人的自然本性，應當毫不猶豫地予以摒棄。透過喜劇詩人，讀者不難感受到帝國繁榮背後雅典人對國祚前途的迷茫和深沉的“鄉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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