此“東籬”非彼“東籬”:陶淵明和馬致遠兩代文人的“東籬”情結

此“東籬”非彼“東籬”:陶淵明和馬致遠兩代文人的“東籬”情結

“採菊東籬下,悠然見南山”傳頌至今,膾炙人口的詩篇《飲酒(其五)》中,悠遠的南山、繞轉其間自由飛翔的小鳥,構成了一幅靜謐的田園畫,東籬下那疏疏落落的幾株菊花讓隱居的詩人體會到令人陶醉的悠然和恬淡。

這份悠然恬淡不僅感染了陶翁,也深深打動了懷揣隱逸之夢的後世文人,被他們反覆吟詠化用。“東籬”逐漸和隱逸情結掛上了鉤,和孤標傲世的隱者、高士結下了不解之緣,成為孤高絕俗精神的一種象徵。

所謂“籬”者,是“籬笆”的簡稱;所謂“東”者,為東邊之意。“東籬”語詞組合在一起,便是院落籬笆牆的東牆。“東籬”兩個字組合在一起,構建起來一個獨特的世界,其表現出來一種深刻的獨善其身的“隱士”精神。

“東籬本是風月主,晚節園林趣”。陶翁隱世幾百年後,年輕時熱衷仕途,晚年不滿時政隱居田園的馬致遠自號“東籬”,滿懷對蹉跎歲月感到哀傷和憤慨,留下《東籬樂府》的嘆世之作,曠達間閃爍一種頹放色彩,感傷中躍騰著一股激憤不平的怨氣。

“東籬”一詞被陶淵明以風流高潔的人格和自然醇厚的詩筆,賦予了特別的內涵與情蘊 。而素有“散曲第一”之稱的元曲名家馬致遠,雖號“東籬”但是卻無“東籬”之淡泊寧靜,心境和陶翁大不相同,只能喟嘆:“東籬”與彼“東籬”不盡相同。

此“東籬”非彼“東籬”:陶淵明和馬致遠兩代文人的“東籬”情結

01

陶淵明追求“心遠”,在“東籬”找到自己的歸宿和寄託

陶淵明一生處在民族矛盾和階級矛盾異常尖銳的時代,出身於世代仕宦之家,從小受到良好儒家文化薰陶,卻很難融入高門士族之中。陶淵明最初也並未有避世隱居的想法,也曾期望在政治上有所作為。

《雜詩》

憶我少壯時,無樂自欣豫。

猛志逸四海,騫翮思遠翥。

荏苒歲月頹,此心稍已去。

值歡無復娛,每每多憂慮。

但是當陶淵明以“濟世”的壯志三次出仕,卻始終沒有找到實現理想的聖君賢臣,後來與官場訣別,堅決歸隱田園,過著躬耕自安、詩酒自娛的耕讀生活。耕種、讀書、飲酒、賦詩、彈琴,使陶淵明在仕途之外找到了另一種人生樂趣,形成一種與前代文人相異的人生價值觀 。

《讀山海經》:“既耕亦已種,時還讀我書”“歡然酌春酒,摘我園中蔬”。

《四言答龐參軍》:“衡門之下, 有琴有書,載彈載詠,援得我娛。豈無他好,樂是幽居,朝為灌園,夕偃蓬廬”。

“東籬”淡泊寧靜,陶淵明不為五斗米折腰,安貧樂道、勵志持節的操守對後世文人產生了很大的影響,一度成為中國文人士大夫精神上的一個歸宿。李白“安能摧眉折腰事權貴”,還有白居易、蘇軾、陸游、辛棄疾等莫不如此。

王國維在《人間詞話》中說:“有有我之境,有無我之境,無我之境,以物觀物,故不知何者為我,何者為物。”詩人採菊見山而悠然忘我,故“此中有真意,欲辨已忘言。”陶淵明已經達到無我之境界。

可見詩人要的是“心遠”,要的是免受世俗的干擾。隱逸是陶淵明的一種情懷,一種寄託閒情逸趣的理想。陶淵明把儒、道兩家的隱逸精神結合起來,既不是冷漠地避世,也不是憤不可釋地怨怒,而是回到田園的自由與人格的獨立,得到一種精神的快意。

顏延之在《陶徵士誄》中讚揚了陶淵明不求功名利祿、“高蹈獨善”的操守,超脫曠達、純任自然的人生態度和安貧樂道的高潔人格。也正因為如此,陶淵明的“東籬”成為嚮往田園生活的文人心中抹不去的記憶,也成了後世文人在厭倦了塵世的紛爭與人生失意後尋找心靈慰藉的精神家園。

此“東籬”非彼“東籬”:陶淵明和馬致遠兩代文人的“東籬”情結

02

馬致遠追求“境遠”,用“東籬”隱藏自己的頹廢和不甘

馬致遠生活在文人失去自我位置、淪為時代棄兒的元代,雖曾僥倖博得江浙行省務提舉一職,但處於異族統治的特殊時代,飽受擠壓而無法施展才能。在憤懣悲苦中,馬致遠徨掙扎在仕進與歸隱的歧路上,最終踏上罷官隱居之路。

然而馬致遠既沒有追隨前代隱士遠離世俗社會、避遁于山林巖穴,也沒有像同時代的關漢卿等人混跡於大城市的市井勾欄,而是仿效陶淵明退隱竹籬茅舍。馬致遠的散曲多以村居為背景,主題大都是對田園生活的描摹和讚美,與陶淵明的田園詩在題材內容和思想主旨上具有某種一致性。

〔南呂·四塊玉〕《恬退》“綠水邊,青山側,二頃良田一區宅。閒身跳出紅塵外,紫蟹肥,黃菊開,歸去來!”

〔雙調·清江引〕《野興》:“東籬本是風月主,晚節園林趣 。一枕葫蘆架,幾行垂楊柳,是搭兒快活閒住處。”

把自己託身在青山綠水環繞田宅之中,栽瓜種韭、臥柳賞菊、品蟹飲酒,如此恬美純靜的鄉村生活,縱然使作者心境曠達、淳真至極。但是實際上馬致遠雖自號“東籬”,卻沒有忘記自己的仕途坎坷,雖然對官場失望,卻仍然心存不甘。

《天淨沙·秋思》

枯藤老樹昏鴉,

小橋流水人家,

古道西風瘦馬。

夕陽西下,斷腸人在天涯。

展翅凌霄鵬程萬里不過一廂情願而已,現實中的馬致遠身處不堪境地,怎不令人“悲”從中來呢?為謀求仕進,時而跋涉在“古道西風瘦馬”,時而漂泊於“孤舟五更家萬里”的旅途中,歷盡艱辛的悽苦歲月,只撈到了“江浙行省務官”一類刀筆小吏。

與陶淵明自覺地告別於現實政治的做法完全不一樣,馬致遠是社會政治生活的棄兒,是被社會的政治生活無情地拋甩出社會的大舞臺。這樣的遭遇,自然使馬致遠的生命意識充滿了不甘和頹廢,“東籬”也就成了與社會隔絕的一種“環境”,用來隱藏心中的不甘。

在這種社會背景下,馬致遠沒有象關漢卿一樣成為一名“浪子”,沒有象白樸那樣詩酒自娛。“學而優則仕”“達則兼濟天下”中國文化傳統,似“一隻無形的手”隱隱地控制著馬致遠的思想行為方式,這讓他雖置身恬淡的山林田園,仍然止不住向世俗“風波海”頻頻張望。

此“東籬”非彼“東籬”:陶淵明和馬致遠兩代文人的“東籬”情結

03

“東籬”把酒,詩酒人生卻不盡相同

隱居東籬茅舍、品味詩酒人生。陶淵明和馬致遠都對酒情有獨鍾,但是卻是有人借酒抒情、有人借酒澆愁。雖然同處“東籬”,卻有著不一樣的情懷和不一樣的感受。

  • “東籬把酒”於陶淵明是一種愜意。

陶淵明的歸隱生活中,酒成為其不可或缺的生活伴侶與精神良友。他自稱“性嗜酒”,並在詩文中屢屢表白對酒的鐘愛。

《止酒》:“平生不止酒,止酒情無喜”;《雜詩》:“欲言無予和,揮杯勸孤影。日月擲人去,有志不獲騁。”《時運》:“稱心而言,人亦易足。揮茲一觴,陶然自樂”。

酒化解了詩人身處亂世而無法實現懷抱的痛苦和憂慮,成為詩人寄託心志、忘懷困頓現實的樂園,也是詩人轉向仕途榮利之外的自然與村居生活,尋求美及平淡淳真之精神歡樂的催生酶。

當然陶淵明之飲酒,並未僅僅停留在生活層面的體驗上,它進一步促使詩人上升到對人生哲理的思考,使詩人最終達至抱真順化之人生境界。例如《連雨獨飲》詩云:“試酌百情遠,重觴忽忘天。天豈去此哉,任真無所先”。在酣飲時於不知不覺中詩人與天、個體與宇宙、瞬間與永恆融為一體,沉浸在自己怡然自樂的精神家園,尋找到了自己生命的歸宿。

  • “東籬把酒”對馬致遠卻是一種失落。

在馬致遠的田園生活中,同樣浮動著醇馥的酒香。但是酒對馬致遠卻是無奈之餘的精神寄託,所以對酒的體驗就會有所不同。

〔南呂·四塊玉〕《嘆世》:“帶野花,攜春酒,煩惱如何到心頭”;〔中呂·喜春來〕《六藝》:“古來射席觀其德,今向樽前自樂心,醉橫壺矢臥蓑陰。且閒身,醒踏月明吟”。〔雙調·行香子〕:“花能助喜,酒解忘憂”。

春酒滌除了詩人心頭的煩悶,使其體驗到無官一身閒的田園生活的自在自樂,進而由衷讚歎,在酒的“解憂”功效上,馬致遠與陶淵明可謂“所見略同”,但不同的是馬致遠常常借酒來否定功名利祿,否定歷史,宣揚“醉了還醉”的詩酒觀念。

例如〔雙調·慶東原〕《嘆世》:“三顧茅廬問,高才天下知,笑當時諸葛成何計?出師未回,長星墜地,蜀國空悲。不如醉還醒,醒而醉”。

對倍受士人仰慕推許的諸葛亮之鞠躬盡瘁,詩人竟笑稱不如醉酒終日。馬致遠藉助酒後狂言,對歷史事件和歷史人物進行否定,以安撫住自己念念不忘俗世功名的內心,用沉浸在醉鄉之中的閒適生活隱藏揮之不去的失落。

此“東籬”非彼“東籬”:陶淵明和馬致遠兩代文人的“東籬”情結

04

結語:情懷不同,此“東籬”非彼“東籬”

陶淵明怡情“東籬”終老不渝,完全融入到自然之中,詩人心靈與自然交融為一,在靜謐的鄉野之間,飲酒東籬,陶然自樂,在天地山川和諧自足的生命律動中領悟到大自然的不息生機,同時還不乏對生命問題的思考,上升到一種理性的層面,洋溢著恬靜平和的精神氛圍。

馬致遠直接將自己冠以“東籬”的名號,將“東籬”的生命精神直接貫注於自己的文學活動中,以第一人稱的方式直接傾訴自己對於社會人生、宇宙人生的認知,增添了對於社會的強烈批判,表現出作家於生命、生命價值、生命精神及意義的深刻認識,展示自己的存在。

陶淵明於斜陽落日時刻看到了生命的永恆,讓自己的身心與天地同一,實現了漢儒以來夢寐以求的“天人合一”的境界;馬致遠雖然以“東籬”為寄託不甘的“境遇”,卻也不乏痛貶社會陋習的勇氣。但此“東籬”卻也非彼“東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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