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盛澜撰文）
图书馆和寺庙，都是这样给人安定的精神力量的建筑。这些环境是为坚定你的信仰而营建——无论是宗教还是科学，人们在这里静思，获得灵感和坚持自我道路的勇气……
国家图书馆110岁了，在“国图精神”沥血前行的岁月中，阅览者和建设者们其实都在做着同一件事，众人在保存中华伟大文明的密码、我们在守护“足以证明中国灿烂文化存在”的文献依据！
钱穆先生说过：“古来大伟人，其身虽死，其骨虽朽，其魂气当已散失于天壤之间，不再能搏聚凝结。然其生前之志气德行、事业文章，依然在此世间发生莫大之作用。则其人虽死如未死，其魂虽散如未散，故亦谓之神。”
在国家图书馆诞生的时代，梁启超先生写就了《中国前途之希望与国民责任》，这篇文字以“沧江”和“明水”两人问答的方式阐述了“中国不亡论”，文章就刊载于宣统二年（1910年）的《国风报》上。
1975年4月16日，一代目录学、版本学大师王重民先生自缢于颐和园长廊。关于他的死，历史学家雷颐引用了那段著名的话：“即使是在最黑暗的时代中，我们也有权去期待一种启明，这种启明或许并不来自理念和概念，而更多的来自一种不确定的、闪烁而又经常很微弱的光亮。”
我们有必要翻看国图先辈、美国国会图书馆里的“平馆善本”守护人王重民、袁同礼两先生编纂的《美国国会图书馆藏中国善本目录》，在每一个中国国家图书馆的纪念日里，民众应该祭奠在国家危亡时刻那些真正的知识分子和他们于中华民族所承担的责任！
北平沦陷，病重的陈寅恪先生之父陈三立老人绝食且拒服医药而终。而丧事未毕，陈寅恪先生就尊先父遗嘱而秘密南下，去实践救国经世，尤必以精神之学问为根基的人生信条。
清华教授赵忠尧与梁思成先生冒险进入清华园，取出了珍贵的50毫克放射性镭。赵先生将盛放镭的铅筒放在一个咸菜坛子里，为了躲避日军盘查，昼伏夜行、风餐露宿。抵达长沙时，蓬头垢面竟被当作乞丐……
如今中国国家图书馆的前身，是国立北平图书馆；再往上便是建于清代的京师图书馆。1909年9月9日宣统皇帝批准了学部的奏折，决定在北京什刹海的广化寺建立京师图书馆。1928年5月，京师图书馆更名为国立北平图书馆，1931年迁入文津街新馆，为当时国内规模最大的图书馆。
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民国政府便开始了“古物南迁”的行动计划。1935年底至1936年初，北平图书馆将197箱甲库（清以前）善本、107箱乙库（清以后）善本、49箱唐人写经、15箱内阁大库舆图、8箱汉石经及金文拓本、116箱西文整部科学杂志、30箱西文东方学善本书籍以及64箱梁启超寄存书籍经由北平中国旅行社分批南运……
用岁月写就的对文化的忠诚是从来不需要更多浮华的口号称颂的。国图善本南迁是与故宫文物南迁一样的悲壮历史，这一历史所滋养的独立、自强与不屈、坚韧的中国知识分子性格是永存于中国文化的精神的。
在中国文化市场面临“书店危机”之后，读书馆也邂逅着巨大的变局。
这正如砸在牛顿头上的那只苹果一样，人们喜欢将伟大的创造与享受闲暇联系在一起，仿佛如此，我们才能将伟大的创造演绎地更神奇一些、将命运解释地更偶然一些，如此便不会为自己的庸庸碌碌而自扰。
在一间图书馆栖居，人便有机会真正实现自我的发展与完善、在静默中注视文明历练的脚步，那里一定是人类精神最诗意地存在。
这种不存在等级与束缚的空间，可以将在社会中扮演各种角色的世人真正解放出来，为社会创造了一个能够平等自由地发展非功利性关系的理想场所。
在整个世界文化格局中，中国文化当下处于一种弱势，这种弱势一方面是实力和话语权的问题，最大的方面还是我们自己精神的弱点。因此，要提倡‘全球化’，提倡‘全球化’，就需要提高国人在文化精神上的自信。
国家图书馆110周年，便是国人的文化理想从屈辱、自卑中站立起来的110年。在有人觉得中国人改学了拉丁文才一定会强国的岁月里，幸而有国图和它的读者、出版者以及那些忠诚于中华文化价值观的人们！
“周虽旧邦，其命维新”，在未来中国进程之中，知识分子的使命将不止于张载的四句教。正如100多年前，张元济等前辈先贤怀揣文化救国之梦，发出了“国无辞书，无文化之可言”的呼唤，并于1915年出版的中国第一部现代辞书。
与国图的艰难历史一般，一辈人接力一辈人成就了今日之《辞源》，也将一种关于图书的精神传承下来。100多年后，这《辞源》的第三版正式出版发行，这不仅仅是从400万字至1200万字的超越，更是一种图书精神的百年传承。
国图和中国的读者、出版者确实将灵魂嫁或娶了书这个事业。他们爱书胜过一切，他们为书而生、而受难、而殉道。
没有这种痴情，便成就不了中国文化的气候。
打开中国图书史，举凡张元济、夏粹芳、高梦旦、胡愈之、邹韬奋、叶圣陶、徐伯昕、黄洛峰、华应申，以及章锡琛、陆费伯鸿、汪原放、张静庐诸公无不为图书济世奋斗终身！
中国书痴们与文明共生、与国图共存，甚至于整个生命中都洋溢着一种淡泊宁静的自我牺牲，具备一种虔诚的殉道精神。
搞图书的族群默默的勤劳、做出无私的奉献不是为了黄金屋或颜如玉，绝不只是具有职业的责任感，已升华为对人类文明的奉献。
这种奉献精神和牺牲精神，不仅源自于他们耐得住寂寞，守得住清贫，忘却自我，不急功近利、不贪图名利的高尚情操，更源自于他们“文化救国”的理想。因为只有在信仰面前，人对包括生命在内的一切才能够在所不惜。
现在仿佛最为热衷的是极端商品化的知识属性，一个新的、以知识和话语权联姻为基础的“婆罗门”阶层俨然已经成为主流的社会要素。
几乎所有的文化人都忙于变现，以至于我们只有专家而没了知识分子，很少有人会提及、批判、针砭当下之种种，更是讨论不到一个未来该有的境界。
不同的图书馆因其本质和服务特性的不同拥有各自独特的空间性和场所性，正是这些使得图书馆得以把我们从日常的平凡中召唤出来，去往一个更好的、更接近理想生活的精神空间。
这样的空间以它的整体氛围和亲和力，成为滋生文化因素和科学进步的最佳场所。有人戏称：“下午茶和酒馆对英国的科学研究有难以估量的贡献，恰是依赖那种惬意安闲的氛围，据说剑桥的下午茶就喝出了60多位诺贝尔奖得主。”
但是，为什么还有芸芸众生在图书馆的时候，心里已笃定地知道：产生伟大的创造的这个偶然性是永远不会发生在自己头上的呢？还是我们根本就不愿意去看见，那些日以继夜地坐在图书馆里的“背影”所坚守的价值取向？
沧江之于明水，国家图书馆110周岁，致敬那些坚守中华文化精神与中国知识分子价值观的默默无闻的读书人、出版者和守望者们，文华万古、不枉初心！
盛澜于北京大学
2019年9月8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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