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漢初年，朝廷奉行“黃老之學”，與民休息、無為而治。經過數代人的努力，出現了歷史上第一個盛世：文景之治。
誠然，“無為而治”是適應時代需求的積極選擇。然而，在這樣一個時代，也埋沒了不少才華橫溢的能臣。他們極其富有預見性，洞察到漢帝國隱藏的種種問題，並提出瞭解決方案。可惜，因為時代的侷限，這些人難以展翅高飛，不得不抱恨而終。
其中，最令人扼腕嘆息的，非賈誼莫屬。
賈誼像
英年早逝的天才
賈誼，舉世公認的天才，無論是辭賦文章還是治國理政，都可評為天下第一。
他在二十出頭的年紀，就已經得到了漢文帝的重用。為政期間，屢屢上書針砭時弊，提出了各項改革措施。漢文帝卻總是覺得時機不合，終不予採納。後因得罪朝中權貴，先後被貶去長沙國和梁國。這一段經歷，使得賈誼對漢王朝的種種弊端，有了更切身的體會。
位於長沙的賈誼故居
他的目光變得高遠，思想更加成熟，並寫下了著名的《治安策》，對整個國家的方方面面，進行了高屋建瓴的規劃。然而，種種富有創造性的改革措施，終究埋沒在“無為而治”的指導思想下。32歲的賈誼，鬱鬱而終。
唐人王勃在《滕王閣序》中曾經慨嘆：時運不齊，命途多舛……屈賈誼於長沙，非無聖主；而另一位詩人李商隱則直接批評漢文帝：可憐夜半虛前席，不問蒼生問鬼神。
這位才華橫溢的賢臣，只能怪自己生錯了時代。直到漢武帝時，他的種種理論和措施，才開始熠熠生輝，成為國家的指導思想和國策。漢武帝用之，成就了千古美名；漢王朝用之，奠定了百年基業。
“推恩令”的真正起源
漢朝初年，實行郡國並行制，各地分封的諸侯王逐漸對中央形成了巨大威脅，並在漢景帝時爆發了“七國之亂”。而這個問題，直到漢武帝時才得到真正的解決。
司馬遷《史記》記載：
主父偃說上（武帝——引者）曰：“……願陛下令諸侯推恩分子弟，以地侯之。彼人人喜得所願，上以德施，實分其國，不削而稍弱矣。”於是上從其計。
而班固《漢書》更是直言：用主父偃謀，令諸侯以私恩裂地。
漢武帝頒佈“推恩令”，將諸侯王封地不斷拆解
可見，主流史書將漢武帝實行“推恩令”的功勞，基本安在了主父偃的頭上。然而，早在賈誼給漢文帝上的《治安策》裡，就已經關注到諸侯王的問題，並提出瞭解決方案。該方案與“推恩令”幾乎完全一樣，只不過在當時沒有得到重視而已。
《治安策》在開頭，便用極長的篇幅，說明了諸侯王必反的道理。不但異姓王會反，同姓王也會反，就連親兄弟都會反。現在之所以不反，只是因為大諸侯國的王還比較年幼，中央派去的丞相依然握有實權。而如果一直不採取措施，情形就會發生變化：
數年之後，諸侯之王大抵皆冠，血氣方剛，漢之傅相稱病而賜罷，彼自丞尉以上徧置私人，如此，有異淮南、濟北之為邪？此時而欲為治安，雖堯舜不治。
——《治安策》
事實證明，賈誼的預言完全正確，在以後的數十年間，諸侯王的叛亂從未停止。而這些叛亂有一個普遍規律：強者先反，弱者不反。因此賈誼認為，要想杜絕諸侯王的叛亂，最有效的方法是削弱其國力：
欲天下之治安，莫若眾建諸侯而少其力。力少則易使以義，國小則亡邪心。令海內之勢如身之使臂，臂之使指，莫不制從。
——《治安策》
這種方式，一方面不至於激發矛盾；另一方面，可以拉攏諸侯王的子孫，從內部瓦解諸侯王的勢力，可謂釜底抽薪。賈誼將這一條作為《治安策》的開篇之策，其用意是告訴漢文帝，削弱諸侯王勢力是“當務之急”，必須立即著手去做。
李商隱《賈生》，對於漢文帝的“怠政”有所批評
然而，漢文帝本著“寬仁”之心，將賈誼的策略當做耳旁風。
在我看來，所謂“時機不成熟”，更多隻是一個藉口。貿然“削藩”固然不合適，但“廣建諸侯”，卻必然得到諸侯王子孫的支持，有利無害。漢文帝之所以不肯這麼做，可能是因為目光不夠長遠，也可能只是“怠政“，通俗一點，就是懶。
然而，身為皇帝如果“不作為”，必然給國家帶來巨大的隱患。倘若漢文帝能夠採取賈誼提出的建議，可能就不會發生“七國之亂”了。所幸，數十年後的主父偃讀到了賈誼的文章，再次向漢武帝提出了”廣建諸侯“的建議，也算為時不晚。
重“禮治”，輕“刑罰”
中國自古以來就是“禮治”社會，這種思想可追溯到西周時期，但真正在大一統的格局中推廣開來，是在西漢。而西漢最早論述“禮治”與“法治”的，便是賈誼。
《治安策》說道：臣竊惟事勢，可為痛哭者一，可為流涕者二，可為長太息者六。其中，“痛哭者”指的是諸侯王的問題，“流涕者”指的是匈奴的問題，而“長太息”的六件事，幾乎都和尊卑禮制有關。
秦的強大，根源在於商鞅變法；而秦的速亡，根源亦在商鞅。賈誼寫道：商君遺禮義，棄仁恩，並心於進取。行之二歲，秦俗日敗。
整個社會變得極為功利，連父母和兄弟也要處處算計、提防，人與人之間充滿了競爭和冷漠。的確，秦人用這一套統一了中國，但很快，“君臣乖亂，六親殃戮，奸人並起，萬民離叛，凡十三歲，而社稷為虛。”這就是廢棄禮制的惡果。
儒家提倡“以禮治國”
到了西漢，統治者仍然沒有重視這個問題。社會缺乏嚴格的尊卑秩序，亂象叢生，而對於一些不法行為，還是一味地用刑罰去懲治。賈誼認為，這是“治標不治本”。他關於“禮”和“法”的一番論述，可謂鞭辟入裡：
- 夫禮者禁於將然之前，而法者禁於已然之後，是故法之所用易見，而禮之所為生難知也。
- 刑罰積而民怨背，禮義積而民和親。
- 道之以德教者，德教洽而民氣樂；驅之以法令者，法令極而民風哀。
這些理論，先賢孔子早就已經提出，但長久以來都被忽視。到了秦朝，更是被統治者嗤之以鼻。西漢初年崇尚“黃老之學”，對這些繁文縟節同樣不感冒。試想，賈誼在那個時代能夠說出這些話，是多麼驚世駭俗、富有預見性啊？毫不誇張地說，自秦國崛起以來的百年間，僅此一人而已。
站在後人的角度，我們同樣可以看到：賈誼的這番理論不但影響了漢王朝，而且深深紮根在此後歷代王朝的治理體系之中。
重農抑商
對於中國這樣的大河文明來說，農業是立國之本。無論是儒家還是法家，在治國理論中，都是提倡重農抑商的。秦國商鞅變法，最主要的幾條，便是“廢井田，開阡陌，獎勵農桑”。秦國以此橫行天下，兼併六國。
然而到了西漢，在“黃老之學”的影響下，“重農抑商”的政策有所廢弛。政府對於百姓，基本上是放任自流、甚至不管不顧的。這種措施當然有積極的一面：使得整個社會得到了很好的恢復和發展。但同時，缺乏管制也造成了一些亂象：地主豪強兼併土地、商賈橫行、百姓捨本逐末，甚至變得遊手好閒。
“重農抑商”是商鞅變法的重要措施
賈誼《論積貯疏》裡描繪道：
今背本而趨末，食者甚眾，是天下之大殘也；淫侈之俗，日日以長，是天下之大賊也。殘賊公行，莫之或止；大命將泛，莫之振救。生之者甚少，而靡之者甚多，天下財產何得不蹶！
人性本就是“好逸惡勞”的，從事農業生產，不僅勞筋動骨，而且很難發家致富。若能夠選擇，我想大部分人都願意去“做買賣”，雖然獲利不如農業穩定，風險也很高，但畢竟發展空間很大。因此，倘若一個政權不重視農業生產，整個社會很快就會失控。
最直接的後果，就是沒有人種地，糧食不夠吃，一旦遇到大災大難，便會餓殍遍野，無可賑濟；更深一層的後果，便會造成國力空虛、軍隊癱瘓，倘若外敵入侵，國家便隨時覆亡。
兵馬未動，糧草先行
種種隱患，在漢文帝時已經初現苗頭，只不過還未成氣候而已。若此時給予修正，只需要付出極小的代價就能成功。因此賈誼建議：
驅民而歸之農，皆著於本；使天下各食其力，末技遊食之民，轉而緣南畝，則畜積足而人樂其所矣。
——《論積貯疏》
然而，漢文帝依然對此不加重視。後來果然發生了災荒，漢文帝才下詔，令百官商議此事。在詔書中，文帝竟然說道：
間者數年比不登，又有水旱疾疫之災，朕甚憂之。愚而不明，未達其咎。（不明白哪裡錯了)
——《文帝議佐百姓詔》
詔書中列舉了一系列原因，其中涉及到很多“祭祀鬼神”的問題，最後也提到了賈誼所說的百姓“捨本逐末”的現象。但文帝只知列舉，卻不知道哪一條是關鍵原因，只是要群臣商議，給他一個答案。在我看來，這種行為多少有些不負責任。
農業為立國之本
其實，賈誼給出的解決方案很簡單：無非是多種地、廣積糧而已。首先，得保證百姓都有地可種；然後，保證有足夠的人去種地；最後，保證多餘的糧食能夠得到很好的儲存。有這三條，就不害怕災荒。
很淺顯的道理，卻很難做到。直到漢武帝時，才真正開始打擊富商大賈，重農抑商，為此漢王朝也付出了不小的代價。
結語
賈誼一生的政論文章有很多，可以說涉及到了國計民生的方方面面。其中最有代表性的，便是《治安策》與《論積貯疏》。而兩篇文章中最有影響力的內容，我認為便是以上三點。並非說其他內容沒有價值，只是礙於篇幅，不能一一列舉。
在閱讀賈誼的文章時，我常常會感嘆：倘若此人生在漢武帝的時代，或許將成長為不亞於姜子牙、諸葛亮一樣的人物，可以憑一己之力影響歷史進程。屆時，同時代的人都將黯然失色。
遺憾之餘，也為賈誼感到幸運。畢竟，他的文章和思想，都很好地流傳下來，成為後人取之不盡的精神財富。僅憑三十餘年的生命，就可以在歷史上留下輝煌的一筆，這樣的一生也足夠飽滿和有價值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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