疫情大流行衝擊全球，在世界範圍內形成了一輪罕見的經濟危機，堪比全球性的經濟大蕭條。面對二戰以來最大的一次經濟危機，各國都在出臺大力度的貨幣政策、財政政策以及消費政策來加以應對，試圖來穩定金融市場，支撐資產價格，恢復生產活動，保障基本消費活動。全球經濟目前處於一種低活躍度、維持型的狀態，正如《經濟學人》所言，世界都在尋找“生存之道”（BUSINESS FOR SURVIVAL）。
中國付出重大代價後，率先走出疫情緊急狀態（現在仍面臨海外疫情迴流的壓力）。不過，中國在經濟上承受的壓力依然巨大。在疫情之前，中國經濟本已面臨較大的下行壓力，疫情之中又遭遇全球供應鏈中斷、外部需求減少、對外貿易萎縮，再加上國內長達兩個多月的近似“凍結”狀態，經濟受創極深，都加大了中國疫後重振經濟的難度。
面對嚴峻的經濟挑戰，怎麼辦？
我們注意到，國內不論是中央還是地方政府，在疫後經濟重建中選擇選擇了各種投資項目。據不完全統計，截至2020年3月20日，各地方已發佈了總價值近50萬億元的投資計劃和重大基礎設施項目，其中2020年有望實現約7.6萬億元的投資。國內近期熱度很高的“新基建”，總投資額估計要佔到2020年已宣佈的基礎設施投資的約14%，其中6.6%用於城市地鐵和城際高鐵，5G和特高壓投資比例估計分別為3.8%和1.2%。剛剛解封的武漢，也急切地推出多個重大項目，在建億元以上重大項目共1326個，總投資29325.4億元。其中，現代製造業總投資5473.7億元，現代服務業投資15502.7億元，基礎設施項目投資5909.8億元，社會事業投資2439.2億元。
在疫情防控消耗了大量財政資源和金融資源的情況下，如何在疫後推動如此多的大項目上馬，這是國內各級政府面臨的現實挑戰。安邦諮詢（ANBOUND）首席研究員陳功的看法是，如果沒有國家資源和資本的介入，僅靠人困馬乏的地方政府，重振經濟肯定是無濟於事的。從全球疫情和經濟形勢來看，留給中國的時間並不多，到底應該怎麼做，在大方向和大策略上，國內需要有一個抉擇了。
陳功的基本考慮是：中國應該建立一個有相當規模的“國家經濟復甦基金”，以此來推動疫後的經濟重建。中國當前面臨的形勢與2008年金融危機後出臺“4萬億”政策不同，此次危機是全面的經濟危機，而不只是一次金融市場的恐慌。由於疫情衝擊涉及各行各業，打擊了生產、消費、供應鏈，是一件前所未有的人類經濟活動大凍結，也是對人類生命安全的一次重大威脅。因此，國家經濟復甦基金應該主要著眼於全社會的公共福利這一方向，以市場化的公開方式，有選擇地來進行投資建設和資金支持。這個國家經濟復甦基金應該具有一定的規模，比如總規模達到5萬億。可以主要通過發債來籌集，除了國內市場，也可以考慮在境外發債。從中國經濟和投資活動的總體量來看，5萬億的規模肯定是不夠的，但基金的使用可以起到一種資本擔保的作用，也是對市場的一種引領的作用。
實際上，在歷史上和現在，歐洲都有過類似的設立基金的思路。不久前，歐盟內部市場專員蒂埃裡•布雷頓（THIERRY BRETON）和歐洲經濟事務專員保羅•根蒂羅尼（PAOLO GENTILONI）發表了一篇聯合文章，呼籲建立經濟復甦基金，所有成員國都必須平等地獲得該基金。關於財務問題，歐盟的專員們提出了三項原則：（1）任何國家都不應落下；（2）任何經濟體都不應該成為大流行的孤立受害者；（3）在可比的條件下，所有歐盟國家都必須有公平的機會獲得為其計劃提供資金所需的資金。可以看到，在歐盟經濟復甦基金的考慮中，就帶有促進各個經濟體公共福利的意圖。
早在金融危機之後的2014年，歐盟官員就曾考慮過推出一個規模達到3150億歐元的發展計劃，用於復甦歐洲經濟。這個名為歐洲戰略投資基金（EUROPEAN FUND FOR STRATEGIC INVESTMENT，簡稱EFSI）的基金是歐盟在金融危機後的一個重大舉措，用以挽救處境艱難的歐盟國家。當時的計劃是，EFSI的啟動資金為210億歐元，通過少量的公共資金，以槓桿手段吸引大量私人資本。這一項目建立在公共財政的穩健原則之上，歐洲投資銀行（EUROPEAN INVESTMENT BANK）就是這種方法的成功案例。歐洲投資銀行依賴的資本金基礎相對較小，卻籌集了大量私人基金，用於向全歐盟的大型基建項目投入資金。EFSI運行之後，到2017年12月，歐盟理事會同意將“戰略投資基金”延長至2020年，這是“歐洲投資計劃”的旗艦項目，目標為5000億歐元的額外投資。
中國目前完全可以借鑑歐盟的方式，建立類似的國家經濟復甦基金，用於中國的疫後經濟重建。對於中國建立類似的基金，萬博新經濟研究院院長滕泰建議，歐美各國的救助和刺激規模都在本國GDP總額的10%-20%之間，這既體現了各國對疫情影響的重視程度，背後也體現了各自對疫情衝擊的評估，對中國的一攬子救助和刺激計劃也具有重要參考價值。滕泰建議，本次救助和刺激總規模以不低於10萬億元為宜，即佔中國GDP不低於10%。
這一比例在國際上有先例可循。如美國推出2萬億美元的經濟救助方案支持中小企業和美國中低收入居民，經濟救助規模相當於GDP的11%。英國除了兩次降息外，對企業和員工提供的經濟救助規模大約佔到其2019年GDP比重的16%；澳大利亞累計財政救助規模佔GDP比重接近10%；德國的經濟救助力度最大，累計財政救助規模佔GDP比重高達22%；日本的救助和刺激規模約為本國GDP的10%；法國救助和刺激計劃相當於GDP的14%。整體來看，這一規模與安邦建議的初始5萬億元，今後再繼續擴大的思路類似。
面對疫情衝擊經濟，中國需要下定決心，建立一個有較大規模的國家經濟復甦基金，按比較市場化的方式來籌資，也以相對市場化的方式來支持疫後重建。要特別強調的是，中國的國家經濟復甦基金，應該以公共福利為重點領域，體現支持民生、支持消費的目的，而不是去拉高投資去推動GDP。中國需要在此問題上早下決心，盡力推動公共福利的改善。
最終分析結論（FINAL ANALYSIS CONCLUSION）：
疫情先後衝擊中國和世界，這一災難告訴人們，沒有什麼事情比公共福利更重要！如果人的生命沒有了，無論是經濟還是政治，什麼都談不上了。推動設立國家經濟復甦基金，應該成為推動公共福利建設的重要槓桿，中國需要早下決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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