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犯罪是對不正常的社會制度的一種反抗。"
——《罪與罰》
1849年，陀思妥耶夫斯基（後尊稱陀翁）因為牽涉反對沙皇的革命活動而被捕，判處死刑，直至七個月後臨刑前的一刻才"意外"改判流放西伯利亞。
十年後才得以"回家"，此時的他的精神世界開始發生極大的轉變，遂而文學"事業"得以獲得發展，並出版了第一部長篇小說《被侮辱與被損害的》。
陀翁
但似乎命運的天平總是如此"平衡"，事業發展，生活必將受挫，妻子和兄長的接連逝世，讓他不得不擔負起照顧家人的職責，於是瀕臨破產的他，走岔了路，暴富不成，反而欠下鉅額賭債。
不過"天平"又一次平衡了，正是前有追債，後有纏身的疾病之下，讓他接下出版商的"預付款"，從而在困頓之下，誕生了這部直至今天依然享譽世界的《罪與罰》。
其實，一開始入陀翁坑是從他的遺作《卡拉馬佐夫兄弟》開始的，但這部充滿"個人精神世界"哲學觀總結式的"半成品"，光理清人物關係表和主要故事情節，就已經十分費力，何況未完成的故事裡，所透露的，還有戛然而止的"哲思"。
於是，去看他最有名的《罪與罰》時，不免帶著嚴肅的神聖感，但很意外，這部"賺錢"之作，反而顯得極好"入口"，雖然故事裡的"拷問"仍舊如此深邃，但這種用帶著推理風格的懸疑反轉設計，來表達和演繹，無疑是讓人欣喜若狂的。
最有趣的是，在《罪與罰》裡，這樣一個"淺層"總結起來簡單的，一個理想主義者的法學大學生殺人後，經歷種種，然後自首認"罰"的故事，在陀翁的筆下，卻是如此曲折反轉，而引人入勝。
穿插在故事裡的竟然還有，諷刺風格的"毒舌之祖"果戈裡的原句引用，以及仿照口氣的經典荒誕滑稽情節，比如"寫文章諷刺你"的小文人，合法"綠帽論"的丈夫幫妻子找情人的正確。
果戈裡像
遙想當時的"黃金一代"的文人們，都說亂世出英雄，或許那個混亂動盪而黑暗的19世紀俄國，正是孕育這些閃耀著光芒的"巨匠"們的必然結果。
於是或許陀翁在《罪與罰》的故事裡，真正想說的，還是自己本人"前半生"，在那個非理性的"沒落的歐洲"滅頂之災來臨時，被那個時代充斥的殺戮和暴力的革命，與各種諸如犯罪、墮落等罪惡深淵，所裹挾著，所影響著。
在尼采那句"上帝死了！"之後的非理性時代，理想主義破滅之後的何去何從的探討與深思。
被時代桎梏的內心，只能試圖通過"宗教"延伸的例如"超人"去拯救（救贖）自我，以及世界。
那麼，在《罪與罰》裡，陀翁想說的，或許就是"愛與救贖"的宗教之路，以及被掩埋的，一點人性中"人人平等"願望的美好光輝。
"殺人"證明理想
"自首"殉道宗教
破滅的理想主義，被"愛"救贖
1821年，陀翁出生在一個不富裕的醫生家庭，9歲時被確診患上癲癇症，此後一生被此病間歇性纏身，至死不得解脫。
身處19世紀那個充滿黑暗矛盾的時代，剛成年就接連痛失雙親，病痛和精神的雙重打擊之下，讓託翁的精神世界開始趨於扭曲般的迷惘，於是試圖尋求一種終極的精神"寄託"。
但是很遺憾，第一次"空想社會主義"的嘗試，讓他受盡顛沛流離之苦，或許因此，他開始嘗試重新尋找寄託精神的"答案"。
於是，他把對時代、社會和自己精神世界的疑問，全部雜糅在一起，放入這本《罪與罰》中，讓他們相互鬥爭，最終給自己一個"想要的答案"。
所以在故事裡，主人公，那個被迫輟學的，窮法學大學生拉斯科爾尼科夫（後，簡稱拉斯）才會產生如此看似荒謬，而細品又屬於那個時代"情理之中"的，用"英雄與蝨子"的"有、無用論"來區分人的"性質"。
也正是秉持這種理想主義觀念，拉斯才會"有預謀"地殺死，被他劃分為"蝨子"的放高利貸的老人和其妹妹。
同名劇照
而對拉斯而言，他"殺人"是為了證明，自己理想主義價值的正確性：
"我殺了一隻可惡的、有害的蝨子，一個放高利貸的老太婆，她對誰也沒有益處，她吸窮人的血，殺了她可以贖回十樁罪，這算犯罪嗎？"
所以他對"罪"的理解是趨於自我異化的理想主義性質的，也就是一種站在道德中心的"審判者"的，一套自我邏輯論證完整的"判斷準則"的外在表現。
正如故事裡，他認為人的價值體現，或者說"分類"是可以分為平凡的人和不平凡的人，具體到實際表現，就投射到"英雄"拿破崙與"蝨子"放貸人的身上。
試圖用自己對他們的人生價值的判斷，去審判他們的"善與惡"，正如故事說：
平凡的人，只是"一種僅為繁殖同類的材料"；
而不平凡的人，則可以僭越常規，凌駕法律，可以"為實現自己的理想，他甚至有必要踏過屍體和血泊。"
正如當時的理性社會的崩塌而產生的絕對惡劣的後果一樣，在極端的非理性主義蔓延的社會和時代裡。
諸如拉斯一般的，有著自己一套嚴密理論體系做自我"價值觀"支撐，只絕對認同自己認同的價值準則，絕不承認並遵循任何外在"公認"的規範的人，普遍的"審判法則"和行為的發生，皆是遵循這樣一條思考之路。
所以他"殺人"是為了在這個自己的理想主義破滅的世界裡，證明自己的理想主義是"正確"的，併為之堅持。
但陀翁的魅力，或者說思想深刻就在於他為拉斯設計的"幸運"故事，堅持時，會出現"快抓到"的驚險，而試圖動搖時，又馬上僥倖逃脫，反反覆覆之間，陀翁讓拉斯的精神世界搖擺著，煎熬著，反思著，完善著。
於是這所有跟在"罪"後面，層層疊疊的"罰"，也為拉斯展開了新的"精神世界"，陀翁在故事裡引入一個帶著宗教性質的"救贖"人物索菲亞。
這個虔誠而博愛，寬容而怯弱的基督教徒，不惜出賣肉體，犧牲自己也要勇敢接受命運的壓迫，承擔自己理解的價值責任——養活父親、繼母和三個弟妹。
或許，生在現代的我們，是很難理解這種宗教式的犧牲精神，更加難以去認同"上帝"帶來的"愛與救贖"的博愛精神，但是於陀翁來說，於他筆下的拉斯來說，卻是一種在那個被陰霾籠罩的時代和社會里，或許有，且唯一的光芒。
所以拉斯此時才真正醒悟，或者說開始被動搖，去承認，去面對，自己心中的理想主義信仰，已然破滅，且從本質上就是錯誤的。
真正的人的普世價值觀，至少應該是建立在"人人平等"的基本基礎之上的，因為每個人的生命，都是神聖而不可侵犯的，任何人都沒有權利去"審判"被人生死命運的權利。
即使出於，被無數歷史"曲解"（證明）的，所謂殺人如麻成英雄，苟延殘喘為奴隸的"事蹟"，那只是被粉飾的殘忍殺戮，以及被掩埋的英雄"真相"。
唯有"愛"才能給予人真正的救贖，也唯有敬畏生命的價值，才能"修補"對自我理想主義的深淵漏洞。
"上帝死了"，獲得自由
需要"超人"還是迴歸"虛無"
在陀翁生活的19世紀，其實是個在尼采口中"上帝死了"的時代，理性主義的破滅，非理性主義的崛起，都讓此前對個人英雄力量的崇拜下降到冰點，讓混亂而矛盾的多重"象徵"瀰漫叢生，宛如末世來臨。
正如基督教演化（延伸或者同系分支）的傳統東正教的思想所演說的，每個人生來就是帶有"原罪"的，一生不斷努力，受苦，甚至被欺壓，被踐踏，如陀翁的此前筆下"被侮辱和被損害者"的，為了贖罪，不能作惡，最好是去犧牲，如此從而才能最終升入天國，獲得幸福一樣。
此前對於"上帝"的信仰，是源於古希臘那個貧瘠，而難以"種瓜得瓜"獲得生存的時代傳統價值精神的演化，自然條件的艱苦，讓人們"只能"寄希望於那個可以主宰人類命運的"上帝"。
而此時的時代和社會，"上帝死了"，信仰一瞬間崩塌，寄託成為空想，該怎麼辦？
於是在尼采的"超人哲學"理念裡，既然上帝死了，那我們就只能等待"超人"來救贖。
正如託翁於故事裡拉斯的設計一樣，拉斯的一套嚴密理性主義理論也是從人類自身出發，就像把自己塑造成為救贖世界的"超人"一般，於是他才用"殺人"證道。
但此套理論之所以失敗，它的荒謬之處在於：
人是有選擇從善或者作惡的自由意志的，那麼人選擇作惡時，也應該是遵循自我價值的自由意志，如果把這種惡，歸結為現實黑暗的推波助瀾，是毫無道理，且為"甩責任"的反道德做法。
於是直到最後，拉斯依然堅持自己的理想主義價值判斷，沒有醒悟自己本質的錯誤為何，即使陀翁讓他反反覆覆地"反思"，但仍舊難以逃離他對自我的理想主義價值的堅持。
他頑固地堅持著：
"那些人成功了，因此他們是對的；
而我呢，失敗了，所以我沒有權利邁出這一步。"
其實最後陀翁安排的"愛與救贖"的索菲亞的舉動，於擁有現代觀念的我，是難以認同的，但有感於被百餘年前被時代桎梏的陀翁來說，當時的"世界"，或許宗教才是最後的答案，至少是大部分人的"答案"。
因為索菲亞這個虔誠的基督教徒，一生都在貫徹博愛犧牲的"愛與救贖"的精神，於是被感染的拉斯，這才真正的開始動搖，反思，並顛覆自我理想主義的價值觀念。
從前的自己做的一切，只是為了滿足自己自私的內心慾望，無關所謂的善與惡的，罪與罰之辯。於是他最終崩潰，選擇自首贖罪，
但在一定的程度上，被陀翁埋在深處的隱喻，那個虛無般的結局，卻又像是讓所探討的"罪與罰"，相輔相成"擁抱"起來，去推著"人"前進著，探索著，不僅給他種種矛盾重重的養分和苦難，還一邊滋養著他，一邊拷問著他。
而最終的"最優解"又只是呈現在巨大的疑問之中，還是沒能給出真正的答案，就像是一種迴歸了的虛無主義。
或許，這就是陀翁作品《罪與罰》的偉大之處，疑問是最好的結果。
寫在最後：
說實話，這部四十餘萬字的《罪與罰》內容豐富到爆炸，就像一處望不到頭的深淵，所思所想的疑問，皆可以在現代的社會，或者以後的未來，尋找，畢竟，他的答案，在現在還是沒有答案。
但，所謂經典，就是可以一啃再嚼，卻越來越有滋味的高湯，相信我，《罪與罰》不會讓你失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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