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統治階級
唐朝是中國歷史上極度繁華的時期，也是極度開放的時期，往來學者眾多，在亞洲颳起一陣學習中國的熱潮，而唐朝盛行的科舉制度，更是炙手可熱，以中國科舉制為原型而衍生的制度——貢舉制，便是那個時代的代表性產物。
日本大和宿禰長崗於公元716年來到唐朝，深受唐朝文化的影響，回到日本後，同藤原不比等人修訂日本的法典--《養老律令》。法典明確了選拔人才的重要制度--貢舉制，該制度在一定程度上使日本得到發展，同時也鞏固了日本的皇權，但是中國與日本國情不同，貢舉制在日本竟逐步的走向了貴族化。
將平民邊緣化的貴族教育和選官制度
日本法典《律令·職員令》中記載著日本大學的入學資格：“凡大學生取五位以上子孫及東西史部子為之。若八位以上子，情願者聽。” 這句話中的“五位、東西史部、八位”等名詞在《令義解》中對此又有詳細的解釋。
日本將官員從上到下分為30階。第一位到第三位屬於高級貴族；第四位和第五位稱之為“中下級貴族”，他們統稱為“五位”。“東西史部”則是外來移民的統稱，他們是居住在“皇城左右”的知識分子，因此他們的子孫也在參與貢舉之內的範圍內。而“八位”就是那些官階在五位以下、八位以上的官員，他們不屬於貴族，但是他們的子孫有參加入學的願望，也可以考慮的。這麼一通的資格考察下來，寒門子弟根本就沒有機會，這就是使得日本貢舉制的參與者以貴族為核心。
貢舉制下日本官員
並且日本國學的入學資格還有一定的限制比例要求，根據《律令·職員令》中的規定，日本的國學學生，“大國50人，上國40人，中國30人，下國20人。”並且，學生的身份首先選擇“郡司子弟”。日本在制定貢舉制的時候，統治階級就將平民排除在外，這麼嚴格的入學要求，以及人數上的限制，使得貴族子弟成為貢舉制的主流，貢舉制明顯的貴族化。
日本的貢舉制能夠參加的人數稀少，而且只對一部分的特權者開放，貢舉制與科舉制相似，但本質不同的兩種制度，貢舉制並不像科舉制那樣為天下學子敞開大門，貢舉制是為貴族學子敞開懷抱。學子報考的條件僅限於官僚子弟，日本的教育亦是貴族色彩濃厚的，相應的平民也失去了進入上層社會的機會。這一制度，只有科舉制之名而無其形。
貢舉制的先天不足
中國古代的科舉制度是
歷朝歷代為解決社會問題而得到的產物，統治者為了更好地掌握皇權，扶持寒門子弟，穩固政治，因而也會更大程度地向平民開放。日本的貢舉制是仿唐制所得的，在古代日本在社會經濟政治水平，文化的發展水平都比較低下的時候，實施的貢舉制，因此會做出一些調整。貢舉制的參與者多數是貴族子弟，而真正的寒門弟子卻難以獲得參加貢舉的機會，貢舉以貴族為核心、逐步貴族化。並且在日本還有蔭位制度的存在，貴族的子弟依仗著自己貴族的父母就可以有一個很輕鬆獲得官位的機會，而這些貴族弟子們對於大學寮學習以及參加貢舉並沒有太大興趣，導致貢舉不盛。
貴族子弟
蔭位制度對貢舉制的衝擊
蔭位制度也是日本從中國借鑑過來的東西，它的作用是為了貢舉制的順利施行，屬於過渡機制。這個制度是讓那些貴族子弟和官宦子女可以依據自己父祖的官位而入仕為官，從而保證新制度安全落地的一種妥協。
在中國的唐朝，蔭位制度因為科舉制的興盛而走向了衰敗，但是在日本，卻是與之完全不同的結果。日本的蔭位制度與貢舉制的作用重疊，但是他們的作用卻截然相反。因為貢舉制的入學資格苛刻，基本上才勉強將貴族以及官宦子弟‘消化’，但是蔭位制度的實施，卻使得貢舉制不那麼必要了。這種蔭位制度促使“五位以上子孫，歷代相襲，冠蓋相望。”
這讓貢舉制受到了很大的衝擊 ，蔭位制度讓官位變成了近乎世襲，在這個制度的影響下，貴族弟子也不再想通過自己的讀書參加貢舉獲得功名，而是依賴於自己的祖輩們的蔭護來謀取官位。蔭位制度導致貢舉制畸形，貴族弟子不再選擇貢舉制入仕為官，但貢舉制的入學資格卻是將平民和低級官員的子女排除在外，貴族白白浪費了貢舉制的機會，而這機會卻是其他讓人一生都得不到的。
日本的貢舉制度，從一開始就是服務於國內的貴族制度，它沒有起到“網羅天下人才”的目的，而是加劇貴族的門閥化和家族化，最終隨著貴族的衰落而走向了終結
貢舉制度貴族化給社會帶來的影響
1、貢舉制推動日本文化水平提高
貢舉制實行式部省試，並在日本每年舉行一次，由此貢舉制在日本正式建立起來，貢舉制度在日本實施歷經兩個世紀，在這期間統治階層也對考試科目等進行了調整，但此制度一直是選拔官員的制度，刺激了平民為做官而寒窗苦讀，提高了整個社會的文化水平。
大化改新以後，不少皇室貴族能寫作六朝風格的漢詩，而且隨著教育的普及，許多宮廷貴族以及百姓都能夠掌握一定的文化知識，相應地也產生了許多佳作。
貢舉制度實行期間，給無數學子進入仕途提供了一條捷徑，雖然仍是以貴族為主，但還是帶動了整個社會朝向積極的一面發展，使得平民階級的文化水平得以提高。這也使得剛剛從奴隸制走出的封建國家，逐步走向平穩發展，經濟政治逐漸繁榮富強，同時對古代日本的文化水平的整體提高也起了積極地推動作用。
2、貢舉制貴族化的危機
根據《養老令·考課令》的規定:“試訖得第者，奏聞留式部;不第者，各還本色”。
貢舉制度在日本逐步走向衰落，並且因其貴族化也對社會產生了很大的危機，統治階級的自私，為了個人私利，以及各種原因使得貢舉制貴族化加劇。日本的政黨之間的勾結，政權的易主，大權旁落，致使貴族干政、學官世襲，致使社會混亂，百姓生活艱難。
貴族專權
- 政治危機
納言安世良峰曾奏呈寫道：“大學尚才之處、養賢之地也。高才未必貴種，貴種未必高才。且夫王者之用人，唯才是貴。”
在貢舉制度建立之初，各種考試隨之而來，
日本當時剛由部民制社會轉型，底層人民剛剛擺脫奴隸的身份，在這之前他們沒有機會接觸知識學問，因而在開始實施貢舉制之初，就由貴族階級主導，與科舉制不同的是，貢舉制在一開始就帶有濃重的貴族氣息，這就為貢舉制度後來的沒落埋下一個伏筆。與此同時，經濟的危機同時影響著政治的危機，公有制的消失，致使日本武士階層的崛起，中央集權失去了統治的地位，整個社會向武家政治傾斜，各領主為維護自己的統治，紛紛從自己的親信中選拔官員，貢舉制自然沒有發揮出其應有的作用，而是朝向了貴族化發展。
因此在這個政權還不穩定的日本，又有貴族階級不斷地注入新鮮血液，大權的旁落也是必然的。奴隸社會本就是貴族階級統治剝削人民的，然而在新政體出現後並未解決這一本質上的問題，因而在政治上，日本政權終將落入貴族階級手中，貢舉制也必將是貴族其統治的利器。
- 經濟危機
在公元八世紀左右，貢舉制的弊端就顯現出來，政治上的危機，階級分化十分嚴重，這自然會影響到日本的經濟的發展，日本的土地私有化十分嚴重，班田土地的農民紛紛逃離。而且隨著莊園的產生，致使公地公民制和班田制動搖直至瓦解，社會經濟混亂，天皇的政權也受到影響。
政治和經濟的發展是不可分割的整體，政治的危機必然導致經濟的蕭條，經濟的危機必然會帶來政治的動搖。因而本就政治存在危機的日本，產生了經濟上的動盪，政治動盪也更加劇烈，如公有制土地制度的名存實亡，天皇的政權不穩，制度崩塌。如此惡性循環，經濟必然崩塌，政權終將易主。
貢舉制逐漸衰落，導致日本社會的土地分化和階級分化嚴重失衡，從而百姓流離失所，統治者失去了集權統治。貢舉制的貴族化帶給社會和百姓的只有痛苦，社會被武士階層統治，而貴族化的貢舉制的衰落也是必然的。
- 社會危機
政治經濟上的不穩定，在社會上有一定相應的體現，在貢舉制初漏弊端之時，寒門子弟失去了進入上層社會的機會，只有貴族階級才能掌握統治權，之後貴族階級為了更好地收斂財富，壟斷經濟，掌握政權，開始利用權勢將土地私有化，建立自己的莊園，直至後來寄進型的莊園開始發展起來，逐漸增多，原本的公地公民制被破壞，
貴族的勢力日益增大，逐步成為了政權的主導，而百姓失去了賴以生存的土壤，流離失所，民不聊生。此趨勢的不斷髮展，最終導致了律令制的解體，而基於律令製為基礎建立的貢舉制，在貴族干政、學官世襲的等問題下，逐漸流於私學，出現“南北講堂鞠為茂草,東西曹居而無人”的局面，1177年，貢舉制實行的基礎———大學寮毀於一場大火，此後也未予重建。中世紀以後,雖然式部省形式上仍有省試的實施,但名目已全變,成為須經權貴推薦方能參加,且幾乎無條件及第的考試。真正意義上的貢舉制度,終在日本歷史上消失。
武士集團干政
總結
科舉制是以中國國情為基礎而誕生的制度，中國早在春秋時期就為中國文化的發展奠定了基礎，因而科舉制是應時而生，科舉制度的施行使得王朝的穩定，百姓的安穩，經濟文化的繁榮發展，帶來的是積極影響。
而日本卻是剛剛脫離奴隸社會，文化的沉澱不夠，百姓缺乏文化知識，照中國防制的貢舉制，根本沒有文化的積累，平民的知識水平不足，根本無法支持貢舉制的良好運行。隨著寄進型莊園的增多，公地公民制遭到破壞，貴族勢力的集結，成為政權的主導，貢舉制逐步貴族化，而這樣的貢舉制帶來的是王朝的覆滅，百姓的痛苦，經濟政治的壟斷，貴族階級的一再剝削和壓迫，使得國家混亂，最後走向覆滅。
參考文獻：
1、《中國科舉制與日本貢舉制之比較》
2、《科舉制與貢舉制之比較》
3、《淺析唐朝的科舉制度》
4、《日本貢舉的特色及歷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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