雷蒙德·錢德勒
騎士、酒鬼和黑色小說家
發於2020.4.13總第943期《中國新聞週刊》
雷蒙德·錢德勒今天被奉為犯罪小說的大師，但1959年3月他去世的時候，只有十七個人出席他的葬禮。
他活滿了七十歲。可他的文學生涯充其量只有二十六年。在這有限的時間裡，他留給世界七部長篇小說和一部短篇小說集。這七部以洛杉磯私家偵探菲利普·馬洛為主人公的長篇，徹底改變了犯罪小說的面貌，當中的第六部《漫長的告別》，尤其被視為美國文學的瑰寶。
馬洛誕生之前的犯罪文學世界由一位女王統治著，那就是阿加莎·克里斯蒂。在她全盛的時代，英國古典偵探小說發展到了頂峰。但古典派在敘事和人物塑造上的侷限，與時代和社會的脫節，已經讓這種類型文學的缺陷變得越來越明顯。錢德勒看得很清楚，它們不過是解謎的遊戲，從藝術上來說，“都是閉門造車的結果，對世界上的事情太無知了”。他欣賞美國同胞達希爾·哈米特，那個寫出過《馬耳他之鷹》的硬漢派作家，因為他是為了那些知道街頭暴力的人寫作，用的也是這些人平時所用的語言。
錢德勒自己動筆時，決定把這種觀念付諸實踐，但在藝術上更勝一籌。1939年的長篇處女作《長眠不醒》一出手，便是硬派犯罪小說的精品了。
重建犯罪小說的一切
1888年7月23日，雷蒙德·錢德勒生於美國芝加哥，酗酒的父親很快拋棄了家庭。母親帶著他投奔英國倫敦，他隨後在達利奇學院接受了古典教育。湯姆·威廉斯所著的《罪惡之城的騎士：雷蒙德·錢德勒傳》中文版剛剛面世，他在書中寫道，像其他維多利亞時代的英國公立學校一樣，達利奇學院也充斥著中世紀的騎士精神，整體上剝離了性慾。等到1904年，錢德勒從這裡畢業時，不僅早已下定決心做一個徹頭徹尾的英國人，而且從此對性抱著厭惡的態度，“在兩性方面成長為一名純潔的青年。”
1907年，他歸化英籍，但不喜歡公務員的工作，於是做了記者，業餘寫詩，但這兩樣都算不上成功。1912年，他返回美國，在洛杉磯一帶打零工為生，五年後前往溫哥華，加入加拿大遠征軍，赴歐參戰。戰後，錢德勒回到洛杉磯，繼續與母親生活在一起，“已經三十一歲的他十有八九還是個處男”，卻愛上了戰友戈登·帕斯卡爾的繼母茜茜。母親去世後，他於1924年和長他十八歲、已到甚至已過更年期的茜茜結了婚，但那時他並不真的知道對方的年紀。
錢德勒做了石油公司的審計師，發現妻子的真實年齡後，他本來就有的酗酒問題更加嚴重，有時還與同樣愛喝酒的女秘書亂搞兩性關係，終於在1931年落到被公司解僱的境地。
失業後的錢德勒開始從頭學習寫作，甚至重新學習英語——美國的俚語和黑話。《黑麵具》引起了他的注意。這份通俗雜誌正是硬派偵探小說最早的陣地。1933年，他在該刊發表了第一個短篇小說《勒索者不開槍》，繼而寫出一系列頗受歡迎的短篇。
長篇處女作《長眠不醒》於六年後問世，菲利普·馬洛在書中首次亮相，受僱於病入膏肓的老將軍斯特恩伍德，調查他因女兒的賭債而遭人勒索一事，卻捲入將軍女婿失蹤的疑案。1946年，好萊塢把此書搬上了銀幕，由大明星漢弗萊·鮑嘉和勞倫·白考兒主演，大大地提升了錢德勒的知名度。《長眠不醒》獲得成功以後，他又寫了六部長篇——《再見吾愛》《高窗》《湖底女人》《小妹妹》《漫長的告別》和《重播》，均以馬洛為主人公和敘事者，其中又以《漫長的告別》最受矚目。
小說一開場是這樣的：“我的目光第一次落在特里·倫諾克斯身上的時候，他正坐在一輛停在舞者俱樂部門外高臺下的勞斯萊斯銀魂裡，喝得醉醺醺的。”馬洛與倫諾克斯之間發展出了一種頗不自在的友誼，直到警方找上門，他才發現朋友涉嫌殺妻潛逃。他受僱去陪伴酗酒的暢銷書作家韋德，得知韋妻是倫諾克斯的前妻，倫妻又是韋德的情婦。
書中曲折離奇的情節和簡潔明晰的語言令人稱道，但更重要的是錢德勒對富人階層糜爛生活和統治階級腐敗權術的揭露。與古典偵探小說裡的福爾摩斯、波洛和馬普爾小姐不同，馬洛不再置身事外，僅憑直覺和邏輯推理辦案，而是時時刻刻感受到所處的環境。他面對的與其說是謀殺、暴力和屍體，不如說是這些東西背後的腐敗、貪婪、淫慾和姦詐。“這個世界根本就是一個林莽；饒有諷刺意義的是，正是腐敗的警察，給了它一層薄薄的秩序的外衣。”英國作家和評論家、《發條橙》的作者安東尼·伯吉斯說，“你可以向每一個人告別，唯獨永遠也不能向他們告別。”這使得馬洛小說遠遠高出一般的犯罪文學，而自覺地肩負起了社會批判這一更為重大的使命。
“儘管古典式偵探小說和硬派私人偵探小說大體上都遵循‘引入偵探、介紹案情、展開調查、查明結果、確定罪犯’的故事輪廓，但前者側重從眾多嫌疑犯當中找出真兇，而後者強調錶現偵探與罪犯的衝突。”黃祿善在《美國通俗小說史》中寫道，“有時這種衝突是心理上的，有時則表現為槍戰、拳擊等形式的暴力爭鬥。但無論屬於哪種情況，作為小說主人公的私人偵探都無一例外地起著罪惡審判官和懲罰執行官的作用。他既是現代資本主義社會種種腐敗的暴露者，又是現代法律制度不完善的情況下以暴制暴、扶正壓邪的理想人物。”
孤獨及孤獨所創造的
錢德勒傳記中譯本《罪惡之城的騎士：雷蒙德·錢德勒傳》的出版，還讓我們有幸接觸到錢德勒的書信，儘管只是零星的引用，卻也可以看出錢氏書信大家的風采。
1949年，他在給英國朋友和出版商哈米什·漢密爾頓的生日賀信裡寫道：“你已經是個五十歲的老人了，真糟糕啊，或者還沒有那麼……我很同情你。這是個糟糕的年紀。五十歲的男人既不年輕，也還沒老去，甚至算不得中年。他的時代已經過去，但尊嚴卻還沒有到來。對年輕人來說，他既年老又平庸。對於真正的老人來說，他既肥碩又貪婪。他只對銀行家和收稅員尚且有用。幹嗎不開槍把自己打死，了結這樣的人生？想一想前方可怕的未來，你可能像蕭伯納那樣，變成長鬍須的骷髏，也可能變成滔滔不絕的蟬，甚至變成過時的搶鏡的人。”
1954年底，茜茜因為肺炎去世了。錢德勒的生活分崩離析，再也沒能恢復過來。他寫信給漢密爾頓：“她是我的生命之光，是我的全部奢望。我做過的所有事情，不過是為她暖手的火。”
他開始更加嚴重的酗酒，1955年2月開槍自殺，但第一槍打偏，第二槍啞火，警方及時趕到，阻止了第三槍。
對孤獨的恐懼讓其他女人進入了他的生活，他卻繼續過著孤獨的日子。偵探馬洛也是個孤獨的人。他對女人的冷淡、對男性友誼的忠誠、對性交的厭惡——直到《漫長的告別》，我們才第一次看到馬洛與女人發生性關係——引起了後人對錢德勒厭女症和性取向的很多猜測。在所著傳記中，威廉斯將馬洛對女人的態度，歸因於錢德勒幼年時父親對母親的傷害和英國公立學校對性的拒斥。所謂的“腐國”成全了馬洛這樣一個硬漢。
錢德勒的經理人伯尼絲·鮑姆加滕顯然是個敏感的女人。拿到《漫長的告別》手稿後，她擔心馬洛在社會良知、孤立無援和男性友誼的路上走得太遠，於是寫信給錢德勒，指出馬洛已經“變成了一個近似基督的人物”。作家覺得經理人對他的誤解不可原諒，怒而與之分道揚鑣。因為他的確是要馬洛經歷考驗、甚至遭到背叛，卻寧願殉道也要堅持原則的。如果以前這一點表現得還不是那麼明顯的話，這一回他鐵了心要這麼處理。
作為錢德勒的後輩同行，美國偵探小說家安德魯·克拉萬認為，美國文化往往在知識分子不在的地方發展得最好。犯罪小說就是這樣一個領域。但知識分子註定會發現馬洛。文學批評家和馬克思主義政治理論家弗雷德裡克·詹姆森就錢德勒寫過多篇雄文，稱他為“美國生活的畫師”，說他借用偵探小說的公式，通過犯罪調查進入與生活各階層的接觸，以此搭起架子，再填入具體的社會和心理描寫、與環境相適的人物形象和對人生悲劇的洞察。
另一位馬克思主義哲學家齊澤克深以為然。他說，在錢德勒的瑞典傳人亨寧·曼克爾身上可以看到，偵探小說的公式是外置的一套僵化規則，但在那沒有藝術可言的護甲裡面，你會發現老藝術家像小孩子一樣跳著舞。
“默默承受宿命般的巨大力量”
錢德勒一心跳出犯罪小說的護甲，以文學藝術家立世，但至死未能如願，並認為這是他最大的失敗。
不過，安東尼·伯吉斯將《漫長的告別》選入了1984年出版的《現代小說佳作99種》，說它“結構精美，文風簡練……如果這還不能算是文學，那麼什麼才是呢？”
大詩人WH·奧登很早就看出，錢德勒真正的興趣不在偵探小說，而在於對犯罪環境的嚴肅研究，“他那些有力卻極度壓抑的書，不該作為遁世文學來閱讀和評價，而應該被視為藝術作品”。
錢德勒式的硬派風格影響深遠。曼克爾以降北歐黑色小說的社會批判精神似乎與此一脈相承，對道德瓦解、法律不公、媒體無能、歧視婦女，以及大資本家偽善與墮落的描寫，莫不具有現代性和普遍性，因而風靡世界。
另一些作家則從錢德勒身上學習他對語言的運用和對人物的處理。日本小說家村上春樹是其中有名的一個。他寫過專論馬洛的文章，指出錢德勒雖然受到海明威很大的影響，但兩人筆下的硬漢還是有著很大的不同。馬洛不會像海明威的拳擊手那樣正面死磕，而是“默默承受著那宿命般巨大的力量，被它吞噬，受它驅使，同時在這旋渦中努力尋求自我保護的方法”。
也許海明威的硬漢到底不脫浪漫的氣質，錢德勒的馬洛才是貼近我們現實的選擇。在社會的濁流中，這樣的人既做不成必然粉身碎骨的反對者，又不甘心同流合汙，他只能用個人的美學、規範和道義悄悄地抵抗，“多數情況下，即便明知會失敗，仍挺直身軀努力迎上，不辯解，也不誇耀，只緊閉雙唇，通過無數個煉獄。在此，勝負早已失去其重要性……因為他們明白，沒有道德倫理，人生將失去根本的意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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