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被告於2014年元月開始同居生活，於2014年12月14日生育一子馬某。2015年2月，原告與孩子回到青海省與孃家人一起生活，期間孩子一直由原告撫養照顧。
2017年8月28日，原、被告間因撫養權、撫養費等問題產生分歧，原告一氣之下將孩子移交被告暫時撫養。後原告多次要求將孩子接走均遭到被告拒絕。為此，原告先到公安機關報案，又到平羅縣政府上訪，再縣婦聯協調未果後，又經法律援助於2017年10月11日訴至平羅縣法院，請求判令：非婚生子馬甲(2014年12月14日出生)由原告撫養,被告每月支付孩子撫養費4000元,直至孩子年滿十八週歲,以上撫養費用由被告一次性付清。
辦案過程及結果:
女方原告馬某系青海人未婚，因在寧夏平羅縣打工，與已有家室的男方被告丁某相識併產生感情，同居生活並生育一子。因雙方不是合法夫妻，不可能長期共同生活下去，丁某產生了與馬某分手的想法。馬某也同意分手，但要求丁某給予鉅額經濟補償。在遭丁某拒絕後，馬某以孩子為要挾手段，將孩子交給丁某後離開。因前期平羅縣婦聯已經與馬某、丁某均有過接觸，也做過雙方的調解工作。
該案受理後，承辦法官積極與平羅縣婦聯幹部聯繫，聽取她們的前期調解情況及對糾紛的處理意見。後又與婦聯聯合約原、被告雙方到婦聯進行調解，但因雙方對孩子撫養權問題存在根本對立，調解未果。因馬某在本地舉目無親，在旅館居住，生活存在困難。經法院與婦聯協調，由丁某先向馬某給予生活費2000元。法院及時向雙方送達開庭傳票，於2017年10月26日不公開開庭審理了此案。原、被告均聘請了律師並申請證人出庭作證。
庭審中，原、被告爭議的主要焦點是監護權由誰行使，更有利於孩子的成長。馬某認為，丁某從來沒有照顧過孩子，不管是生活還是親子活動上都沒有。在寄養期間孩子已經被寄養過五家了。丁某認為，馬某沒有經濟收入，請求法庭判決由其來撫養孩子。
平羅法院經審理後，於2017年11月3日做出如下判決：
一、原、被告生育之子馬甲(2014年12月14日出生)由原告馬某撫養;
二、被告丁某自2017年11月起每月支付孩子撫養費2000元，至孩子年滿十八週歲時。被告丁某先行支付馬甲2017年11月至2020年12月前的撫養費76000元，於本判決生效後五日內一次性付清。其餘部分撫養費，一年支付一次，分別於當年12月30日前付清;被告丁某有探望孩子的權利，原告馬某有協助探望的義務。
判決後，丁某不服，提起上訴。在上訴過程中，經石嘴山中級人民法院主持調解，雙方當事人自願達成如下協議：
一、非婚生子馬甲由被上訴人馬某撫養;
二、上訴人丁某於每年支付非婚生子馬甲撫育費24000元，至非婚生子馬甲年滿18週歲止。自2018年1月起支付;每年1月1日支付上半年撫育費12000元，7月1日支付下半年撫費12000元，支付至上訴人馬某中國工商銀行賬戶;
三、每年暑假非婚生子馬甲與上訴人丁某共同生活一個月，寒假非婚生子馬甲與上訴人丁某共同生活一個月，由上訴人丁某負責接送，被上訴人馬某有義務配合。二審調解後，在平羅法院和平羅縣婦聯共同配合下，丁某將孩子帶到平羅縣婦聯，在法院和婦聯幹部見證下將孩子馬甲當面交給馬某帶走。該案至此結案。
辦案思路及策略:
本案是一起因同居關係引起的子女撫養權及撫養費糾紛，涉及女方權益和未成年子女利益的雙重保護。該案最後能夠得以順利審結主要做法是：
1、多元化矛盾糾紛解決機制運用得當。平羅縣婦聯與平羅縣公安局先行介入，進行勸導，防止惡性事件發生。平羅縣法律援助中心通過司法援助，將該糾紛導入正常訴訟程序。法院、婦聯及縣法律援助中心代理律師在立案後，給馬某做闡明法律規定，打消馬某不切實際的訴求，讓馬某理性訴訟。要求丁某先期支付馬某部分生活費，讓馬某有暫時居住的地方防止纏訪纏訴。二審調解後，法院與婦聯及時督促丁某履行調解書確定的義務，將馬甲交付馬某，防止丁某反悔，給執行帶來困難。
2、上下級法院協調聯動，形成默契，確保法律效果和社會效果統一。丁某不服一審判決提起上訴後，在上訴期間，一、二審法官從情理法角度入手共同給丁某做工作。最終丁某接受法官調解方案，使該案二審以調解方式結案。丁某在二審調解書生效後積極配合履行義務。該案處理達到了情理法交融，法律效果和社會效果有機統一。
辦案啟示:
1、戀愛是兩個人的事，但婚姻是兩個家庭的事。當愛情走向婚姻階段就不僅是對兩個人負責，還要對後代、對社會負責。如果相愛的兩個人有一方已經有家室，還是最好終斷這份愛情，我們無法給對方一個完整的家，無法給孩子一個完整的家。最終傷害了彼此，傷害了子女。尤其是婦女在整個社會中仍然處於相對弱勢的地位，失敗的愛情給自己帶來的傷害對更大，無論是身體的還是心理的。
2、法院是依法辦案的機關，當事人應當依法理。
來源;寧夏法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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