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酒楼上》是鲁迅小说集《彷徨》里的第二篇，1924年2月7日他写就《祝福》，9天后的2月16日，又完成了本篇。
这是一篇被学界公认的“最鲁迅”的小说，充满了鲁迅情调、鲁迅“气氛”甚至鲁迅“气味”，它不仅是先生的“精神自叙传”，而且人物、环境和情节也存在着诸多现实的影子。
比如，小说中的人物“我”、吕纬甫、死去的弟弟和顺姑等等都有原型存在，下面我们就梳理一下这篇小说的人物原型。
——特别说明，本文不八卦！梳理的目的仅在于帮助我们更好地理解小说。
一、顺姑
顺姑是吕纬甫所讲故事里的一个女孩。她是吕的邻居，船户长富的长女。自幼丧母的她努力帮助父亲支撑家庭，年龄稍长后，订了一门婚事，不料还没过门就死于肺痨。
周作人在《鲁迅小说里的人物》中讲，顺姑实有其人，她一家三口寄居在周家。小说中顺姑的父亲长富现实中叫阿有，不是船户，而是一个为人舂米的无产者。
顺姑的原型叫什么，周作人已想不起，但在记忆中，“她是一个很能干的少女，替她父亲管理家务很有条理”。
她有个叔叔叫阿桂，就是小说中那个流手好闲的二流子、“偷鸡贼”大伯。小说中，他找顺姑借钱遭拒后，就打击侄女，说她未成婚的女婿过得连自己都不如。这个情节也是实有的，而这位“阿桂”就是《阿Q正传》中“阿Q”的原型，他在这篇小说中又客串了一个“反派”角色，只不过名字变成了“长庚”！
有研究者称顺姑是鲁迅的“初恋”，在周作人那里并没有支持性证据，但她在小说中是吕纬甫的“梦中女孩”确定无疑！
小说中极力描写女孩的清纯。她的眼睛是这样的：
“非常大，睫毛也很长，眼白又青得如夜的晴天，而且是北方的无风的晴天……”
因为她眼睛里流露出“害怕又希望”的光，吕纬甫不惜把不喜欢的荞麦粉硬吃下去。
因为她为一朵剪绒花哭红了眼眶，许多年后吕纬甫还辗转太原、济南专门为她去买……
即便得知她订了婚，吕纬甫“也还是祝赞她一生幸福，愿世界为她变好”。因为在吕纬甫那里，她就是“那些旧日的梦的痕迹”。
鲁迅这些细腻的内心刻画不可能来源于道听途说，而只能说他有同样的心路历程。换句话说，他是在通过吕纬甫揭示他自己的“旧梦”，那曾经的少年心事。
那么，鲁迅的“顺姑”不是那位“邻家”女孩，会是谁呢？
他的三弟周建人提供了一个线索，顺着它，可以找到顺姑的另一原型。
原来，鲁迅在迎娶朱安之前，还有一次“半途而废”的提亲，对象叫“琴”，是鲁迅小舅的女儿。
这位琴姑小鲁迅两岁，自幼接受良好教育。鲁迅12岁时，他祖父因科场舞弊案系狱，他就去舅家避难，中间有没有“荞麦粉”、“剪绒花”的故事发生不得而知，但他与这位琴表妹共处四五个月确是事实。
那时候大家都以为这种“宝黛”式的婚姻是“天作之合”，所以鲁迅的母亲去提亲变得顺理成章。
可是问题来了——她的兄弟家告知她，琴姑属羊，要找一个“命硬”的，而鲁迅偏偏不符合条件。——原来，鲁迅出生时是胞衣（胎盘）先落，按照旧说法，命弱，难养活！
就这样，这桩婚事无疾而终，琴姑最终嫁到别家！可是她出嫁不久就病逝了。
对这桩婚事，鲁迅终其一生未没公开提及过，可是琴姑却表达了她的遗憾。
在临终前，她对身边亲近的人说：
我有一桩心事，在临死前非说出来不可，就是周家来提过亲，后来忽然不提了，这一桩事，是我的终身恨事，我到死都忘不了的。
如果说鲁迅与朱安的婚姻是时代悲剧的话，那么他与琴姑的错过也是一个时代的悲剧！
小说中顺姑死于肺痨，现实中邻家无名少女死于伤寒，而鲁迅的表妹也年纪轻轻就郁郁而终。
任何青春之殇都是悲剧。顺姑也好，琴姑也好，她们的一个共同点就是不能把握自己的命运。
鲁迅之所以把顺姑写得那样清纯，宛如天使，一者可能与他记忆深处的“梦中女孩”相关，但更重要的是，这样就形成了一种巨大的张力，从而让被毁灭的美好显得更有价值，让悲剧控诉、鞭挞的力量更强大！
有人说得好，吕纬甫为顺姑寻找剪绒花是对爱情“献礼”，更是为生命“献祭”。鲁迅的这篇小说不也是这样吗？
二、吕纬甫
吕纬甫是小说的主人公，他在酒楼上对“我”的倾诉支撑起整个故事。
有人认为他的原型是鲁迅的好友范爱农。的确，有些地方非常像。
这主要体现在现实经历上。小说写“我”回到S城，在酒楼一石居与吕纬甫不期而遇。情景是这样的：
“阿，——纬甫，是你么？我万想不到会在这里遇见你。”
“阿阿，是你？我也万想不到……”
而在鲁迅回忆范爱农的文章中两人也是意外重逢，而且也是在酒桌上，只不过是朋友组织的“酒场”——
“哦哦，你是范爱农！”“哦哦，你是鲁迅！”
当然这样的“巧合”很多：
小说中“我”与吕纬甫同窗、同事，同样远走他乡，同样又回到原点。
现实中，鲁迅与范爱农同在日本留学，同回绍兴任教，在新办的绍兴师范学校一个做校长、一个做监学共事一年多。
小说中，两人都曾经是壮怀激烈的热血青年，“连日议论些改革中国的方法以至于打起来”。
现实中，两人留日期间也因为在一些问题上意见不一而争吵。
小说中，吕纬甫迫于生活，不得不为了每月20元而寄人篱下，做塾师，教“子曰诗云”。
现实中，范爱农先是在乡下胡乱教书，后来又在亲戚家寄食，最终过起流浪生活……
小说中吕纬甫对“我”说：人就象蜂子或蝇子，转了一圈又回到原点——“你不能飞得更远些么？”相信在绍兴，这两个同病相怜的“酒友”，在酒醒后的寂寞中会不止一次地这样慨叹。
尽管在情节层面，吕纬甫有着范爱农的影子，但周作人并不那么认为，他说：
《在酒楼上》是写吕纬甫这人的，这个人的性格似乎有点像范爱农，但实在是并没有模型的，因为本文里所说的吕纬甫的两件事（按：指吕纬甫为弟弟迁葬，为顺姑买剪绒花）都是著者自己的，虽然诗与真实的成分也不一样。
周作人是说鲁迅把自己的经历小说化了，即把发生在自己身上的事情化为吕纬甫在小说中的行动。
这一点写顺姑就已证明了，下面仅说说为弟弟迁葬这个情节。
鲁迅有个四弟，叫椿寿，六岁时去世。周作人曾在日记中记道：
（1898年农历十一月）初七日：四弟患喘，疾甚重。
初八日：上午四弟逝世，时至辰时，得年六岁。
椿寿去世后，并未同他们的父亲周伯宜（1896年去世）葬在一起，而是埋在南门外龟山的一块官地上，还立了一块碑，上书“亡弟椿寿处士之墓”，落款是“兄樟寿立”。
“樟寿”即鲁迅本名。但做坟立碑的事宜据周作人说是他完成的，因为当时鲁迅在四弟去世三天后即去了南京。
为四弟迁葬是民国八年（1919年）的事，由鲁迅独力完成。起因是乡人挖土，形成陡崖，殃及椿寿的坟墓，而在小说中说坟墓在河边，将遭水浸是小说笔法。
鲁迅那次迁走的坟，不仅有6岁的幼弟的，还有一个叫端姑的妹妹（殇年1周岁）的。小说中有吕纬甫打开棺木，未发现弟弟的骨殖这一情节，周作人推断是鲁迅把现实中为弟、妹迁葬的细节混合在一起进行的艺术化描述。
那么现实中坟里到底有没有骨殖呢？周作人说，鲁迅回到北京因为怕家人伤心，并未提及，处于同样的心态，家人也未细问。
可是，作为小说，无当然要胜于有，试想，一座打开后空空荡荡的坟茔要强于多少句“时光易逝”、“岁月无情”的议论？它对人心的冲击力是不是更强大？
以上仅仅是从小说的“再现”角度所做的分析，假如从“表现”的角度，或者说从心理的层面而言，这个所谓的“原型”就更加复杂了。
比如按钱理群先生的理解，可以把“我”和吕纬甫都看作“彷徨”期的鲁迅“苦闷的象征”，他们都是鲁迅思想和情绪的投射物。
——“我”是一个“漂泊者”鲁迅，吕纬甫是一个“坚守者”鲁迅。
当然，这样能更好地理解这篇“最鲁迅”的作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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