根據官方公佈的數字，截至4月7日，德國的新冠病毒感染人數破10萬，累計達到103228例，死亡1861人。
衡量疫情嚴重性的一個重要參數是“翻倍所需天數”。德國開始採取“禁足”措施時，平均3天翻一倍，情況並不是很妙。根據專家的說法，翻倍時間必須遠遠高於十天以上，方可避免醫療擠兌。
最近這兩天，德國的情況略有緩和，但尚不穩定。
在這抗疫的關鍵時刻，大部分百姓雖然還在遵守各級政府的限制性法規，但隨著時間的推移，人們的耐心也在慢慢耗盡，特別是經濟界的“耐力”正在接受嚴峻的考驗。此起彼伏的要求逐步放寬限制的呼聲不僅來自企業和政界，連部分病毒學家也認為必須考慮如何儘早部分“解禁”。
人間的這場“瘟疫”毫不影響春天到來的腳步：這幾天，春暖花開，陽光普照德國全境，北非的熱氣流給德國帶來20度以上的初夏溫度。這宜人的氣候，更加吸引著在家“憋壞”的人們走出家門。
但聯邦政府還是認為目前尚不能放鬆限制措施。默克爾表示，目前傳染和死亡人數的增長速度有所放慢，給人帶來少許的希望，但此時談“解禁”絕對為時過早。總理府部長布勞恩（Helge Braun）在接受《週日彙報》（Allgemeine Sonntagszeitung）採訪時也再次警示道：“感染最高峰尚未到來。”
危機時，執政黨容易得分
自然災害會給個人和家庭帶來不幸，也會對社會、經濟等領域產生很大的衝擊。這時候，百姓對政府的期待值往往很高，也是政治家展示勇氣和才能的機會。
譬如，2002年德國大選中，施羅德（Gerhard Schröder）的“紅綠組合”選情不佳，相反，聯盟黨的候選人斯托伊貝（Edmund Stoiber）在民調中則遙遙領先。可恰在此時，德國東部地區和捷克開始綿綿不斷地下雨，導致易北河水位持續上漲，多處決堤，農田被淹，房屋被衝，災情相當嚴重。
施羅德抓住這個“天賜良機”，多次趕赴災區，穿著雨衣和雨靴，在電視上頻頻亮相，充分展示了自己的行動力。
2002年，時任德國總理施羅德在易北河抗洪最前線（圖片出處: picture-alliance/ ZB/wg/hg）
競爭對手斯托伊貝對此不以為然，他反對這種“洪水旅遊”（Hochwassertourismus）的作秀方式，認為靠薩克森州的自然災害來撈取政治資本“太悲催”（schäbig）。
斯托伊貝說的並非沒有道理，大選首先看的是政治綱領，但百姓的邏輯和感知顯然不是這樣的。對他們而言，此時更需要政府的幫助和慰問，包括各種賑災承諾，更需要政治家與民同在，出現在災區現場。
結果，施羅德僅以數千票的優勢贏得了那次大選。
這次的新冠病毒疫情雖然尚未結束，但也已改變了德國的政治態勢：
默克爾2005年以來連續組閣四次，其中三次是“大聯合政府”（GroKo），也就是聯邦議會中第一和第二大黨團聯合執政。這種形式的政府好處是穩定，壞處是弱化議會的作用。因而，“大聯合”在過去數年中幾乎成為“僵硬政治”（Starre Politik）和“暮氣民主”（Demokratiedämmerung）的代名詞，在選民中的“名聲”並不好。
前年，執政黨在數州選舉中丟票嚴重，導致默克爾不得不辭去黨魁一職，從此成為“跛腳”總理。到疫情爆發之前，她本人很少亮相，淡出的意味很濃。
她曾領導了18年的基民盟（CDU）在民調中一直走低，默克爾的繼承人克蘭普-卡倫鮑爾（Annegret Kramp-Karrenbauer）上任一年多即宣佈辭職，黨內狼煙再起。按照原計劃，將於四月召開特別黨代會，選舉新的黨主席。
當了三屆默克爾“陪襯人”的社民黨（SPD）更是危機不斷：2017年大選以來，面對日益下降的民意，黨主席換了三撥，但均無“回天之力”，這個“百年老店”大有淪為二流政黨的可能。
可就在這個節骨眼上，出現了新冠病毒。
“深居簡出”的默克爾開始頻頻出鏡，冷靜堅定地領導著抗疫工作：她隔三差五召開新聞發佈會，請求民眾理解政府的限制措施；不戴口罩親自去普通超市購物，安定民心，示範不要搶購；發現身邊有人檢測陽性後，立刻進行自我隔離，繼續在家指揮抗疫。她的方式深得人心，有望擺脫2015年以來的“難民總理”標籤， 而成為“抗疫總理”。
默克爾就新冠疫情進行電視講話，呼籲民眾團結應對“二戰以來最嚴峻的挑戰”（視頻截圖）
內閣中的主要職能部門長官也都不同程度地收穫了“疫情紅利”：80後的基民盟衛生部長施帕恩自不必說，還有基社盟（CSU）的巴伐利亞州長許德（Markus Söder），兩人在這次抗疫中表現出來的幹練和成熟，有助於他們成為未來德國總理的熱門人選。
就連上次在競選黨主席中敗北的社民黨副總理兼財長朔爾茨（Olaf Scholz），以及經常以意識形態主導對外關係的外長馬斯（Haiko Maas）也令人矚目。前者打破成規，廣開財源，給政府機構以及企業工廠大量注資；後者因為排除萬難接回了近二十萬滯留海外的德國遊客而贏得廣泛喝彩與好評。
疫情爆發之前，德國的左營中，綠黨一路飆升，一度將社民黨甩在後面。最新民調顯示，社民黨首次反超綠黨。這個成績並非因為該黨兩位新主席治黨有方，而是本屆政府中戰鬥在抗疫第一線的幾位社民黨部長們大放異彩。
本屆議會最大反對黨“選項黨”（AfD）前一陣一直忙於如何與黨內“納粹”組織——“Flügel”切割，以避免國家憲保局（Bundesverfassungsschutz）對該組織的監督擴展至整個黨。多個民調顯示，靠著反歐疑歐以及2015年的難民潮“發家”的選項黨在疫情中鮮有作為，頹勢漸顯。為了扭轉這個局面，該黨利用目前存在的“解禁”的呼聲，開始與政府的“堅持限制”做法唱反調。
自民黨（FDP）和左翼黨（die Linke）也難有突出表現：代表富人和經濟界利益的自民黨呼籲政府多考慮企業的困境，但此呼聲在默克爾內閣推出的強大的“扶持計劃”之下，顯得微不足道，甚至多此一舉；代表“貧下中民”利益的左翼黨除了大加讚譽普通員工的堅守以及提出富人要為整治新冠病毒“後遺症”多作貢獻之外，也沒什麼更好的建議和作為。
政治中有一個說法：“災難時，誰執政誰出彩”（In der Krise glänzt, wer regiert）。此話在這次的“戰疫”中再次得到證實。
德國如此，奧地利和意大利亦復如是，執政黨無一例外地獲得了民眾的廣泛認同和支持，而此前勢頭頗勁的民粹政黨，則縮水不少。
由此可見，危機能讓執政黨充分展示行動力，而行動力則是重新贏得選民信任的最大籌碼。
“新冠債券”，Yes or No
在制定疫情防控措施時，德國政府這次對專家們的意見表現出最大程度的信任；但在發放“新冠債券”（Corona-Bonds）問題上，政府對經濟學家們的意見就不那麼在乎了。
目前的局面是，歐元區的大部分國家要求所有成員國共同應對新冠病毒帶來的這場危機，具體說，就是在時間和額度上做出限制的情況下共同貸款集資。這樣做的好處是能為債臺高築的國家減負，體現“富幫窮，強扶弱”的原則，以及共同應對挑戰和危機的決心。
但是，德國、奧地利、荷蘭等國表示反對。他們認為，這個被冠以“新冠”的債券，其實是歐盟內，特別是歐元區內的一箇舊話題。
2008年爆發全球金融危機。兩年後，若干歐元國家由於基礎和管理較差（譬如耽誤和拒絕改革），導致財政信譽度下降，進而難以或必須付出極高代價方能從市場上獲得資金。這些國家金融體制一旦崩潰，必將動搖歐元區的穩定。為了避免出現這種情況，歐元區建立了一個穩定機制（European Stability Mechanism，簡稱ESM）。有困難的國家可以在滿足一定條件的情況下從中獲取貸款。目前，這個機制的借貸能力差不多在4100億歐元的水準上。
可是，ESM應對小國危機還可以，但難以幫助大的經濟體度過難關。為此，歐洲央行（EZB）為了穩定市場和避免歐元區解散，不得不於2012年作出無限收購“問題國”國債的保證。
其實，“共同舉債”這個建議在2008年金融危機之前就有人提出，譬如前歐盟委員會主席德洛爾（Jacques Delors）和普羅迪（Romano Prodi）等，但由於阻力太大而未能實現。
2008年後，歐盟以及歐元區內有關發放共同債券的呼聲再次高漲，主要是經濟較弱的南歐諸國比較熱衷；馬克龍當選法國總統後，“歐盟債券”（Euro-Bonds）一直是他的歐洲政策中的主要目標。2012年，默克爾正式拒絕了這個建議。
在新冠病毒的衝擊下，南歐諸國再次受到重創，於是，“歐盟債券”改頭換面，在三月底的歐盟峰會上，以“新冠債券”（Corona-Bonds）的名義重新提到議事日程上來，但是沒有達成一致。
為此，週一歐盟財長進行磋商，談判至深夜，仍無結果，決定延期到本週四繼續會商。由此可見這個話題的“難度”有多大。
反對這個建議的國家認為：我們願意幫助重災國，錢也不是沒有，但如果界定不清晰，容易將“舊債”放進來。最好的辦法還是重新啟用ESM等現有渠道，附加條件可以再議。
但也有人認為，此次危機與上次的不同，新冠疫情衝擊到幾乎所有的國家，只是程度不同而已，這裡不存在管理不善的問題，因為病毒的產生及其造成的後果與政府行為無關。
還有，申請ESM貸款會影響到國家財政信譽。有些南歐國家本來尚未完全從上次的泥潭中走出來，這次如果繼續依靠ESM，將更加難以脫身。關鍵是，如果像意大利這樣的歐盟第三大經濟體出現金融危情，那麼，眼下的“病毒危機”很可能轉變成“歐元危機”。因此，“新冠債券”不僅是在幫助這些國家渡過難關，也是在傾整個歐元區之力避免更大的災難出現。
德國政府對這類分攤債務的做法一直持懷疑態度，認為這是一條“不歸路”，一旦踏上，很難再回頭。財長朔爾茨目前正在想辦法，試圖用其他辦法來繞過這個話題，譬如，利用和擴大歐盟預算、歐洲投資銀行（EIB）以及ESM等現有機制。
這個話題非常敏感，極具爭議性，弄不好還容易牽扯到宗教（天主教和新教）及意識形態（窮富不均）等其他領域。因此，德國政府希望各方就此進行內部斡旋磋商，避免公開討論這個問題。畢竟，德國政府的錢也不是白來的，都是來自納稅人。
從目前的情形看，這次德國很難一口拒絕。本週內，各方將再次磋商，看能否找到一個折中方案。
回到疫情本身：
上一次日記中，筆者已經提到，奧地利的旅遊地蒂羅爾是這次歐洲病毒的“源發和高危地區”之一。但是，由於人們開始時重視程度不夠，加上當地政府沒有及時採取防控措施，因此，去那裡的不少人都被感染上了。
筆者有一位朋友，一個月前與一幫同事去那裡滑雪。回來後，他告訴筆者，與他同車的其他四個人後來都被確診；還有一個在酒店與他同住一屋，也被感染了。而他本人卻安然無恙，檢測結果陰性。目前，這五位已全部康復。
有些事情真的很難說清，似乎冥冥之中自有安排。這或許也是德國人比較“從容”和“認命”的原因吧。
德國人比較遵紀守法，所以相對好管理，但羅科所所長魏勒爾似乎對同胞這次的表現仍有不滿。政府採取限制措施後，各地違規現象的確時有發生：慕尼黑2322例、漢堡1800例、柏林1360例……
不過，意大利日前傳來悲慘的“好消息”：死亡人數525例，創兩週以來新低。這會不會是歐洲疫情的新曙光？
【未完待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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