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明节，从老家回来，沿途所有村的青壮年都戴着红袖箍，守在路边，严防上坟烧纸钱引发山火。
可即便是这样，也不断有外地山火的消息传来。
其实，在四十多年前，上坟烧纸这件事曾经被杜绝过。
那时候只有给革命烈士扫墓，给自己逝去的先人上坟烧纸的事情基本没有。
燕山深处，还有那么多无名的抗日英雄墓。
我们不应该忘记他们。
1.
四十多年前，每到清明，村里小学都要组织师生到距离我家十几华里的九道河子去扫墓。
在那里，李运昌领导的八路军冀东军分区的部队伏击过日军。
由于冀东军分区的装备太差，在歼灭敌人的同时，我方也损失惨重。
据当时参加运送伤员的担架队员讲，战斗非常惨烈，鬼子的机关枪占据了制高点，八路军伤亡惨重。战斗结束后，人们把牺牲的八路军战士埋在了一起，有很多的战士都没有名字。
当时还没有公路，人们去那里时要几次走过清河，从我家开始，往上走有六道河、八道河、九道河，那时没有桥，都是从石头上迈过，大人一步迈一个石头，孩腿短够不着，经常掉到水里去。所以，为了保证安全，学校规定，每年清明只有三年级以上的学生才可以去参加扫墓。
那时候的孩子，因为交通不便，很少离开村庄，所以，大家都把参加扫墓去当成一件非常重大的事情，尤其是听去过的学生回来讲，有当年的老八路讲当时的战斗经过。
觉得就和看打鬼子的电影一样。
盼望着，盼望着，终于盼到我们升到了三年级了。
可就是这一年的清明节，我们都心痒难挨的时候，上面通知了一个通知，说取消扫墓了！
太不把我们好容易升到三年级的学生当回事了吧！
九道河子战场遗址
从那以后，我们因为修建潘家口水库，陆陆续续的搬迁，很长时间来，人们似乎把烈士们给忘了。
现在每次从哪里经过时，我就会想起我已经小学三年级了。
上面的白色是烈士集体墓，据说埋了几十位烈士
日本人刚来的时候，我们老家很早就有了抗日的组织。
民族英雄孙永勤活动的区域，就是我们这里，孙永勤的老家孙杖子在我老家的西面，与我家就隔一道梁。
后来是李运昌的部队也在这里活动，王厂沟在我老家的东面，与我家也就隔一道梁。那个时候，我们这里很多人家都是堡垒户。
这个区域的老百姓经历了完整的十四年抗战。
日本鬼子在长城以北的我家这里划成了无人区，实行三光政策。
这里每家都有被日本人杀害的亲人，每个村都有惨案。
在我很小的时候，经常有忆苦思甜大会，我似懂非懂的听大人们讲日本人来的时候的暴行，人们跑到大山里猫山的辛苦。
所以，我对日本鬼子的痛恨更切深一些。
查看1990年版《宽城县志》，里面没有九道河子这次战斗的记录，而2015年版的《宽城抗日斗争史》里记录了一次战斗，应该是这次，只是地点放在了清河口村：
1942年10月20日，冀东军分区直属部队——长胜连队在宽城清河口伏击关东军田中“讨伐队”，队长以下140人大部被歼，缴获轻机枪三挺、小炮一门，长短枪100余枝。
记录历史一般有两种方式，官方和民间。在我的记忆中，我没有听到过在清河口发生的这次战斗，附近也没有，因为我家地方比较开阔，不适合打游击。而我小时候经常听到过的九道河子的战斗，而且现在官方做的墓碑也在，官方的资料里却没有。
所以我认为《宽城抗日斗争史》记录的这次战斗的地点就应该是九道河子。
没有记录我方的伤亡情况。
现在，政府对合葬的烈士墓进行了修缮，但牺牲的烈士的名字还不为人知。
3、李运昌的部队
正史记录冀东军分区的资料很多，英雄的王厂沟。
李运昌的部队打的很认真，很艰苦，也很辛苦，因为部队挺穷的。
前几年有一部电视剧《借枪》，张嘉译演的。
天津中共特科行动组组长除掉日本宪兵司令加藤的行动失败，中共地下党员熊阔海在进退维谷的情境之下刺杀顽敌的故事。
张嘉译演熊阔海，整部电视剧，给人的感觉非常难受，游击队每天逼着熊阔海做事，还向熊阔海借钱，让他管吃饭，关键是熊阔海也没有钱，真的没有。
所以他不断的变卖自家的物品，去别处借钱，还得欺骗老婆。
看出当时抗日有多难了吧？
说实话，穷人借钱不易，骗老婆更难。
没有一次战斗打鬼子像现在的神剧那样容易的。
以宽城王厂沟为核心的抗日根据地坚持的很不容易，但就是在那种情况下，还是坚持了下来。
日本人投降以后，由于冀东军分区距离东北最近，第一个进入热河和后来的东三省的共产党的部队。
4、河南大峪沟还有一座无名烈士墓
在我家的河对岸，属于兴隆县了，那里有一条长约三十华里的大峡谷——河南大峪沟，里面还有大片的原始森林、溶洞，天然氧吧。
我小的时候经常去那里，捡柴、割草、割荆条，那里当时还有很多的野生木耳、蘑菇、榛子等等。
在进入峡谷不远的地方，路边有一座孤零零的坟墓，长满的荆梢和杂草，静静的呆在那里。
大人们就对我们讲，那是一个八路军连长的坟墓，在一次战斗中，连长身负重伤，肠子都流出来了，在送往山里的八路军医院的途中牺牲。
那里距离王厂沟八路军医院还有二十多里山路。
没有人能说出那位连长的名字。
每次我都怀着很崇敬的心情走过。
老人们陆陆续续的逝去，能记得这座坟墓的人越来越少。
5、还有没有被人记得也没有坟墓的。
2016年我下乡的时候，请村里老人过来座谈，80多岁的谢兰兴老人对我讲了这样一件事情：
1943年前后的一个冬天，七个延安抗大学生，从王厂沟执行任务回来，过现在的千鹤山住在了石柱子村，第二天路过九虎岭去xx峪，正要穿过公路时，鬼子的汽车来了，当时鬼子就开枪了，其中一名同志负伤。另外六名同志架起他往山上跑，可鬼子的汽车马上就到了跟前，子弹横飞。
受伤的同志一看大家带着他走不快，就一个人留下来，掏枪还击，掩护同志们撤退，最后寡不敌众，开枪自尽。
整个过程，石柱子村有目击者。
鬼子割下这位同志的头，挂在九虎岭附近的一棵树上，写上标语：为八路军收尸者与八路军同罪！
头颅一直挂到那一年的春节，现在公路改地方了，但那棵树还在。
谢兰兴老人说，当时我已经十来岁了，从那里路过，还亲眼见过。
那六位同志不知道后来去哪里了，牺牲的这位同志的姓名、籍贯、部队番号也都不知道。
老人说，真应该在那里树一个无名烈士碑，来纪念这位同志，因为我都八十多岁了，如果我们都不在了，还会有人记得这件事这个人吗？
最后老人说，如果连这样的事情都没有人管，将来再出现战争，还有人上战场吗？！
清明节，我们祭奠逝去的亲人，更应该祭奠先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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