隋朝的“立法”與“毀法”
中華法系的代表，是唐朝的《唐律》及《唐律疏議》；而《唐律》又是以《開皇律》為代表的隋朝法律為基礎的。唐初制定法律時，“採《開皇律》宜於時者立之”；最終確定的法典體例和內容，也是“因隋之舊”。因此，隋朝法律對於中國古代法律的發展，無論是基本原則，還是制度體系，都具有十分重要的奠基性的意義。然而，隋朝滅亡的原因之一，又恰恰是“禁網深刻”，枉法濫刑。從“立法”到“毀法”，可以說是隋朝法制留給後人的一個十分深刻的教訓。
隋朝是隋文帝楊堅竊取北周政權而建立的，因而其政治法律等一系列制度基本上都是以北周為基礎的。而以《大律》為代表的北周法律雖然在篇章體例上沿襲了魏晉以來的法律，內容卻多達一千五百多條，“煩而不當”。因此，隋朝於581年建立之初，就由宰相高熲和內史令李德林等主持修訂法律，“採魏、晉舊律，下至齊、梁，沿革輕重，取其折衷”，並於同年十月頒行。但由於時間較為倉促，內容上有許多疏漏之處，因而在法律頒行後，圍繞修改問題展開了爭論。納言蘇威認為其中多有不妥之處，多次建議修改；但李德林不同意，說：“今始頒行，且宜專守，自非大為民害，不可數更。”楊堅開始也認同李德林的觀點，但在看了刑部上奏的案件多達數萬件後，也認為“律尚嚴密，故人多陷罪”，便委派蘇威主持，“更定新律，除死罪八十一條，流罪一百五十四條，徒杖罪等千餘條，唯定留五百條，凡十二卷”，於583年（隋開皇三年）頒行，這就是《開皇律》。
需要指出的是，關於《開皇律》的藍本，現今絕大多數法制史論著都認為是《北齊律》，陳寅恪在《隋唐制度淵源略論稿》中最先提出這一觀點：“隋受周禪，其刑律亦與禮儀、職官等皆不襲周而因齊”，其依據便是《隋書·刑法志》中所說的隋律“多采後齊之制，而頗有損益”。但從《開皇律》對舊律的刪修來看：除死罪81條，流罪154條，徒杖罪千餘條，共刪去1200餘條，加上保留的500條，有1700餘條，《北齊律》不足一千條，在其基礎上作這樣的刪修顯然是不可能的。而北周《大律》有1537條，在此基礎上進行刪修，顯然更符合實際情況。因此，《開皇律》是以北周《大律》為藍本，參考和借鑑了魏晉以來尤其是北齊法律發展成果的集大成之作。也正因為如此，《開皇律》頒行後，“自是刑綱簡要，疏而不失”。
為了保證法律的執行，解決“律令初行，人未知禁，犯法者眾”，而“吏承苛政之後，務鍛鍊以致人罪”的問題，《開皇律》還專門規定了罪犯對判決不服的申訴制度。然而，隋朝的立法成果，並沒有在司法實踐中得以有效貫徹，而帶頭破壞者，恰恰是楊堅本人。史稱楊堅晚年“喜怒不恆，不復依準科律”。他僅僅因為有下屬不聽從長官的命令，就下令：“諸司論屬官罪，有律輕情重者，聽於律外斟酌決杖”，結果是“上下相驅，迭行捶楚，以殘暴為能幹，以守法為懦弱”；法律規定盜竊罪的最高刑為流刑，但楊堅因為“盜賊繁多”，就“命盜一錢以上皆棄市，或三人盜一瓜，事發即死”；楊堅甚至還規定：凡被人舉報的盜賊，家財全部獎勵給舉報者，結果那些無賴之徒等富家子弟路過時，故意將財物丟在路上，一旦被撿起來，就將富家子弟扭送官府，而取其賞，“大抵被陷者甚眾”。
關於是否應當依法定罪的問題，楊堅同司法大臣因此還不斷髮生爭論。刑部侍郎辛亶穿紅內褲避邪，被楊堅發現，竟然要以“厭蠱”的罪名將其處死。大理少卿趙綽認為辛亶“法不當死，臣不敢奉詔”；楊堅威脅他說：“卿惜辛亶而不自惜也”，堅持要處死辛亶。趙綽固執道：“陛下寧殺臣，不可殺辛亶！”楊堅下令連趙綽一起殺，還問他“竟如何？”趙綽回答：“執法一心，不敢惜死。”楊堅無奈，只得寬恕他們。當然，這只是個別的，更多的人就沒那麼幸運了。
上行下效，地方官在執行法律時，往往也是為所欲為。《開皇律》對包括笞杖罪等輕罪在內的刑罰執行都做了明確的規定，但在實際上卻往往只是一紙具文。幽州總管燕榮不但隨意鞭撻，“動至千數”（法律規定最多不超過二百），還別出心裁，見道旁的荊條“堪作杖，命取之，輒以試人，人或自陳無罪，（燕）榮曰：後有罪，當免汝。既而有犯，將杖之，（其）人曰：前日被杖，使君許以有罪宥之。（燕）榮曰：無罪尚爾，況有罪邪！杖之自若。”簡直如同兒戲。
著名歷史學家呂思勉認為楊堅是一個“賢主”，但“綜帝生平，惟用刑失之嚴酷”。隋煬帝楊廣即位後，為了改變“法令峻刻”的現象，順應百姓“久厭嚴刻，喜於寬政”的心理，下令修訂法律，於607年（大業三年）頒佈，史稱《大業律》，“其五刑之內，降從輕典者二百餘條，其餘枷杖決罰訊囚之制，並輕於舊”。但這種情形也沒有維持多久，“其後徵役繁興，民不堪命，有司臨時迫脅以求濟事，不復用律令矣！”
隋朝“立法”與“毀法”的歷史告訴我們：一部好的法律固然重要，但更重要的是法律要能夠得到切實有效的貫徹執行。隋朝的《開皇律》作為中國古代法典和中華法系的奠基之作，其重要意義不容忽視；但我們更要看到，制定了法律卻沒有得到執行，成為了隋朝“二世而亡”的一個重要因素，這是應當深刻汲取的教訓。清末法學家沈家本說過：“法立而不行，與無法等，世未有無法之國而長治久安也。”隋朝“立法”與“毀法”的歷史，也充分證明了這一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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