枉死大臣指西漢前期對西漢建立發展做出卓越貢獻卻慘遭陷害，含冤而死的大臣。這類歷史人物雖然也憑藉其歷史功勳拜相封侯，但他們始終受到君主的猜忌，面對猜忌，他們缺少政治敏感，不懂得不伐己功、不矜其能。這樣的處理方法無疑會加大君主的猜忌，對自己的困境毫無改善。由於他們對君主的猜忌沒有采取積極有效的自保措施，加劇了矛盾的惡化，致使他們最終含冤而死。此類人物有韓信、彭越、黥布、韓王信、盧綰等，他們多為漢王朝的開國元勳、戰功赫赫的將軍。
韓信早年貧困，投奔劉邦後在蕭何推薦下被拜為大將。漢二年韓信破魏、破代、破趙、收燕，平定山西、河北，後又破齊、敗楚，向劉邦索要齊王封號，此時二人的矛盾已經逐漸尖銳。漢五年打敗項羽後，劉邦立刻奪齊軍，後將韓信遷為楚王，漢六年又降為淮陰侯，漢十一年被夷三族。縱觀韓信一生，佐漢破楚"使漢三分天下有其二"，是漢朝的一大功臣，他突出的軍事才能使劉邦早在楚漢相爭時期就對他忌憚不已。漢二年九月，韓信剛攻破魏、代，"漢輒使人收其精兵，詣滎陽以距楚"，後來韓信收服燕地，劉邦又"奪其印符，以麾召諸將，易置之"，這還是在急需的韓信這類軍事人才的戰爭時期，到劉邦打敗項羽建立漢朝，更是毫無顧忌的在第一時間奪去韓信的軍權，將其遷為楚王。
劉邦種種打壓韓信的舉動並未引起韓信的重視，其原因主要有二：第一，同劉邦猜忌韓信相反，韓信非常相信劉邦。他對劉邦的信任是因為劉邦對他有知遇之恩，使他從無名小卒變為漢朝大將，故韓信說"漢王遇我甚厚，載我以其車，衣我以其衣，食我以其食。吾聞之，乘人之車者載人之患，衣人之衣者懷人以憂，食人之食者死人之事，吾豈可以鄉利倍義乎！"第二，韓信自以為功多，認為劉邦不會對他不利。由此可見，韓信考慮問題主要以情誼為出發點，而非政治。但韓信的語言、行動也存在某些問題。西漢建立後，"信知漢王畏惡其能，常稱病不朝從。信由此日夜怨望，居常鞅鞅，羞與絳、灌等列。"韓信明知劉邦畏惡他的軍事才能，卻沒有采取積極有效行動表明自己沒有貳心，而是稱病不朝從。朝從是指定時朝見，有事從行，是臣子對君主表達自己義務的一種具體體現方式。他的行為與張良杜門不出的性質是不同的。張良謝絕一切往來是建立在他主動遠離朝政，沒有實權的基礎上，他杜門不出是減少與其他大臣的往來，是不結黨的表現。
而韓信一直都對諸侯王充滿嚮往，而諸侯國實際上是漢王朝的國中之國，後來雖被降為淮陰侯，在這樣的情況下的不朝從是對皇帝劉邦不滿情緒的直接表達。況且韓信曾公開表示羞與周勃、灌嬰、樊噲等為伍，需知周勃、灌嬰、樊噲與劉邦私交甚好，要麼是老鄉、要麼是親戚，都是深得劉邦信任。韓信與羞與他們交往，是不將劉邦放在眼裡的表現。韓信在自身待罪的情況下還做出此番言論、行動，這都是他的取死之道。正是由於韓信缺乏政治鬥爭經驗，使得他未能通過退讓保全自己，最終慘遭殺害。彭越原在鉅野澤為盜，陳勝等人起義之後，彭越收諸侯散卒千餘人，協助劉邦攻打昌邑。
漢王二年春，在外黃率兵三萬餘人歸順於漢，被封為魏相國，漢王兵敗彭城，彭越為漢遊兵擊打楚國，後攻佔睢陽、外黃，得昌邑供給漢王食物，因魏王魏咎死去，彭越平定梁地功勞居多，被封為梁王。漢十年秋，陳豨在代地造反，漢高帝徵兵梁王，梁王推病不行，其太僕密告梁王謀反，被漢王囚禁洛陽，後流放蜀地，途中遇呂后，呂后怕其再次謀反，便網絡罪名將其殺害並誅殺三族，並將其屍體剁成肉醬分賜給群臣。
黥布由於犯法遭受黥刑，反叛秦國後隨項羽破秦，因多次立下軍功被封為九江王。楚漢戰爭之際，劉邦派遣隨何勸說黥布歸漢，黥布被立為淮南王，在楚漢戰爭中立下功勳。西漢建立以後，因呂后誅殺淮陰侯韓信及梁王彭越，黥布出於恐懼集合部隊以防緊急之事。後黥布懷疑他的愛妾與中大夫賁赫淫亂，想要拘捕賁赫，賁赫逃往長安，告其謀反，黥布擔心與韓信、彭越一樣遭遇不測，最終起兵謀反。劉邦用故楚令尹之言，自將擊布，最後被誘騙至番陽被殺。
韓信是韓襄王的孫子，輔佐劉邦滅秦、滅項，被劉邦封為韓王，又稱韓王信，定都潁川，後遷至馬邑。匈奴圍攻韓信，韓信多次派遣使者前去和解，漢王出兵解救韓信，但懷疑韓信有異心，便派人責備韓信，韓信怕被誅殺被逼反叛，與匈奴約定攻打漢軍，遭劉邦討伐。其後，漢朝派柴將軍攻打韓信，柴將軍勸說韓信投降認罪，韓信自舉三條罪狀，說出無法投降的無奈，最終被柴將軍殺死。
盧綰是劉邦的同鄉，二人出生在同一天，自小交好，從沛地劉邦起兵時便跟隨著他，受其寵幸被封為長安侯。劉邦平定天下後，封其為燕王。後陳豨在代地造反，燕王暗中幫助陳豨，其後高祖再次討伐陳豨，陳豨的副將投降並將盧綰之事說出，高祖派人召見盧綰，盧綰因為害怕被呂后加害而藉口生病不去，希望在高祖病癒時入宮請罪，但高祖去世，盧綰便投奔匈奴，被封為東胡盧王，但經常遭到蠻夷欺凌，在淒涼中死在匈奴。
枉死功臣均為西漢的建立立下赫赫戰功，他們在西漢建立後不久，都被網絡罪名慘遭殺害。通過《史記》文本的敘述能明顯的發現，他們三人具有悲慘而相似的命運，究其內因，都是缺乏政治頭腦，在西漢建立以後對自身沒有清晰的定位。他們的共同特點如下：一是熱衷於裂土封王。楚漢戰爭之際，韓信平定齊地，要求劉邦封自己為假王。劉、項決戰之際，劉邦在張良的建議下捐出兩地分與韓信、彭越，才獲得他們的支持。黥布背叛項羽，同樣是由於劉邦許下裂地封王的諾言。這種做法帶有強迫性質，其中又以身為劉邦部屬的韓信為最，強迫未來的君主分封土地否則不出力殺敵，這無疑是對君主的威脅。漢初的封建完全是出於形勢所逼，自始與當時一統專制的政治有極大的矛盾。此三人以諸侯王為條件才為劉邦出力打天下，當時他們已經有獨立的勢力集團，在政治、軍事各方面均有一定的獨立性。而這種獨立性正是專制君主無法容忍的。
二是他們對時局變化沒有清醒認識。反秦時期，懷王諸老將認為劉邦乃"素寬大長者"，這代表了當時多數人的看法，也是劉邦在需要群雄相助打天下時期的表現出的假象。隨著形勢變化，劉邦從出身低微的布衣發展成反秦勢力的領袖最後成為專制君主，每次身份的變化都導致劉邦心理的變化，從戰時的同甘共苦到建國後的誅殺功臣是不同身份，不同時期形勢所決定的。但枉死大臣明顯沒有意識到，他們對劉邦的瞭解停留在戰爭時期，韓信認為劉邦待他甚厚，彭越認為只要向呂后表明忠心便可免死。這些舉動皆表明枉死大臣仍將劉邦當做楚漢相爭時期從和人心、知人善任的沛公，而不是西漢建立後專制君主。
對此類功臣的悲慘命運，司馬遷表現出無限的惋惜與同情。如《淮陰侯列傳》花大量筆墨寫武涉、蒯通勸韓信叛漢，清代趙翼認為："全載蒯通語，正以見淮陰之心在為漢，雖以通之說喻百端，終確然不變，而他日之誣以反而族之者之冤，痛不可言也。"《魏豹彭越列傳》中明確告訴世人彭越之死是"呂后乃令其舍人告彭越復謀反"造成的。若說司馬遷對自保類功臣不自覺順應君主持同情態度，對迎合類功臣見風使舵持否定態度，那麼對於沒有"學道謙讓，不伐己功，不矜其能"本事的枉死大臣司馬遷是懷有無限惋惜的，在這類大臣的列傳中，司馬遷對劉邦、呂后的無端猜忌和殘忍殺害功臣的做法，表現出極大的憤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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