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于中国国古代任何一个君主来说，“钱”都是一个不愿提起但又不得不提起的东西。
中国古代君主专制制度下，整个国家其实都是皇帝一人的，在皇帝“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的观念下，国家不过是一个君主层面的“家”的概念。而我们常说的所谓“家天下”实际上一种就是对于这种权力现象很好的概括。
皇帝作为这个“家”的一家之主，自然需要方方面面为家考虑，无论这个家从外表上看多么的光鲜亮丽，想要家长久的繁荣下去，“理财”都是一个始终绕不开的话题。否则这样一个”家“真的会像《红楼梦》中的四大家族一样，纵使眼前的表象有多么让人陶醉，最终的结局都逃不过在粉饰太平之后”落了个的白茫茫大地真干净“。
对于一家之主来说，理财的确是一门技术活，一方面这位“家长”需要有足够的活动资金帮助家里不断完善公共事业——上到保卫门户，下到更砖换瓦，当然这其中还有很多仅仅是为了满足这位家长个人的爱好；同时更重要的是，他还需要尽可能保证每位家庭成员都能获得和自己付出相对等的收获以便有更大的积极性为这个家持续地创造财富。
无论是今天我们家里的理财，还是昔日皇帝对财政的控制，归根结底措施就两种——开源与节流。对于那些个大多数花钱不眨眼的天子们来说，想要节流真不是一个容易事。在这种情况下，要想逐渐地令国家富裕，那皇帝们能做的便只有尽一切可能去开源。
当大多数常见的敛财途径用过后，皇帝将目光投向了这样一群看似与世无争的特殊人群。没错，他们就是僧人——亦可被称为“和尚”……
和尚与度牒
“和尚”这个今天听起来似乎有些不太尊敬的俗称实际上源自梵语，其本义为“师长”，是对“有一定修为的僧人”之尊称，比僧人地位还更高一些。
自东汉佛教传入中国开始，中国的统治者们实际上就开始注意到佛教这个群体的重要性。历朝历代统治者们因此也纷纷设立各种机构对和尚进行管辖。
魏晋南北朝时期，是中国佛教发展的一个高峰期，伴随着佛教群体的扩大，僧人的质量良莠不齐，其中更加杂着许多借用名号为非作歹之人。为此东晋和北朝都做出了自己的应对，分别在自己的统治时期内设立了专门机构“僧司”和“道人统”来管理和尚事务。
后来的几个朝代统治者大多都采取了“以僧治僧”的措施，中央选用高僧管理全国僧人，直接向皇帝负责，地方上也在寺院中直接选得僧人进行自治化管理。
不过随着寺院的僧人们自治权越来越大，寺院中也出现了早期的地主，掌握着大量的土地和劳动力，类似西欧的庄园经济一样可以自给自足，这也自然削弱了中央对地方的控制。为此，后来的皇帝又进一步设立“沙门统”和“国僧都” 之类的管理机构，使僧人们重新回到了国家控制范围内。
在这种趋势下，僧人中的领袖也成为了国家的“公务员”，国家直接负责选出“僧正”一类的职务对各地僧人进行统一管理，由于纳入了国家编制，这些僧人们自由活动的空间也少了许多，寺院一度又恢复了之前的风清气正的氛围。
剃度为僧，本身就意味着看破红尘或对尘世中的种种烦恼不挂于怀，所以理论上讲，僧人本身就不该再接触俗世中的种种琐事，而是应该栖身于寺院，参禅打坐，独享一份清静。
鉴于这种情况，统治者出于理解和同情的态度，为僧人们颁布了一个独一无二的身份证，这个身份证就是我们今天的主角“度牒”。
虽然话是这么说，但统治者真的是不是这么好心我们不敢说，不过我们有一点可以确定的是他们的出发点自然有很大一部分是为了便于管理。
从史书中我们大致可以得出持有度牒者有以下政策扶持：
可以看出，早期的度牒真的是一个出家人身份最好的象征，其中的种种规范，也可看出统治者对于佛教事业的支持。由于受度牒的保护，僧人们这一次可以真正的享受一下自己这个特殊身份所带给自己的”无上荣光“。
被玩坏的的度牒
无论什么东西和钱扯到一起，都逃不过因为沾染上那种铜臭味而“变了味”。
值得讽刺的是，度牒这个原本为了防止僧人们过多干涉俗世的“特权证”竟然也未能逃过这个魔咒——度牒在自己的发展中也世俗化起来，那个原本干净的像和尚的脑袋一样的宗教凭证竟也“脏”了起来。
最早玩坏度牒的是唐朝那位唐玄宗的大舅子，也就是那位在唐朝走到顶峰时背后推一把的宰相杨国忠。
天宝十四年那位深知忍术的安禄山于范阳起兵，从他打出的“诛国忠，清君侧”的口号中我们可以看出杨国忠自己在这次兵变的爆发中“贡献”可不小。
为了缓解因战乱而出现的财政吃紧，入不敷出的问题，作为宰相的杨国忠又心生一计，打算从和尚身上剥一层皮：
“乃使御史崔众于河东纳钱度僧尼道士，旬日间得钱数百万。”
可以说这次尝试本身还是很成功的，但这数百万看起来是个大数目，实则投入战争中不过是毛毛雨一样的存在，而从历史结果上看，杨国忠的这种“小聪明”也的确未能达到亡羊补牢的效果。
不过这种“玩坏”度牒以换取收入的畸形经济模式也从此进入了后世历朝君主的视线中，不断得到传承和发展。接下来我们便来看几个例子。
- 唐肃宗与度牒
中国历史上有几位皇帝在任时与佛教关系极好，两者都互相享受着那种蜜月期的百般甜腻。这其中唐肃宗李亨就算的上一个。
唐肃宗刚刚在灵武称帝时任用郭子仪为兵马大元帅，军事上得到了一定程度的振兴，但经济上却仍是捉襟见肘，这位“半道家长”便自然想效仿一下前面那位名声不怎么好的宰相想出的那个理财“妙招”，于是下诏宣布：
“权买官爵及度僧尼”
“权”是暂时的意思，这一个“权”加在前面，潜台词中更多了一层“过期不候”的意思，就类似清仓甩卖的门口都要为自己的减价顶一个期限一样。果然，大家蜂拥而至，这度牒的价钱一下子水涨船高，皇帝大发了一笔横财。
而这件事背后一个重要的推手便是寺院。其中以禅宗慧能的弟子神会为代表的高僧在北方公开度僧，为皇帝用兵募集“香火钱”，这一里一外的配合更是让这样一件本来就很诡异的事情变得越来越正规，让人们不再怀疑。
- 宋朝与度牒
这宋朝给人的第一印象便是极为富裕，无论是大事小事，只要用钱能解决的在宋朝面前都不叫事。但实际上宋朝经济的繁荣很大程度上是集中体现在它的市井中的，国家由于养着大批的冗官，背负着巨额的“岁币外交”，皇帝们的挥霍无度等原因国家财政连年吃紧，皇帝们在想不出其他方法的情况下也不得不转向了这个屡试不爽的法子。
有趣的是为了提高自己度牒的欢迎度，北宋朝廷还为这些“神圣”的宗教证件重新设计了外观，加上了装饰，做的极为精美。而随着使用量的不断加大，这度牒更成为了铜钱、铁钱、交子、会子之后的新的一种流通货币，手中只要拿着度牒就可以直接去当钱花。在很多我们熟悉的历史事件中其实都可发现度牒的身影：
比如说王安石变法时要推行青苗法却无奈缺少本钱，这时陕西转运使便上奏希望用度牒填补一时之需，王安石听后大喜，很快就将这一个举措推广至全国。
在比如说苏轼在杭州任太守时，就曾为了疏浚西湖而奔走于朝廷，最终换来了一百道度牒，实现了自己的愿望，更让那座“苏堤”名垂青史。
长远之计还是饮鸩止渴？
从数据上看，每一次朝廷公开售卖这些度牒，的确都在短时间内积累了大量的资金，但是这样做真的是一个长远之计吗？
我们不妨先看几个大家熟悉的例子，这几件事都被记录在了四大名著之一的《水浒传》中：
鲁智深三拳打死镇关西所救下的民女金翠莲，给五台山附近的财主赵员外当了外宅，赵员外感念鲁提辖恩德，贡献出自己收藏的度牒一道，而他也正是借助着这个度牒，在五台山上的得以逍遥法外，安安心心地做起了他的“花和尚。”
母夜叉孙二娘在十字坡开黑店，蒙倒了一个路过的头陀，将他做了人肉包子，而他身上的度牒却没舍得扔了，后来武松在鸳鸯楼犯事后恰好路过，这本珍藏的度牒派上了用场，被武松做了护身符。
而倘若将这两件事在历史上要找一个大致对应时间的话，那么应该是宋徽宗时期。在宋徽宗提出“崇宁开边”后的四个月内，就发出了两万六千多份度牒，挣了六百万贯，收入几乎和一年的盐税收入一致，想必武松和鲁智深大概都是托了这批度牒的福。
我们看《水浒传》时，已经先入为主的将那一百单八将视为打抱不平替天行道的好人，但倘若我们站在统治者的角度想，他们一定不会想到也不希望自己发出的那些个度牒的购买者会是这么鱼龙混杂。倘若武松鲁智深之类的“流民”都能绳之以法的话，那后面的梁山自然不会出了这么多的幺蛾子，在历史上看，这北宋王朝似乎也还能多活几年。
中国古代历来的君主为了在中央与地方的经济支配中获得平衡，都不惜煞费苦心想出一些千奇百怪的方法来“开源节流”，这个度牒经济实际上就是中国古代封建历史下畸形财政政策的一个缩影。
而这些事情留给我们后人的启示，便是告诫我们在关注一个历史事件时不能将这个事件孤立的去看，而是需要结合整个历史背景，综合全面去感知这个历史事件在整个历史长河中的地位。
这也是羽尘创作历史文章的初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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灵感及部分历史来源：夏坚勇《绍兴十二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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