對於中國國古代任何一個君主來說，“錢”都是一個不願提起但又不得不提起的東西。
中國古代君主專制制度下，整個國家其實都是皇帝一人的，在皇帝“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的觀念下，國家不過是一個君主層面的“家”的概念。而我們常說的所謂“家天下”實際上一種就是對於這種權力現象很好的概括。
皇帝作為這個“家”的一家之主，自然需要方方面面為家考慮，無論這個家從外表上看多麼的光鮮亮麗，想要家長久的繁榮下去，“理財”都是一個始終繞不開的話題。否則這樣一個”家“真的會像《紅樓夢》中的四大家族一樣，縱使眼前的表象有多麼讓人陶醉，最終的結局都逃不過在粉飾太平之後”落了個的白茫茫大地真乾淨“。
對於一家之主來說，理財的確是一門技術活，一方面這位“家長”需要有足夠的活動資金幫助家裡不斷完善公共事業——上到保衛門戶，下到更磚換瓦，當然這其中還有很多僅僅是為了滿足這位家長個人的愛好；同時更重要的是，他還需要儘可能保證每位家庭成員都能獲得和自己付出相對等的收穫以便有更大的積極性為這個家持續地創造財富。
無論是今天我們家裡的理財，還是昔日皇帝對財政的控制，歸根結底措施就兩種——開源與節流。對於那些個大多數花錢不眨眼的天子們來說，想要節流真不是一個容易事。在這種情況下，要想逐漸地令國家富裕，那皇帝們能做的便只有盡一切可能去開源。
當大多數常見的斂財途徑用過後，皇帝將目光投向了這樣一群看似與世無爭的特殊人群。沒錯，他們就是僧人——亦可被稱為“和尚”……
和尚與度牒
“和尚”這個今天聽起來似乎有些不太尊敬的俗稱實際上源自梵語，其本義為“師長”，是對“有一定修為的僧人”之尊稱，比僧人地位還更高一些。
自東漢佛教傳入中國開始，中國的統治者們實際上就開始注意到佛教這個群體的重要性。歷朝歷代統治者們因此也紛紛設立各種機構對和尚進行管轄。
魏晉南北朝時期，是中國佛教發展的一個高峰期，伴隨著佛教群體的擴大，僧人的質量良莠不齊，其中更加雜著許多借用名號為非作歹之人。為此東晉和北朝都做出了自己的應對，分別在自己的統治時期內設立了專門機構“僧司”和“道人統”來管理和尚事務。
後來的幾個朝代統治者大多都採取了“以僧治僧”的措施，中央選用高僧管理全國僧人，直接向皇帝負責，地方上也在寺院中直接選得僧人進行自治化管理。
不過隨著寺院的僧人們自治權越來越大，寺院中也出現了早期的地主，掌握著大量的土地和勞動力，類似西歐的莊園經濟一樣可以自給自足，這也自然削弱了中央對地方的控制。為此，後來的皇帝又進一步設立“沙門統”和“國僧都” 之類的管理機構，使僧人們重新回到了國家控制範圍內。
在這種趨勢下，僧人中的領袖也成為了國家的“公務員”，國家直接負責選出“僧正”一類的職務對各地僧人進行統一管理，由於納入了國家編制，這些僧人們自由活動的空間也少了許多，寺院一度又恢復了之前的風清氣正的氛圍。
剃度為僧，本身就意味著看破紅塵或對塵世中的種種煩惱不掛於懷，所以理論上講，僧人本身就不該再接觸俗世中的種種瑣事，而是應該棲身於寺院，參禪打坐，獨享一份清靜。
鑑於這種情況，統治者出於理解和同情的態度，為僧人們頒佈了一個獨一無二的身份證，這個身份證就是我們今天的主角“度牒”。
雖然話是這麼說，但統治者真的是不是這麼好心我們不敢說，不過我們有一點可以確定的是他們的出發點自然有很大一部分是為了便於管理。
從史書中我們大致可以得出持有度牒者有以下政策扶持：
可以看出，早期的度牒真的是一個出家人身份最好的象徵，其中的種種規範，也可看出統治者對於佛教事業的支持。由於受度牒的保護，僧人們這一次可以真正的享受一下自己這個特殊身份所帶給自己的”無上榮光“。
被玩壞的的度牒
無論什麼東西和錢扯到一起，都逃不過因為沾染上那種銅臭味而“變了味”。
值得諷刺的是，度牒這個原本為了防止僧人們過多幹涉俗世的“特權證”竟然也未能逃過這個魔咒——度牒在自己的發展中也世俗化起來，那個原本乾淨的像和尚的腦袋一樣的宗教憑證竟也“髒”了起來。
最早玩壞度牒的是唐朝那位唐玄宗的大舅子，也就是那位在唐朝走到頂峰時背後推一把的宰相楊國忠。
天寶十四年那位深知忍術的安祿山於范陽起兵，從他打出的“誅國忠，清君側”的口號中我們可以看出楊國忠自己在這次兵變的爆發中“貢獻”可不小。
為了緩解因戰亂而出現的財政吃緊，入不敷出的問題，作為宰相的楊國忠又心生一計，打算從和尚身上剝一層皮：
“乃使御史崔眾於河東納錢度僧尼道士，旬日間得錢數百萬。”
可以說這次嘗試本身還是很成功的，但這數百萬看起來是個大數目，實則投入戰爭中不過是毛毛雨一樣的存在，而從歷史結果上看，楊國忠的這種“小聰明”也的確未能達到亡羊補牢的效果。
不過這種“玩壞”度牒以換取收入的畸形經濟模式也從此進入了後世歷朝君主的視線中，不斷得到傳承和發展。接下來我們便來看幾個例子。
- 唐肅宗與度牒
中國歷史上有幾位皇帝在任時與佛教關係極好，兩者都互相享受著那種蜜月期的百般甜膩。這其中唐肅宗李亨就算的上一個。
唐肅宗剛剛在靈武稱帝時任用郭子儀為兵馬大元帥，軍事上得到了一定程度的振興，但經濟上卻仍是捉襟見肘，這位“半道家長”便自然想效仿一下前面那位名聲不怎麼好的宰相想出的那個理財“妙招”，於是下詔宣佈：
“權買官爵及度僧尼”
“權”是暫時的意思，這一個“權”加在前面，潛臺詞中更多了一層“過期不候”的意思，就類似清倉甩賣的門口都要為自己的減價頂一個期限一樣。果然，大家蜂擁而至，這度牒的價錢一下子水漲船高，皇帝大發了一筆橫財。
而這件事背後一個重要的推手便是寺院。其中以禪宗慧能的弟子神會為代表的高僧在北方公開度僧，為皇帝用兵募集“香火錢”，這一裡一外的配合更是讓這樣一件本來就很詭異的事情變得越來越正規，讓人們不再懷疑。
- 宋朝與度牒
這宋朝給人的第一印象便是極為富裕，無論是大事小事，只要用錢能解決的在宋朝面前都不叫事。但實際上宋朝經濟的繁榮很大程度上是集中體現在它的市井中的，國家由於養著大批的冗官，揹負著鉅額的“歲幣外交”，皇帝們的揮霍無度等原因國家財政連年吃緊，皇帝們在想不出其他方法的情況下也不得不轉向了這個屢試不爽的法子。
有趣的是為了提高自己度牒的歡迎度，北宋朝廷還為這些“神聖”的宗教證件重新設計了外觀，加上了裝飾，做的極為精美。而隨著使用量的不斷加大，這度牒更成為了銅錢、鐵錢、交子、會子之後的新的一種流通貨幣，手中只要拿著度牒就可以直接去當錢花。在很多我們熟悉的歷史事件中其實都可發現度牒的身影：
比如說王安石變法時要推行青苗法卻無奈缺少本錢，這時陝西轉運使便上奏希望用度牒填補一時之需，王安石聽後大喜，很快就將這一個舉措推廣至全國。
在比如說蘇軾在杭州任太守時，就曾為了疏浚西湖而奔走於朝廷，最終換來了一百道度牒，實現了自己的願望，更讓那座“蘇堤”名垂青史。
長遠之計還是飲鴆止渴？
從數據上看，每一次朝廷公開售賣這些度牒，的確都在短時間內積累了大量的資金，但是這樣做真的是一個長遠之計嗎？
我們不妨先看幾個大家熟悉的例子，這幾件事都被記錄在了四大名著之一的《水滸傳》中：
魯智深三拳打死鎮關西所救下的民女金翠蓮，給五臺山附近的財主趙員外當了外宅，趙員外感念魯提轄恩德，貢獻出自己收藏的度牒一道，而他也正是藉助著這個度牒，在五臺山上的得以逍遙法外，安安心心地做起了他的“花和尚。”
母夜叉孫二孃在十字坡開黑店，蒙倒了一個路過的頭陀，將他做了人肉包子，而他身上的度牒卻沒捨得扔了，後來武松在鴛鴦樓犯事後恰好路過，這本珍藏的度牒派上了用場，被武松做了護身符。
而倘若將這兩件事在歷史上要找一個大致對應時間的話，那麼應該是宋徽宗時期。在宋徽宗提出“崇寧開邊”後的四個月內，就發出了兩萬六千多份度牒，掙了六百萬貫，收入幾乎和一年的鹽稅收入一致，想必武松和魯智深大概都是託了這批度牒的福。
我們看《水滸傳》時，已經先入為主的將那一百單八將視為打抱不平替天行道的好人，但倘若我們站在統治者的角度想，他們一定不會想到也不希望自己發出的那些個度牒的購買者會是這麼魚龍混雜。倘若武松魯智深之類的“流民”都能繩之以法的話，那後面的梁山自然不會出了這麼多的么蛾子，在歷史上看，這北宋王朝似乎也還能多活幾年。
中國古代歷來的君主為了在中央與地方的經濟支配中獲得平衡，都不惜煞費苦心想出一些千奇百怪的方法來“開源節流”，這個度牒經濟實際上就是中國古代封建歷史下畸形財政政策的一個縮影。
而這些事情留給我們後人的啟示，便是告誡我們在關注一個歷史事件時不能將這個事件孤立的去看，而是需要結合整個歷史背景，綜合全面去感知這個歷史事件在整個歷史長河中的地位。
這也是羽塵創作歷史文章的初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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靈感及部分歷史來源：夏堅勇《紹興十二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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