共读第九章《微生物的汇聚之处——城市疾病》
今天开始和大家一起读第九章《微生物的汇聚之处——城市疾病》，顾名思义，这一章是讲病毒与城市的关系的。
作为开篇前的引言，作者引用的是公元前400年古希腊医生希波克拉底（Hippocrates，公元前460—前377年）在《论空气、水和地方》中的一段文字：
“一个人来到一座陌生的城市，就应当考虑这个城市的位置，面对风来风去、日出日落，它所处的方位。因为地位靠向南方还是北方，朝着日出还是日落，其影响是截然不同的。这些事情必须认认真真、仔仔细细考虑清楚。还要考虑居民的用水，是沼泽地的软水，还是高高的岩石上流下的硬水；是不是不宜做饭的咸水。也要考虑地形，是寸草不生的缺水地段，还是绿树成荫的多水地段；其位置是低洼封闭，还是高耸寒冷……
除了这些，他还要着手调查许多其他事情。如果对这些事情能够全部或大部明了于心，当他来到一座陌生的城市时，他就不会不知道这个地方特有的疾病，或共同的疾病的特性，对于疾病的治疗方法也就不会犹豫不决，或开错药方了；而如果一个人事前不曾调查清楚，就难免出现这种尴尬。更加重要的是，随着季节和岁月的推移，他能预料何种流行病将袭击这座城市，是在夏天还是冬天；由于生活习惯的改变，一个人有经历何种苦难的危险。
希波克拉底被称为“医学之父”。他出生于小亚细亚科斯岛的一个医生世家，从小就跟随父亲学医。父母去世后，他一面游历，一面行医，博采众家之长，成为一代名医。
公元前430年，雅典发生大瘟疫。许多人突然发烧、呕吐、腹泻、抽筋、身上长满脓疮、皮肤严重溃烂，病人不断死去。在马其顿王国担任御医的希波克拉底冒着生命危险前往雅典调查疫情，探寻救治方法。他发现全城只有一种人没有染上瘟疫，那就是每天和火打交道的铁匠。于是，他建议在全城各处燃起火堆来扑灭瘟疫。这与我们许多医生建议的用热水洗澡，高温消毒颇有异曲同工之妙。联系到开头所引述的文字，我们可以看到2600年前左右，人类就已经关注到城市与环境、自然与气候等对疾病的影响。
希波克拉底还有一个对现代医学影响至深的事情，那就是所谓的希波克拉底誓言。据说，它曾经是在民间口耳相传的医生对病人、对社会的责任及医生行为规范的誓言，经过希波克拉底的修订整理用文字正式记录下来，并成为古代西方医生在就业时宣读的一份有关医务道德的誓词。
1948年，世界医协大会对这个誓言加以修改，定名为《日内瓦宣言》。后来又通过决议，把它作为国际医务道德规范。全文如下：
“我保证履行由于我的专业我自愿承担的治疗和帮助病人的义务。我的义务是基于病人所处的软弱不利的地位，以及他必然给予我和我的专业能力完全信任。所以，我保证把病人多方面的利益作为我的专业伦理的第一原则。由于承认这种约束，我接受下列义务，只有病人或病人的合法代理人才能解除我这些义务：
①将病人的利益置于我专业实践的中心，并在情况需要时置于我自己的自我利益上。
②拥有和保持我的专业要求的知识和技能的能力。
③承认我的能力的局限,只要我的病人病情需要,我应向我的各种卫生专业的同事求助。
④尊重其他卫生专业同事的价值和信念，并承认他们作为个人的道德责任。
⑤用同等的关切和献身精神关怀所有需要我帮助的人，不管他们有没有能力付酬。
⑥主要为了我的病人的最佳利益，而不是主要为了推行社会的、政治的或财政的政策或我自己的利益而行动。
⑦尊重我的病人的参与影响他或她的决策的道德权利，明确地、清楚地、用病人理解的语言说明他或她的疾病的性质，以及我建议采用的治疗的好处和危险。
⑧帮助我的病人作出与他们的价值和信念一致的选择，不强迫，不欺骗，不口是心非。
⑨对我听到、知道和看到的保守秘密，作为我关怀病人的一个必要部分，除非对别人有明确的、严重的、直接伤害的危险。
⑩即使我不能治愈病人，也总要帮助他们，当死亡不可避免时，要帮助我的病人按照他或她自己的打算死亡。
决不参与直接的、主动的、有意识的杀死一个病人，即使为了仁慈的理由，或应国家的要求，或任何其他的理由。
为了覆行我对社会的义务，参与影响国民健康的公共政策决定，提供领导以及专家的和客观的证言。
将我所说和所信的付诸实践，从而在我的专业生涯中体现上述原则。
呵呵，没有想到，我们在交流城市与疾病关系之前，谈到了引言中出现的这个伟大的医学家，也花了这么多时间。
0316，昨天和大家一起认识了希波克拉底。今天继续第九章的学习交流。
作者一开始就讲到了城市的起源问题——
“公元前6000年，地球上的人数还不及现在纽约和东京居住的人口多。地球上的大约3 000万史前居民散居于这个星球上比较温暖的广大地区，很少有人敢于远离他们的出生地。根据现有的星星点点的考古信息和科学想象，他们面对的微生物威胁主要来自食物和饮水里的或当地昆虫携带的寄生虫。
“在后来的4000年中，人口缓慢增长，人们环绕河流、海港和粮食充足的地方而聚居。商路出现，连接着新出现的城镇；城里的居民靠着做买卖和向乡下贫苦的农民收租而财源兴旺。
“到公元前2000年埃及人不再建造金字塔的时候，已经有好几座城市，每城居民数千人：孟菲斯、底比斯、乌尔，全都是帝国的宗教或政治首都。到公元前60年，罗马、中国等庞大的帝国已有数十万人口的城市，成为整个地球上3亿居民贸易和文化的中心。
“到公元前5年，罗马城的100万居民每周要消耗6 000吨粮食。罗马帝国衰亡以后，在1800年间再也没有城市达到这样的规模，然后伦敦成了有史以来最大的都会。（Ｐ２６９－２７０）
城市与疾病的关系由此而来——
城市给微生物提供了农村没有的大好时机。每平方英里的人口密度越大，微生物从一个不幸的人传给另一个不幸的人的方法就越多。随着人们彼此接触或互相吸进废气；准备食物；向多种用途的水源中清理粪便或撒尿；带着微生物到远方旅行；修建性活动中心，给微生物开辟另一个传播途径；制造大批垃圾使之成为啮齿动物和昆虫媒介的食物；为河流建坝，不知不觉地使积存的雨水成为带病蚊虫的滋生地；常常用歇斯底里的方法对待流行病，结果却助长了顽固的微生物——在这些情况下，每一天的每一分钟，人们都会以上百种方法把疾病传播给别人。
简而言之，城市就是微生物的天堂，或者如英国生化学家约翰·凯恩斯所说：“人类的墓地。”以往，毁灭性最强的流行病只是在微生物到达城镇后才达到可怕的规模，城镇里人口密集，乡村里产生的小型流行病会马上被扩大。微生物成功地利用了城镇新的生态环境，来制造全新的疾病威胁。（Ｐ２７０）
威廉·麦克尼尔和20世纪70年代的其他医疗历史学家认为，在以往的2000年中，有四种疾病是因城市的生态环境而大流行的，它们是：肺鼠疫、麻风病（汉森氏症）、结核病和梅毒。就历史文献的记载来看，在城镇社区建立以前，这些疾病即使有，也很少发生，四种疾病全利用城市特有的人类生活条件而得以流行。（Ｐ２７２）
在详细地介绍了着四种疾病的流行语城市的关系之后，作者又把镜头拉回当代，讲述了世界人口的快速增长趋势，大城市和特大城市的快速增加以及城市对于病毒传播的危险。书中谈到上个世纪５０年代世界上只有两个人口超过１０００万的城市：纽约和伦敦。道理８０年代已经增加到１０个，中国的上海和北京也进入了这个行列。其实，城市化的进程远比作者书中分析的更快，现在仅仅中国，就拥有３０个城市人口超过８００万，１３个城市的常住人口超过１０００万，比４０年前世界超大城市的数量综合还多。
城市与病毒的关系，不仅仅是城市人口的增加使病毒传播更加迅速，而且在那些发展中国家的城市，更面临着公共卫生管理 的压力——
1980年，世界人口达到50亿，而1925年仅为17亿。
城市成了就业、梦想、金钱和魅力的中心，同样也是吸引微生物的地方。
人类原本完全以农为生，如今却成了基本是城市化的物种。（Ｐ２８４）
城市的情况越来越糟，有些与19世纪欧洲人满为患的城市相似。20世纪80年代中，1亿个新近失去家园的成年人将流落在发展中国家城市的街头；至少1亿个被遗弃街头的儿童将在城市的暗夜中流浪。发展中国家的一半城市居民虽然还称不上无家可归，却生活在棚户区和贫民窟，那里什么都缺，包括安全的饮水。40%的住处没有公共卫生设施或排水系统。三分之一的人居住在没有废物或垃圾收集服务的地区。
1980年，好几种传统的农村寄生虫病第一次变成了城市流行病。
这一章提醒我们，在我国发展城市化城镇化的过程之中，如果不重视排水系统，净化饮水，改进垃圾收集方法，不注重公共卫生体系的建立，就会付出惨重的代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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