共讀第九章《微生物的匯聚之處——城市疾病》
今天開始和大家一起讀第九章《微生物的匯聚之處——城市疾病》，顧名思義，這一章是講病毒與城市的關係的。
作為開篇前的引言，作者引用的是公元前400年古希臘醫生希波克拉底（Hippocrates，公元前460—前377年）在《論空氣、水和地方》中的一段文字：
“一個人來到一座陌生的城市，就應當考慮這個城市的位置，面對風來風去、日出日落，它所處的方位。因為地位靠向南方還是北方，朝著日出還是日落，其影響是截然不同的。這些事情必須認認真真、仔仔細細考慮清楚。還要考慮居民的用水，是沼澤地的軟水，還是高高的岩石上流下的硬水；是不是不宜做飯的鹹水。也要考慮地形，是寸草不生的缺水地段，還是綠樹成蔭的多水地段；其位置是低窪封閉，還是高聳寒冷……
除了這些，他還要著手調查許多其他事情。如果對這些事情能夠全部或大部明瞭於心，當他來到一座陌生的城市時，他就不會不知道這個地方特有的疾病，或共同的疾病的特性，對於疾病的治療方法也就不會猶豫不決，或開錯藥方了；而如果一個人事前不曾調查清楚，就難免出現這種尷尬。更加重要的是，隨著季節和歲月的推移，他能預料何種流行病將襲擊這座城市，是在夏天還是冬天；由於生活習慣的改變，一個人有經歷何種苦難的危險。
希波克拉底被稱為“醫學之父”。他出生於小亞細亞科斯島的一個醫生世家，從小就跟隨父親學醫。父母去世後，他一面遊歷，一面行醫，博採眾家之長，成為一代名醫。
公元前430年，雅典發生大瘟疫。許多人突然發燒、嘔吐、腹瀉、抽筋、身上長滿膿瘡、皮膚嚴重潰爛，病人不斷死去。在馬其頓王國擔任御醫的希波克拉底冒著生命危險前往雅典調查疫情，探尋救治方法。他發現全城只有一種人沒有染上瘟疫，那就是每天和火打交道的鐵匠。於是，他建議在全城各處燃起火堆來撲滅瘟疫。這與我們許多醫生建議的用熱水洗澡，高溫消毒頗有異曲同工之妙。聯繫到開頭所引述的文字，我們可以看到2600年前左右，人類就已經關注到城市與環境、自然與氣候等對疾病的影響。
希波克拉底還有一個對現代醫學影響至深的事情，那就是所謂的希波克拉底誓言。據說，它曾經是在民間口耳相傳的醫生對病人、對社會的責任及醫生行為規範的誓言，經過希波克拉底的修訂整理用文字正式記錄下來，併成為古代西方醫生在就業時宣讀的一份有關醫務道德的誓詞。
1948年，世界醫協大會對這個誓言加以修改，定名為《日內瓦宣言》。後來又通過決議，把它作為國際醫務道德規範。全文如下：
“我保證履行由於我的專業我自願承擔的治療和幫助病人的義務。我的義務是基於病人所處的軟弱不利的地位，以及他必然給予我和我的專業能力完全信任。所以，我保證把病人多方面的利益作為我的專業倫理的第一原則。由於承認這種約束，我接受下列義務，只有病人或病人的合法代理人才能解除我這些義務：
①將病人的利益置於我專業實踐的中心，並在情況需要時置於我自己的自我利益上。
②擁有和保持我的專業要求的知識和技能的能力。
③承認我的能力的侷限,只要我的病人病情需要,我應向我的各種衛生專業的同事求助。
④尊重其他衛生專業同事的價值和信念，並承認他們作為個人的道德責任。
⑤用同等的關切和獻身精神關懷所有需要我幫助的人，不管他們有沒有能力付酬。
⑥主要為了我的病人的最佳利益，而不是主要為了推行社會的、政治的或財政的政策或我自己的利益而行動。
⑦尊重我的病人的參與影響他或她的決策的道德權利，明確地、清楚地、用病人理解的語言說明他或她的疾病的性質，以及我建議採用的治療的好處和危險。
⑧幫助我的病人作出與他們的價值和信念一致的選擇，不強迫，不欺騙，不口是心非。
⑨對我聽到、知道和看到的保守秘密，作為我關懷病人的一個必要部分，除非對別人有明確的、嚴重的、直接傷害的危險。
⑩即使我不能治癒病人，也總要幫助他們，當死亡不可避免時，要幫助我的病人按照他或她自己的打算死亡。
決不參與直接的、主動的、有意識的殺死一個病人，即使為了仁慈的理由，或應國家的要求，或任何其他的理由。
為了覆行我對社會的義務，參與影響國民健康的公共政策決定，提供領導以及專家的和客觀的證言。
將我所說和所信的付諸實踐，從而在我的專業生涯中體現上述原則。
呵呵，沒有想到，我們在交流城市與疾病關係之前，談到了引言中出現的這個偉大的醫學家，也花了這麼多時間。
0316，昨天和大家一起認識了希波克拉底。今天繼續第九章的學習交流。
作者一開始就講到了城市的起源問題——
“公元前6000年，地球上的人數還不及現在紐約和東京居住的人口多。地球上的大約3 000萬史前居民散居於這個星球上比較溫暖的廣大地區，很少有人敢於遠離他們的出生地。根據現有的星星點點的考古信息和科學想象，他們面對的微生物威脅主要來自食物和飲水裡的或當地昆蟲攜帶的寄生蟲。
“在後來的4000年中，人口緩慢增長，人們環繞河流、海港和糧食充足的地方而聚居。商路出現，連接著新出現的城鎮；城裡的居民靠著做買賣和向鄉下貧苦的農民收租而財源興旺。
“到公元前2000年埃及人不再建造金字塔的時候，已經有好幾座城市，每城居民數千人：孟菲斯、底比斯、烏爾，全都是帝國的宗教或政治首都。到公元前60年，羅馬、中國等龐大的帝國已有數十萬人口的城市，成為整個地球上3億居民貿易和文化的中心。
“到公元前5年，羅馬城的100萬居民每週要消耗6 000噸糧食。羅馬帝國衰亡以後，在1800年間再也沒有城市達到這樣的規模，然後倫敦成了有史以來最大的都會。（Ｐ２６９－２７０）
城市與疾病的關係由此而來——
城市給微生物提供了農村沒有的大好時機。每平方英里的人口密度越大，微生物從一個不幸的人傳給另一個不幸的人的方法就越多。隨著人們彼此接觸或互相吸進廢氣；準備食物；向多種用途的水源中清理糞便或撒尿；帶著微生物到遠方旅行；修建性活動中心，給微生物開闢另一個傳播途徑；製造大批垃圾使之成為齧齒動物和昆蟲媒介的食物；為河流建壩，不知不覺地使積存的雨水成為帶病蚊蟲的滋生地；常常用歇斯底里的方法對待流行病，結果卻助長了頑固的微生物——在這些情況下，每一天的每一分鐘，人們都會以上百種方法把疾病傳播給別人。
簡而言之，城市就是微生物的天堂，或者如英國生化學家約翰·凱恩斯所說：“人類的墓地。”以往，毀滅性最強的流行病只是在微生物到達城鎮後才達到可怕的規模，城鎮里人口密集，鄉村裡產生的小型流行病會馬上被擴大。微生物成功地利用了城鎮新的生態環境，來製造全新的疾病威脅。（Ｐ２７０）
威廉·麥克尼爾和20世紀70年代的其他醫療歷史學家認為，在以往的2000年中，有四種疾病是因城市的生態環境而大流行的，它們是：肺鼠疫、麻風病（漢森氏症）、結核病和梅毒。就歷史文獻的記載來看，在城鎮社區建立以前，這些疾病即使有，也很少發生，四種疾病全利用城市特有的人類生活條件而得以流行。（Ｐ２７２）
在詳細地介紹了著四種疾病的流行語城市的關係之後，作者又把鏡頭拉回當代，講述了世界人口的快速增長趨勢，大城市和特大城市的快速增加以及城市對於病毒傳播的危險。書中談到上個世紀５０年代世界上只有兩個人口超過１０００萬的城市：紐約和倫敦。道理８０年代已經增加到１０個，中國的上海和北京也進入了這個行列。其實，城市化的進程遠比作者書中分析的更快，現在僅僅中國，就擁有３０個城市人口超過８００萬，１３個城市的常住人口超過１０００萬，比４０年前世界超大城市的數量綜合還多。
城市與病毒的關係，不僅僅是城市人口的增加使病毒傳播更加迅速，而且在那些發展中國家的城市，更面臨著公共衛生管理 的壓力——
1980年，世界人口達到50億，而1925年僅為17億。
城市成了就業、夢想、金錢和魅力的中心，同樣也是吸引微生物的地方。
人類原本完全以農為生，如今卻成了基本是城市化的物種。（Ｐ２８４）
城市的情況越來越糟，有些與19世紀歐洲人滿為患的城市相似。20世紀80年代中，1億個新近失去家園的成年人將流落在發展中國家城市的街頭；至少1億個被遺棄街頭的兒童將在城市的暗夜中流浪。發展中國家的一半城市居民雖然還稱不上無家可歸，卻生活在棚戶區和貧民窟，那裡什麼都缺，包括安全的飲水。40%的住處沒有公共衛生設施或排水系統。三分之一的人居住在沒有廢物或垃圾收集服務的地區。
1980年，好幾種傳統的農村寄生蟲病第一次變成了城市流行病。
這一章提醒我們，在我國發展城市化城鎮化的過程之中，如果不重視排水系統，淨化飲水，改進垃圾收集方法，不注重公共衛生體系的建立，就會付出慘重的代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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