俗语言道：“人如其名”，穿过历史流淌的悠悠小河，冠之别号风尚成为名人雅士的心头之好。透过风尚本身，传递出的社会价值取向与历史原因，无疑为明朝“雅”文化的形成构建了合理的生存空间。
一、绵驹善歌，雅俗共赏，雅文化初具规模
有关于“雅文化”的基本鉴定，不太同于阳春白雪式样的曲高和寡，主要还是一种高文化水平的体现，文雅的人即是拥有高审美力的文化人，借着自身水平上的突破，自然对于美好生活的向往达到了一个较为饱和的状态。
我们回头去看明朝时期的社会别号风潮，无论是高官显贵还是皇帝妃嫔，甚至是那些良贱之人，都无一不拥有着独属于自己的别号。士、农、工、商四民团体上的界限也因别号风潮的兴起，而有所消除隔阂。
历史上我们将此种现象称之为是一种“文胜质衰”。
古代时人们由于长期受到传统文化的滋养，有着一套条理清晰的别号指代解读，再加上取名流程规范复杂。在行冠礼前后有乳名、大名和别号等多个称谓。
并且在雅文化的趋势指导下，关于名与号的具体含义提出了更高的文化需求。关于取名，《周礼》给出了这样的介绍，大概在孩子出生三个月之后，由母亲抱到孩子父亲的面前，父亲拉着孩子的右手，然后为孩子取个名，由此名字诞生。
另外古代取名字也是有一定技术含量的，存在着很多的避讳选项，不能在名字中出现太大具象的山河景物。一般父母亲族还会在取名时给予一定的希望寄托，“以名生为信，以德命为义，以类命为象，取于物为假，取于父为类”，总体而言名字的包含意义还是十分重大的。
到了明朝时，称号的情况往往变得更多，相比于字的繁琐而言，号似乎要显得更加的柔和美丽，也就四古人常说的“称美”。自己给自己取是一种自谦的表现，也是对未来的发展的一种寄托。人们可能很难区分好名、字、号之间的细微区别。我们在这里就举出简单的一个例子来说。
儒学集大成者朱熹字元晦，又字仲晦，号晦庵。“熹”作为名所表达的意思较为直接，意为光明磊落的意思，算得上是一种美称，有一种抑制不住的赞美之意在里面。他的号“晦”则是一种比较含糊的自谦说法，并不属于美称的范畴。
孙仁孺曾在《东郭记·绵驹》中提到，“闻得有绵驹善歌，雅俗共赏。”明朝人喜欢通过名号表达自己热爱高雅文化的气节，社会历史符号系统也因此得到提高，名以正体，字以表德成为统一遵循的准则。
正如贾公彦在《周礼正义序》所说的 “少皞以前，天下之号象其德，百官之号象其徵；颛顼以来，天下之号因其地，百官之号因其事。”别号到底都是具有一定的特殊意义，有时候可能在取号时，由于当时风尚的泛滥，会出现一些相撞的地方，但是基本上还有能够区分的。
说到别号发展的历程，我们原先可以在唐朝的名篇诗作中看到一些反映出来的信息，虽然也有直呼其名的现象，但更多都是敬名甚至是讳名。明朝的别号风尚呈现泛滥姿态，已经达到了很普遍的状态。
二、千奇百种，有理有据，别号类型多样化
通过以上的叙述，我们大概可以了解到明朝的别号现象。关于为什么明朝人要取别号的类型还是可以循着根源去追溯的。我们将其概括为四种情况，来进行具体的描述。
1、未来之所，心之指向
明朝从来都不缺文人，文人在内心深处必然藏着一颗渴望安定，又或者是躁动不止的内心，在给自己取号时，必然要融入情感寄托于其中。
就拿康君奭来说，号“草庭”就给人一种极为浓厚的居家气息，对于安稳平静的渴望让他流连于草木之间，并且极力主张“庭前草不除”，内心从容而不受外界事物的影响。
再举出另外一个例子，明朝官员张时彻的别号就是“上农夫”，我们就可以感受到张时彻对于隐居生活的向往，在告老归田致仕后，果真就过起了隐居的生活，也算是完成了自己的愿望。
2、寄情于所，追慕先贤
这一种情况比较常见，以追念祖先先贤为契机，开始了漫漫的怀念之路，带有一定的缅怀含义。
这里我们要提到的例子是，明代知名的学者罗洪先，他的一生都致力于地理方面的研究。他号“念庵”，其实主要是为了追念高祖，高祖字“善庵”，起到一定的缅怀作用，还兼具意趣上的高境界，“念庵”意指可以继承美好德行，做到感超物外，心如止水般洒脱，表明自己的精神境界，扩充文化的内涵。
3、以地为界，号居四方
明朝以地名作为别号的现象也尤为突出，一方面交代出了具体的来处故土，一方面又产生出供别号拥有者安放思乡之情的寄托地。最为大家熟知的例子就是，鬼谷先生就曾在颍川阳城鬼谷生活过，因此就给自己取号“鬼谷先生”。
然后经历过六朝的洗礼之后，前人一改以往的避讳，开始在取号时运用一些景物，用“清溪”之类来表达出一种优雅高洁的品质。再到了明朝时，基本上以地取号的现象就很常见了，生活在昆山之雍里的顾梦圭就给自己取号为
“雍里”。总体来说，以地为界相对以上情况，显得更加清晰，或以地，或以德，或以山水，皆与名与字无涉。
4、德行兼具，禅学德经
以德行意蕴作为取号德重要依据，一般多从一些佛经中节选出合适之语，最重要的标准要求就是，这一类的别号一定要是足够静心的，不可动用太多的浮躁之气，也万万不可轻薄放肆。
说到这，就不得不去提明朝宰相张居正，号“太和居士”，张居正少年时期曾经表现出对于佛经禅学浓厚得兴趣，觉得在佛经中感悟到了人生万物的至上道理，希望自己能够在有一日，可以获得佛经中所提到的大智慧。
关于别号的类型除了以上，还有很多种其他情况，但是我们可以确定的是，号作为一种称号，自然有着它的独特含义。虽然没有明确规定，不能再更换名号了，但是不管哪个名号，其实都是一种无形的文化枷锁，将人划分到一个相对有序的选择空间中，在这个空间中，有着固定的执行行为标准。
三、阶层氛围营造，别号流行泛滥，雅文化盛行
我们在上文中多次提到，明朝别号盛行甚至有些泛滥。不禁感到好奇，究竟是如何庞大的力量，才能将时代缩影下的风气汇聚出如此巨大的力量。
在这里我们必须提到士大夫，明朝士大夫的社会地位还是处于一个相对不错的位置，士大夫群体作为富有生命力的文化队伍，在早前的交往中主要还是用字的时候更多一些。
后来伴随着束发的普及，对于一个合格的士大夫而言，“起他一个号，刻他一部稿，坐他一乘轿，讨他一个小，”已经形成了普遍的认知。士大夫作为社会文化的潮流者，自然很多人争相模仿士大夫的取号行为。当时就发生了十分搞笑的一幕，知县在办案子的时候，抓获了一个盗贼，在进行审问时，盗贼报出的就是自己的号，可见其普及程度的范围之广阔。
另外作为江山一主的皇帝，也紧随潮流，开始了一段取别号的传统。比如说明武宗的别号就是“锦堂老人”，到了明世宗时期，似乎对别号有一种近乎疯狂的执迷，明世宗不仅给自己取号为“天台钓叟”，还经常为身边亲近的人封号。
在社会认可阶层以及皇帝贵族的共同支持孕育下，明朝别号并没有太大的贵贱之分，每个人都将自己对于生活的期许灌溉在别号之上，雅文化因此也逐渐盛行。
四、文化环境供养，社会风尚激励，雅文化确定
明朝时期在文化上的探索主要以宋明理学作为探索源泉，光是明朝的小说创作题材就是多种多样的，类似于《西游记》、《水浒传》这种小说，就大大丰富了市民的文化生活，在这种文化氛围的供养之下，留给民众自由思考的空间往往较大，不会太拘泥于古法，当发现新的流行风尚自然就会想着去体验一番，因此别号也就更加的广泛了。
另外在别号流行之下，我们有幸看到了雅文化的确立，“爱清”、“伪雅”作为士大夫倡导的内涵所在，引出了明朝特殊的时代风貌，暗含着新的思想价值与人生观念。引发出关于历史方面的深思，宽广的文化环境是有助于一种现象的迅速繁殖，带动民众走上一条新的探索道路，雅文化就是在这样的环境中快速生长起来。
参考历史典献：
《永乐大典》
《明律》
《型世言》
《崇祯历书》
《筹海图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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