兩宋時期，中國傳統封建制度進一步完善，社會經濟迅速發展。傳統上，一般的看法是兩宋時期皇帝的專制權力得到了繼續加強。比如，宰相再也不能和皇帝坐著討論事情了。在三省六部之後，又整出個樞密院來負責軍隊指揮，權力格局持續分散。
但是，從實際情況來看，卻並非如此，兩宋時期在事實上形成了皇帝與士大夫共治天下的格局。
深入人心的“公天下”理念。
兩宋時期，政治氛圍寬鬆，士大夫敢於上書言事，也敢於發表限制君權的言論。南宋高宗時期，御史方廷實在和高宗皇帝對話時，明確指出：
天下者，中國之天下，祖宗之天下，群臣、萬姓、三軍之天下，非陛下之天下。
這是直截了當的告訴皇帝，這天下不是一個人的，是我們大家的。
另一名御史劉黻也說：
天下事當與天下共之，非人主所可得私也。
這意思是說天下事要大家一起來商量，皇帝一個人說了算是不行的。
南宋孝宗算是個比較有作為的皇帝。從管理上來講，領導太能幹往往就會束縛屬下的手腳。宋孝宗就是這樣，有段時間什麼事都他一個人說了算，也不和大臣商量。一時間，朝中文武便形成了一種風氣，就是不主動管事了，只等皇帝下令。
這時，就有大臣徐誼站了出來，指出孝宗這種做法只能使屬下變得木訥，真到了那時候，你皇帝和誰去共享富貴呢（陛下誰與共功名乎？）
宋孝宗聽了，也只能撓撓頭皮不說話。
大學問家程頤提出一個理論，就是”天下治亂系宰相“。這意思也很明確，國家治理得怎麼樣要由宰相來負責，把宰相的責任提升到了一個空前的高度。
更有人指出，理想的政治狀態就是“權歸人主，政出中書”。也就說權力皇帝掌握，但交給宰相部門去實施，頗有虛君實相的味道。
所以，兩宋時期，統治階級內部”民主“氛圍已十分濃厚，這天下不是皇帝一個人的，已經基本形成了共識。
約束皇權的立法。
正是有了”公天下“的理論基礎，兩宋皇帝在自我約束上也十分到位，建立了一系列的機制來約束皇權並能做到自覺遵守。
一是立誓約。據宋人葉夢得筆記記載，稱開封太廟裡立有一塊碑，碑上刻著宋太祖趙匡胤的誓約，主要內容是要善待周世宗子孫，不得殺士大夫和上書言事的人。
這是宋代皇帝對皇權的自我約束。
當然，後世也有很多人懷疑誓約真偽，因為趙匡胤並非沒有殺過大臣，而且對周世宗子孫也並不是非常得好。但不管怎樣，殺大臣不是兩宋的主流，相比其他朝代，兩宋已經非常好了。
連蘇軾也說：”自建隆以來，未嘗罪一言者。“建隆是宋朝第一個年號，就是說從宋朝開國以來，沒有以言論將人定過罪。
二是守制度。兩宋皇帝對於定下的制度一般都能夠比較好地遵守。有一次，趙匡胤要做一個熏籠。但是，幾天過去，這熏籠還沒送過來。趙匡胤大為不爽，這熏籠又不是什麼大玩意，他搞不懂為什麼要弄那麼久。
左右告訴他，熏籠雖小，但手續複雜，所以一時半會弄不好。趙匡胤大怒，把宰相趙普叫來一頓臭罵，你定的什麼制度？我沒當皇帝的時候，花幾十錢就可以買個熏籠，現在當了皇帝幾天弄不來。
趙普回答，這個制度是為了預防腐敗設計的，有了這個制度，後世的皇帝如果要搞腐敗就沒那麼方便了。趙匡胤一聽還真是這回事，馬上轉怒為喜，連說這個制度好，熏籠不熏籠的就先放一邊吧。
”政歸中書“的政體。
這是宋朝繼承唐朝的制度。唐宋時期，宰相機構是中書省、門下省和尚書省，並且形成了一套比較規範的制詔制度。一項命令或政策的出臺，首先需要中書省發文，然後交門下省審核，門下省如果覺得有問題，就退回中書省，如果覺得可行，就流轉到尚書省執行。
詔書如果沒有經過中書、門下，直接下到尚書省，那它就是不合法的，尚書省有權不予執行。但是，皇帝終歸是皇帝，總喜歡利用各種方式刷存在感，讓大家明白這天下終究是姓趙的。於是，便有一些皇帝繞過宰相機構下發詔書，以亂封官職為多。
比如宋仁宗，這位廟號為“仁”，如此仁愛的皇帝，也曾三不五時直接下旨任命官員。當時的宰相杜衍不給仁宗一點面子，所有不符合規矩的文書到了他那裡都被扣而不發。待文書積得多了，便打好包當面交給仁宗。
仁宗對此居然毫無辦法，只能尷尬地笑笑，稱杜衍“助我多矣”。
君臣協商的“廷議”。
“廷議”是指對於人事任免等重大決策，必須經皇帝、大臣在朝堂上商議後才能決定。未經廷議的重大事項，即使有皇帝命令，宰相機構也是可以不執行的。許多事即使有皇帝撐腰，但過不了廷議這一關，也是白瞎。
宋孝宗是個圍棋迷，於是就在宮裡專門養了一個叫趙鄂的高手，每天陪著下棋。趙鄂把宋孝宗伺候得十分開心。一來二去，趙鄂膽子也大了起來，開始向宋孝宗要起官來。
按理說，皇帝封一個官還不是一句話的事？但是，宋孝宗居然擔心自己的話不好使，說我下個旨是沒問題，但恐怕外廷不肯放行。這話說出來哪像個皇帝的樣子？
隨後，宋孝宗問趙鄂外廷有沒有比較熟悉的官，意思是這事要裡應外合，外面有人提，我這邊一準，這就成了。趙鄂一拍大腿，有了，當朝的葛中書與自己有舊，可以去試試看。
趙鄂去了葛中書家，請葛中書幫忙。沒料到，葛中書說依照情分，我應該幫你。但是，這樣一來，就壞了規矩。所以，即使有聖旨來了，我也一定扣下。這就是毫不客氣地回絕了趙鄂。
趙鄂心裡委屈，把事情告訴了宋孝宗。結果，宋孝宗也是束手無策，當然更不敢責難葛中書，最後只能安慰趙鄂“秀才難與他說話”。
結語
兩宋雖然軍事不行，但政治氛圍的寬鬆，言論的自由在中國曆代封建皇朝上是少有的。中國的皇權專制，在兩宋時期劃了一條向下的曲線。儒家“虛君實相”的理念，在兩宋得到了部分實踐，在某些地方，一定程度上實現了士大夫與皇帝共治天下的格局，造就了宋代獨特的政治風格。
參考資料：《宋史》、《貴耳集》、《歐陽文忠公集》、《續資治通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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