唯郁
我以为严嵩。
严嵩和魏忠贤都是皇帝的白手套，但不同的是魏忠贤由于阉宦身的先天身份，只能作为皇权附庸，他更多的是在为皇帝做事，严嵩才是真正的祸国殃民。
魏忠贤
魏忠贤是天启皇帝不能行王道霸道前提下以玩弄权术平衡朝堂政治势力的白手套。
需要注意以区别的是在魏忠贤上台之前，明朝中枢就已经开始了激烈的党争，楚党、浙党、齐党、东林以及其它大大小小的势力团体非此即彼残酷激烈非常，直到魏忠贤为首的阉党出现才使朝堂重新得到平衡，可以说是皇帝亲自下场才得来的结果，彼时东林已经让皇帝无可奈何，可以说是无人能制了。
严嵩
同为白手套，严嵩与魏忠贤不同之处在于他是外朝士人。
严嵩有条件有能力做到“权倾朝野”、“祸国殃民”，而事实上他的确也做到了。具体如何祸国殃民就不多补充了，各位可自行通过网络查阅。
某纯洁的阿宅
毫无疑问魏忠贤最可恶。
魏忠贤有个结拜兄弟叫魏朝，魏朝经常在当时大太监王安面前讲魏忠贤的好话，王安这才重视起魏忠贤，可以说魏朝对魏忠贤有知遇之恩，而王安对魏忠贤有提携之恩。
而魏忠贤是怎么做的呢？抢结拜兄弟魏朝的“对食”客氏，陷害魏朝丢了性命。王安也被魏忠贤所杀。这就是魏忠贤的上位史。魏忠贤后来被人称为九千九百岁，甚至在天启死后，想要动皇位继承人崇祯皇帝，崇祯初进宫自己身上带着大饼，不敢吃宫里的食物。明朝虽然有权势的太监虽然多，但是大多数只要皇帝一句话，便只有束手就擒。而像魏忠贤这样能影响皇位甚至想杀皇帝唯此一人。
严嵩和魏忠贤相比，所处的环境就比较尴尬了。严嵩敢称九千岁吗？严嵩能控制皇位吗？严嵩在嘉靖面前只能是诚惶诚恐。没有严嵩还会有李嵩、张嵩他的出现是必然，他只是皇帝的一个挡箭牌。严嵩杀的人，是嘉靖想让他死，严嵩贪的钱，总有一部分是嘉靖的。
除去太祖朱元璋成祖朱棣，这位嘉靖应该是明朝权利最大的皇帝了。要知道，朱元璋、朱棣那可是一刀一刀砍出来的威望啊。嘉靖在位四十五年能臣武将辈出从，哪一个不被他收拾的服服帖帖。他制定了一个游戏规则，所有人只能在他划定的范围中活动。巧妙的把官僚分成两个派系，又拿太监来掣肘官僚，他自己做一个仲裁者。严嵩不过是嘉靖体系里的一个棋子。
享受权利时他是天下的君父，到承担责任时他把失误推给臣子，到臣子惹起众怒时 ，他废掉重新找一个挡箭牌。整个国家不过是满足自己私人欲望的工具。他认为做皇帝就是来享福的，没有义务，只有权利，而为了享受，就必须分裂群臣，让他们斗来斗去，自己的地位才能稳固；为了享受，就必须修道，这样才能活得更长。至于国计民生，他才懒的去去管。
史争朝夕
作为一个明史狂热分子，这种问题少不了我.
严嵩，不怕流氓会打架，就怕流氓有文化.
魏忠贤文盲阉宦，身体高度残疾，仇视社会很正常.
德不配位，能力很高，私德很差.
严嵩比魏忠贤危害大，主要从两方面.
第一是所处时代，嘉靖年是个很有意思的时代，皇帝对权谋之术的理解和政治智慧可与明朝二祖并称。但对国事愈发怠政，满心修道，说白了就是占着茅坑，还不干人事。但这个时代又风起云涌，名人辈出，军事上有戚继光，俞大猷等传世名将，政治上有高拱，张居正这样的名相。其实在嘉靖年是一个非常关键的时代，如果走向好，则大明或可变成东方的大英帝国。而走不好，就是国破家亡的开始。从结果看最后确实是国破家亡的开始，尽管它有戚继光，俞大猷，高拱，张居正。但绝症已发，高拱和张居正不过是在后来强行给大明补了一口金克拉罢了。对于根本的社会矛盾，并没有缓解，反而愈加激烈。
相反魏忠贤所处的时代，就暗淡很多很多，故事更是如小脚妇女的裹脚布一般，多是党派间无聊的权利倾轧，小丑耍猴罢了。大明在这个时代中央政权已经被财阀势力腐蚀的差不多了。
第二个是所处位置：
一个是内官之首，一个是执政首辅。这个政治影响就完全不可同日而语，魏忠贤再狂，对国家大政的影响也有限，说白了魏忠贤最大的罪过就是跟东林党争权。但严嵩不需要别的，只需要泥塑一般，拼命的拖后腿就足以给大明种下绝症之根。
更别说他儿子和干儿子作下的那些坏事，大明不管是要命的漕运工程，还是边防工事，都要雁过拔毛，贪七留三，大明边军糜烂，黄河泛滥，国无余粟始于嘉靖。可以说是已经到了肆无忌惮，丧心病狂了。当然这些不能全怪严嵩，但严嵩是首辅大臣，百官之首，他完全没有起到一个合格首辅应有的作用。 致使国事糜烂如此。难辞其咎。
这一点上魏忠贤远远不如。魏忠贤用今天的话说最多就是在内官的权利框架内构造了一个影子内阁。利用皇帝怠政的机会，权利膨胀，但说真的，阉党虽然没节操。但实事也是办过一些的。不然大明按照史书上对魏忠贤的描写，不早就黄摊了，怎么可能还拖到崇祯年。君不见毫无根基的崇祯刚登基，一道诏书，魏忠贤一党就烟消云散了。
或者换个角度讲，阉党干过哪件的腌臜事，又是自喻正义的东林党没干过的呢？至少大明最后日落西山的时候阉党的马士英还能壮烈殉国，而东林党魁钱谦益却水太凉，头太痒
看我的帽子漂亮吗
这两个人谁可恶没有办法比，因为两人所处环境不一样。如果让魏忠贤遇上嘉靖帝，根本就没有魏忠贤的市场，他就是一个比较出名的宦官，能保住自身平安就不错了，那里能在朝廷掀起滔天巨浪？而严嵩如果遇到了天启帝，要么做阉党，要么被打击，根本不会做宰辅在朝堂里翻手云雨。严嵩和魏忠贤都是在有权的情况下，才能发挥可恶的作用，手里既然握不到权柄，何谈可恶。
所以，如果要谈严嵩和魏忠贤的可恶，应先把他们放成平民，然后谈谁可恶。魏忠贤是一贯可恶，从小就是个混混，打仗斗殴，败多胜少，思量无有出路，侥幸自宫成功，身入皇宫。而严嵩学生出身，睡三更，起五更，九载熬油，十年寒窗，进士及弟，得官又丢官，反复总结社会经验，才浑得个宰辅。比较一下，严嵩起码靠自己努力，做了些事。而魏忠贤基本上是一无是处，应是更可恶。
说至此，又突生想法，是否可以比较一下，嘉靖帝和天启帝，谁对明朝的危害更大？为什么？欢迎讨论。
二曲人
我个人的观点,魏忠贤是最可恶的,在哪个阶级层次,只能用残暴来形容!
以下是我个人的观点(其实是无聊时候写的一些废话,有兴趣的就往下看看吧▼▼▼▼▼)
魏忠贤最大的恶，没有通过白面手段合法敛财，所谓的残暴只是对某一个阶级来说的。
同样是敛财，东林党人通过盐铁等正规商业手段，百姓的钱虽然一样是被敛走了，但百姓不会记恨。魏呢，只能通过加重赋税徭役这种，直白，直接从百姓嘴里扣饭，那就被人恨死了。但是本质上来说二者没有区别。
然后为政方面，有人虽然是贪官权臣，但确实在其位谋其职，做多大的官干多大的事，本质上是自己想当皇帝，当权之后还是心系家国的，还是好好干活干事的，毕竟算是自己的国家了。虽然有些人因为水平问题把国家陷入巨大的危机，但是出发点是没错的。这是第一种。另一种就是东林党这种，东林党最大的诟病，就是东林党本质上先是商人，后是官员。如果说第一种官，是把国家当做自己的产业，产业的资源分配由自己分配（贪的本质是把国家的资源分配给自己），东林党这种，就是把国家当做给自己赚钱的工具，工具的状况如何，与自己没有任何关系，工具主人是谁（关键工具还不是他们自己的）也与他们没有任何关系，全力为自己敛财，积累资本。这一点和美国现在的情况十分类似，政府由商人控制，通过政府政策最大化自己的利益。所以说，魏忠贤最大的善就是能维持证券稳定，绝大部分的老百姓虽然恨，但都还吃的上饭，将就过。东林党最大的恶就是绝大多数的老百姓虽然感觉相公们一个个伟光正（也可能并无想法），但没饭吃了，等死，死国可乎了。最可恶的是带着财产投敌，被主子一杀，大明百姓血汗都归了清廷了.
父母年代记忆
严嵩是明朝第一奸臣，魏忠贤是明朝第一奸宦，要说他们谁的势力大，魏忠贤绝对的是老大。如果细细分析，其实他们虽然都很“奸”，能力却非常的强大。
要把一个嘉靖年间的内阁首辅与明朝末年天启朝的第一宦官来比较，难度很大，他们一个属于外朝首辅，一个是内廷老大，几乎都保持当时的朝政，如果非要把他们分个高低出来，我们要从几个方面来看。
内阁首辅严嵩把持朝政长达20年，典型的权臣，在明朝权臣很多，有忠有奸，忠的有于谦、杨廷和，奸的有严嵩，温体仁，周延儒等。
宦官干政明朝一直都存在，当然太监也有忠有奸，忠的有郑和、汪直等人，奸的就多了，从王振开始，几乎隔两个朝代都有，刘瑾、魏忠贤是佼佼者。
无论是朝中的首辅，还是内廷的奸宦，他们的权力都来源于皇权。严嵩有明朝第一智商皇帝嘉靖的支持，魏忠贤有明朝第一木匠皇帝天启帝支持。
严嵩和魏忠贤的权力既然都来源于皇帝，那么他们的势力大小多多少少与皇帝有直接的关系，从他们两人的顶头上司来看，嘉靖皇帝绝对不好忽悠，他掌控朝臣的手段绝对在明朝数一数二，严嵩在他手下不说如履薄冰，但绝对是战战兢兢。
嘉靖一朝的能臣太多的，都是人精，徐阶、高拱、张居正都不是省油的灯，皇帝又精明得像猴儿一样，严嵩的势力大不了哪里去。严嵩的势力史称“严党”，势力延伸最多是各个部、司的侍郎，各地的州府首脑。
魏忠贤把持朝政的时候，是天启帝，虽然不是个弱智皇帝，但他对魏忠贤的信任是绝对的，远远高于嘉靖皇帝对严嵩的信任。魏忠贤的势力史称“阉党”，他没有什么底线，只要是肥缺，只要是官职，他几乎都要插手，甚至连皇帝独有的特务机构锦衣卫都被魏忠贤把持，更别说监督锦衣卫的西厂、东厂了，在朝廷上换个尚书，侍郎对魏忠贤来说那是小儿科。
从这一点来看，魏忠贤的势力远远大于严嵩，而且魏忠贤和严嵩又有一个非常重要的区别：严嵩做一切事务，几乎都要得到嘉靖的默许;而魏忠贤完全可以假传圣旨。
这就要命了，从某种角度来说，魏忠贤几乎是把持了皇权，而严嵩却在皇权下面战战兢兢。
严嵩和魏忠贤虽然都是明朝著名的“奸臣”、“奸宦”，他们的能力却非常的出众，从政务能力来看，魏忠贤比不了严嵩，毕竟人家严嵩可是一路科举上来的，在官场摸爬滚打几十年，官场那点门道对他来说就是小菜一碟。
严嵩的能力主要用在取悦嘉靖皇帝上，无论是替皇帝找钱，还是修宫殿，打压群臣等等，严嵩都能做得符合皇帝的心意，当然，严嵩对朝政的管理也并不是没有成绩，历史上的严嵩还是为嘉靖朝办了很多好事的。
魏忠贤就不一样了，别说科举了，能认识几个字就不错了，他不走寻常路，“自宫”进了紫禁城当了太监，一路爬到太监的顶峰，他虽然对朝政没有多少建树，但是对皇帝的忠诚却不能让怀疑。
魏忠贤最大的成就应该是打压朝中的东林党和文官集团，天启朝的文官集团算是彻底的腐化，是明朝最大的毒瘤，魏忠贤虽然很奸，什么坏事都干，但在对国家的大是大非问题上还是很讲原则的，比如辽东问题，魏忠贤把持朝政的时候，对辽东战事非常支持。
国库没有钱，魏忠贤不是掠财于民，而是掠财于商，把江南大户大出血，甚至对于明朝200多年的顽疾宗亲奉养上，魏忠贤也是力排众议，与天启帝商议进行“奉养包干制”，针对流民四起的问题，魏忠贤的解决办法很直接——杀地主，分田地。
综上来看，如果一定要比较严嵩和魏忠贤的势力谁大，肯定是魏忠贤;如果谁更难对付，那一定是严嵩，毕竟严阁老智商比魏忠贤要高几个段位。
贾大智
个人觉得严嵩最可恶。因为那时候夏言反对世宗沉迷道教。所以渐不为明世宗所喜。一日世宗将沉香水叶冠赐予夏言、严嵩等大臣，夏言并不戴上；但严嵩每次出朝都会戴此冠，还特地用轻纱笼住以示郑重。世宗见状，越喜严嵩而嫌夏言。
严嵩晋升为太子太傅，羽翼已丰，开始攻击夏言，严嵩又怂恿世宗罢黜夏言。夏言被罢后，严嵩为所欲为，嘉靖二十二年（1543年），吏部尚书许赞、礼部尚书张璧与严嵩一同参与机务，但世宗遇事只召严嵩。后来，严嵩抓住鞑靼入侵中原的机会，迫害夏言。
嘉靖二十三年（1544年），鞑靼入侵河套（今宁夏和内蒙古境内贺兰山以东，狼山和大青山以南），陕西总督曾铣发兵夺回河套，并上呈奏疏，建议从府谷黄甫到定边修筑一段边墙，再水陆并进，逼鞑靼退兵，此举得到夏言的支持。夏言向朝廷举荐曾铣，并与之商讨计划。明世宗决心夺回河套，并褒扬曾铣。此时严嵩买通皇帝近待，称其“轻启边衅”，并指使边将仇鸾诬称曾铣掩败不报，克扣军饷，贿赂首辅夏言。严嵩更在世宗面前说两人夺回河套别有用意，世宗果然相信。
嘉靖二十四年（1545年）十二月，许赞以老病去职，张璧去世，世宗再度起用夏言。这时夏言知道严嵩的为人，处处小心防范。严嵩表面上对夏言谦恭，但怀恨在心。日后严嵩再凭借青词夺回世宗的信任。
嘉靖二十七年（1548年）三月，曾铣被杀，妻子流放两千里，夏言下狱，后来严嵩利用传言，使世宗“得知”夏言毁谤自己，同年十月，夏言被斩首，夏言的亲信或贬或罚。严嵩重新出任内阁首辅，从此擅专朝政。
而魏忠贤虽然可恶，但是他维护了东林党和其他各党派，还有太监的平衡，所以明朝没有亡在天启帝手里。
承欢相见
大家好!我是九井塘人,我来回答这个问题:绝对是严嵩。我认为严嵩要之所以要比魏忠贤危害更大主要是因为：
严嵩身居内阁首辅的要职对国家的影响力很大，政治影响就完全不可同日而语，对国家大政的影响和造成的损失也要比魏忠贤这样的宦官之首造成的损失严重的多。严嵩是嘉靖朝的内阁首辅，嘉靖皇帝热衷于权谋之术，其狡诈可与明朝开国皇帝朱元璋相比。嘉靖皇帝满心修道，国事愈发怠政。但嘉靖朝这个时代又风起云涌，名人辈出，军事上有戚继光，俞大猷等传世名将，政治上有高拱，张居正这样的名相。外有倭寇之乱，内有党争之祸害。尽管戚继光，俞大猷，高拱，张居正在呕心沥血匡扶社稷。但大明的社会矛盾，并没有缓解，反而愈加激烈。大明重要民生事务如运河漕运，长城边防，黄河水利都被大明的贪官们贪七留三，导致国无余粟，严嵩及其党羽们肆无忌惮的贪污腐败， 致使大明国事糜烂，严嵩身为嘉靖朝的内阁首辅难辞其咎。相反魏忠贤所处明熹宗时代，虽然边患不断，当时一个阉党还是无法左右大明的政治军事格局的，阉党和东林党们多是党派间无聊的权利倾轧。魏忠贤最大的罪过就是跟东林党争权。魏忠贤在皇权的框架内构造了一个影子内阁。利用皇帝怠政的机会，收受一些上供，但阉党虽然贪婪无度。但自己不懂的政务民生也不敢过分懈怠，也是办过一些的，不然大明也撑不到崇祯帝时期。他的权利来自皇权只要皇帝要办他立马就能要他的脑袋，所以崇祯帝上台立马就办了他。所以严嵩要比魏忠贤危害更大，对大明造成的损失也更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