林樑任（1865-1936），常用名林仔肩，字春恨，原澄海縣南砂林氏魁南房人，生於同治5年(186年)，11歲入村塾，24歲時考入潮州金山書院，為高材生。昆仲五人，他排行三，鄉民稱為三爺，是南砂林氏和易祖第17代“誕”字輩，命名誕彰，民國25年(1936年)病逝，終年71歲。其活在混亂、汙濁社會環境中，光緒年間值國家多故，他憂國憂民，堅強不屈，好結交豪士，光明磊落，成為潮汕中君子狂生式的傳奇人物。
澄海林君樑任致本館書
六君子為我四萬萬人而死，我皇上為我四萬萬人而囚。乃閱今一歲，內外臣工，僅有劉制軍一電阻止，一摺請安，餘皆反舌無聲，自保祿位。由是以觀，中國僅有四萬萬死人之腐臭氣，足以薰蒸四洲人之鼻而已，亦何怪四洲人之入我國，埋我人，而收我之土地利權也。夫時勢之危，等於累卵；瓜分之禍，五尺皆知。乃朝大夫，尚欲脫維新之名，以時勢為面目。而野之儒土，尚恐興維新之政，絕帖括之生涯。以歌以舞、以安以樂，熱力不摩，團氣不結，蹈當襲舊，逐利爭權，真所謂廚人持刀而立，豕尚爭糠：漁父挈綱而拋，魚尚作戲。鳴呼！豕與魚物之至蠢者也。其然何怪，不意我國人矢口而稱堂堂中國衣冠文物之邦，其識見竟與之等也，此我所以謂現年五六月間之遭瘟疫而死者，為幾生修到之人，故目免睹妻女被淫之辱，身得免奴僕縛稅之苦也。悲憤之極，積為憂思：憂思之極，發為議論，乃聽者不以為迂，則以為狂，即有二三同志，對坐新亭，時有神州陸沉之感。然手無斧柯，倡而不和，惟有欷歔流涕而已。然任終不信以二萬萬裡之版圖，四萬萬人之戶口，五千餘年神明之胄裔，帝王賢聖孔孟程朱之教澤，竟因此而芟彝汨沒於非類也。強者弱之始，弱者強之基。撫一旅即可興，得一士而可王。菁華之氣，不絕兩間；治平之修，匹夫可勉。苟息之尚存，終悲鳴其不已。不揣固陋，自作蟬聲。敢祈貴館將鄙人此書，並祭六君子之交，列於報章，以徵公道。明知班門弄斧，貽笑難辭。然勺之術，一卷之石，亦泰山河海所不棄也。至友人有勸任刪其姓名以避罪戾者，任曰：廣州灣、九龍、旅順、臺灣之人，吾己見矣聞矣。流連顛沛，死亡枕籍，蒿目時艱，傷心酸鼻，新政不行，要挾不息。廣州灣、九龍之災，行將及我。我將裂於洋人之槍，斃於洋人之稅，亡於洋人之奴僕，其死較慘，其辱較甚。如當道諸公，憤予心之不死，恨公道之猶存。位卑言高，逞壓力以相殺，使任得附六君子之末光，免洋人之兇焰，他日或有談國家遺事，謂某年某因作文祭六君子，措詞太實，不解趨避，卒戮於某某之手，則我願已足，殺我者乃我之恩公也。但任福薄，積累全無，斷不能邀此盛遇，六君子亦必我遐棄，吾友不必過慮也。友笑而退，今述其事以相質，未知貴館憫時諸君，以為然否，嗟呼！日月如梭，時事孔殆。國家柱石，未得其人。努力自愛，諸君勉旃，林樑任頓首。
祭六君子文 澄海林樑任仔肩稿
(載光緒二十六年七月初一日《知新報》
世人不可無此人；世人也不可多此人
光緒14年(188年)，慈禧挪用海軍軍費，修復面積294公頃的圓明園，改為頤和園，以供享樂是一個兼具“宮”、“苑”雙重功能的大型王家園林；慈禧63歲壽辰單建樂壽堂作寢殿就耗資160兩銀子，他認為是禍國殃民之舉，上書慈禧斥責力阻，該上書全文刊登於《汕頭圖書報》，書中有生雖賤而知禮，婦雖貴而常淫......；清廷震怒，下令通緝，但他能設法對付，遂避難於香港半年甲午戰爭年，清廷腐敗無能，對外妥協投降，國勢日袞，康、梁變法維新，他大力贊成，積極擁護，並與之往來，互相應和，並在其手杖刻上“康門走狗”，在潮汕各地奔走宣揚。戊戌變法(189年)時，六君子(譚嗣同、林旭、楊銳、劉光笫、楊深秀、康廣仁)遭難，他寫文章祭唁淚，肝膽相照，義無反顧，文章在社會廣為傳播，世人也稱讚他為第七君子，清廷聞知，再度通緝。
民國18年，江淅人黃介克在報上發表《責蔣介石書》一文，名為揭發蔣氏十大罪狀，他閱後則大為嘉獎，約他來汕會晤，出資為他印書，並代題書名，還題上一對對子“中正不正，美齡不美......”惹得蔣下令通緝。
為保護族人、爰國人士林君安全，澄海鴻溝鄉大族林姓(今約2萬多人)長房巖穩祖族人出面把林君帶來祖祠避難，夜間安宿於金蘭書屋，後再岀資轉往香港避難。近筆者發現鹽灶鄉腖傑子家中珍藏有一批先祖手稿文獻，內有其祖父陳淡如在鴻溝鄉巖穩祖祠震華學校任教時，1936年林仔肩族世，陳淡如代鴻溝鄉林族撰寫挽林君聯：堅強為遐邇同欽懿行洵堪流芳千古，才德有子孫克紹先生可含笑九泉。
輓聯反映君之壯志、高風、堅強不屈，好結交豪士之氣概，啟迪後人推崇。林君逝世時香港《大公報》曾發表專文，其中有“…世人不可無此人；世人也不可多此人......”
可謂妙語如珠、玲瓏璀璨。今天重見這輓聯草稿，回想中國這段歷史，怎能不懷念這位愛國人士的高風！
林仔肩創辦汕頭嶺東同文學堂
甲午中日戰爭中國戰敗，清廷割讓臺灣給日本，祖籍廣東鎮平的臺灣進士丘逢甲領導義軍抗日保臺，失敗後內渡，清廷安排他在海陽（潮州潮安）入籍。作為抗日英雄、著名詩人，丘逢甲為文學史學者所追捧，對丘逢甲的研究也產生了不少成果，但所謂“丘逢甲創辦汕頭嶺東同文學堂”這個結論則是錯誤的。錯誤的形成，跟丘逢甲的“自我封聖”有關。他離開汕頭同文學堂是與林仔肩衝突所導致的，在後來的文字裡面絕口不提林仔肩的首創之功，有意地把自己放在創始人位置上。21世紀以來，學者夏曉虹、陳荊淮、鍾佳華等學者已作出有力考證，否定了丘逢甲創辦汕頭同文學堂的說法，然而言者諄諄，聽者藐藐，錯誤仍在繼續流傳。
1899年底楊魯、丘逢甲等創辦潮州嶺東同文學堂，不久停辦；幾乎同時，林仔肩創辦汕頭同文學堂，1901年5月邀請丘逢甲出任監督（校長），學堂在他主持之下大有起色，1902年改稱“汕頭嶺東同文學堂”。1899年底潮州、汕頭同時存在著兩家“同文學堂”，丘逢甲是在兩年後才加盟汕頭學堂的。
楊魯（1875-1936），字守愚，廣東澄海縣冠山鄉人，監生，受東亞同文會廣東分會會長高橋謙的推動，1899年底聯合丘逢甲、何壽朋等在潮州府城創辦嶺東同文學堂，因招生情況不理想而迅速停辦。與此同時，另一個同文會會員林仔肩創辦汕頭同文學堂。潮州學堂停辦後，楊魯也轉戰汕頭學堂。1904年春，楊魯因考中舉人而離開，進入官場，清末曾署黑龍江省巴彥州知州，入民國後任廣西省政府秘書長。
1899年冬，丘逢甲在給惠潮嘉道沈守廉的信中說：“汕埠聞亦設東文學堂，與郡城乃一時並舉，此亦風氣漸開之兆也。”（《丘逢甲集》第810頁）。這是丘逢甲沒有參與創辦汕頭同文學堂的最有力證據。如果是他實際領導創辦，怎麼也不會用一個“聞”字。
潮州、汕頭兩家同文學堂之創生，都受到日本東亞同文會的推動。“同文學堂”這個校名並非平地起驚雷，不過模仿“同文會”在廣州創辦的“同文書院”，“同文書院”也是從所謂中日“同文同種”的套話脫胎而來。“同文學堂”當時也寫成“東文學堂”，所謂“東文”，指的是日文。汕頭同文學堂先後兩個日文教習山下稻三郎、熊澤純之助，都是同文會會員。（桑兵：《日本東亞同文會廣東支部》）
2001年，北京大學夏曉虹教授廣泛徵引日本東亞同文會文獻，作了如下準確表述：
久遊中國的日本東亞同文會廣東分會會長高橋謙……先於省城廣州設立廣東東亞同文書院,自任院長……又遣楊守愚往潮州,商議潮汕辦學事。雖因東文學堂最終定於潮州開辦，而加入東亞同文會的澄海人林梁任等，仍繼續推動在汕頭興學的原議。這就是丘逢甲與人書中所說：“汕埠聞亦創設東文學堂，與郡城乃一時並舉，此亦風氣漸開之兆也。”東亞同文會的機關刊物《東亞同文會報告》,也因此刊出《汕頭同文學堂、廣東同文書院及潮州東文書院（學堂）》三校並列的報道。……潮州東文學堂雖中途天折,廣東同文書院也因高橋謙1900年的回國與東亞同文會廣東分會的撤消而解體,幸有汕頭同文學堂仍在艱苦維持,一枝獨秀……東亞同文會得自會員的報告也稱：“該學堂首倡者為林梁任、丘逢甲、李毓藩等。”初辦時,學生總數有35名。不過，因1900年8月唐才常等策劃的自立軍勤王事被清廷偵破，實際主持學堂事務的林梁任……遭告發，有流亡之意。牽連到學堂，學生不能安心受業，在學人數也驟減到四五名。(夏曉虹：《心關國粹某興學》，《潮學研究》第8輯，第55-57頁)
1895年，汕頭髮生鼠疫，林仔肩與吳創志等重振同濟善堂，發起募捐施藥，聲名大著。康梁鼓吹維新變法，林仔肩深受影響，傾向新學。林仔肩擔任同濟善堂司理，故能利用外馬路129號善堂前座東西齋創辦汕頭同文學堂。丘逢甲“掛名董事，但沒有參與學校的管理和教學”，“借用同濟善堂無疑即林仔肩之力”（陳荊淮：《文獻資料所見之嶺東同文學堂創辦前期史實》）。同文會會員報告雖列出三個首倡者，但還是把林仔肩擺在第一位。
1901年春，丘逢甲屈就潮陽東山書院，正在謀求更好位置，曾有意去廣州時敏學堂，但“探悉時敏局面不如汕學，又中間消息參差，故辭彼就此，亦以就遠不如就近，就生不如就熟也”（溫仲和：《求在我齋集》卷五，葉二十四）。他接受同文學堂聘請，放棄去時敏學堂的機會，主要是跟楊魯本來很熟，與林仔肩也有交往。
林仔肩與丘逢甲一樣，屬於康、梁維新陣營，而論思想之激進、言論之大膽，林仔肩則遠在丘逢甲之上。1899-1900年，林仔肩發表致知新報館書、《祭六君子文》、《上十八省總督書》，公開祭奠為戊戌變法而死的六君子，譴責慈禧囚禁光緒帝，號召各省總督團結起來廢黜慈禧、恢復光緒帝權力，與康有為、唐才常發動的自立軍起義相呼應。把林仔肩貼上“守舊勢力”標籤，是一些丘氏擁躉有意抹黑。
主持學堂事務的林仔肩因被人告發，學堂原有教員各自回鄉，只剩林仔肩一人在苦苦撐持。或許是當時的地方官網開一面，林仔肩有驚無險，繼續維持學堂。1900年初，丘逢甲曾代表林仔肩等人寫過一份稟帖給道臺，申請給學堂立案，接著受命到南洋宣慰華僑，回國後遭喪子之痛回鎮平老家閒居，次年初到潮陽東山書任教。1901年5月13日，山下稻三郎回到汕頭學堂，向林仔肩建議請丘逢甲出山，重振學堂。5月19日，林仔肩前往潮陽，說動丘逢甲加盟，學堂很快恢復了元氣。8月29日，朝廷宣佈科舉考試廢除八股文，“汕頭同文學堂因廢八股後，來報名者甚眾”（溫仲和：《求在我齋集》卷五，葉二十三），形勢對新式學堂十分有利，因之英才聚於一堂，學生達到100名之多。為滿足教學需要，這一年冬天同濟善堂遷往新馬路，將全座建築讓給同文學堂。（楊勉：《汕頭同文學堂始末》）
丘逢甲、林仔肩與同文學堂族群衝突
1903-04年，學堂總理丘逢甲、值理林仔肩發生激烈衝突。事件的觸發點，是聘請下一年度分教習上的分歧。當時的同文學堂組織上有三個層次：董事會由地方紳商組成，大都是六邑會館與同濟善堂紳董，平時主要負責籌款；總理、值理組成的團隊負責庶務、稽查；監督、總教習等組成教務團隊。除日本教習、外省教習、蒙學教習不計外，原有本省教習8人，楊魯（澄海）、姚梓芳（揭陽）、朱乃霖（澄海）3人為潮籍；監督兼總理丘逢甲（鎮平）、總教習何壽朋（大埔），教習劉家駒（大埔）、羅仙儔（大埔）、溫丹銘（大埔），皆為客籍，客籍、潮籍比例為5：3，其中掌握實權的監督、總教習皆屬客籍。
分教習楊魯，因本年考中舉人，確定次年春進京參加會試，已經辭任；同時，出於不明原因，另一教習姚梓芳亦提出辭職，董事蔡古愚、陳步鑾（即陳慈黌）希望丘逢甲加以挽留，而丘逢甲沒有答應。如此一來，同文學堂教習中只剩下1個潮籍人士。火上加油的是，丘逢甲又已決定增聘大埔楊姓出任英文教習，再加上擬議中的王姓學人（疑為丘氏好友王恩翔，梅縣人），那麼，客籍、潮籍比例將達到7：1。
陳步鑾（即陳慈黌）
1903-04年潮客衝突的背景，即在如此背景下展開：林仔肩、同濟善堂紳董認為學堂是他們創辦，使用同濟善堂建築作課室校舍，單建築費已達1萬元，另外潮商捐款近2000元；1901年夏天起丘逢甲擔任監督，前後從客籍商人中籌募到5000多元捐款注入學堂，認為客籍人士貢獻為多，在聘請教習上偏向客籍人士；學堂招生也偏向客籍，佔80%。（1904年4月21日《嶺東日報》。）
汕頭一直屬於潮州府澄海縣管轄，直到1921年成立市政廳才與澄海分治。同文學堂使用的是潮商建設的同濟善堂建築，善堂又歸屬六邑會館管理。所謂“六邑”，指海陽（潮安）、澄海、饒平、潮陽、揭陽、普寧6縣。在以潮籍人為主體的汕頭地面，丘逢甲對客籍師生過度傾斜，引起創始人林仔肩不滿。
1903年12月29日，《嶺東日報》突然刊登丘逢甲《答林梓堅書》，指“學堂衝突，足下實陰為主動，……若必助外人以抗總理之聘教習，反起內訌，則僕誠不知命意之為何矣。……足下之始事共勞，僕何嘗不念之？……試問延聘教習，非總理之權乎？且足下負學堂司事之名，一年來所負之義務安在？不過借創辦學堂為包攬詞訟、嚇詐鄉里之舉。……汕中紳商豈盡受足下之愚耶？”
丘逢甲自己承認，學堂為林仔肩所創辦，學堂衝突起因於增聘教習的不同意見。林仔肩考慮到潮客比例不平衡，向丘逢甲建議聘請普寧人鄭國藩，遭丘逢甲反對，丘氏並提議增聘梅縣人王恩翔。鄭國藩、王恩翔都是拔貢出身，均屬於選入北京國子監的優等生。作為學堂總理兼監督，丘逢甲有聘請教習的決定之權，但為學校長期發展起見，必須考慮平衡問題。丘氏慮不及此，而僅僅考慮引用意氣相投之人，有其處理不當之處。丘逢甲走後，溫仲和繼任監督，聘請鄭國藩當教習，事實證明他是十分優秀的教員，後擔任潮州金山中學教席30年，聲譽卓著。
雙方衝突不斷髮酵，鬧到惠潮嘉道都無法處理的地步，不得不提請兩廣總督派員查辦。總督派出兩廣學務處學務委員陳開熾、劉士驥到汕頭，很快勒令林仔肩退出學堂聽候查辦。他們在向潮籍學生進行調查時，突發奇想當場出題考試，認為成績不理想，把考試結果公開張貼於學堂。
丘逢甲自信滿滿，以為“汕中紳商豈盡受足下之愚耶”，不料事情的發展卻不幸而言中。1904年4月21日，六邑會館、同濟善堂、保商局、32名士紳及46行商人，幾乎囊括了潮籍精英名流，向兩廣總督發出《潮人三不平》電報，抗議學務處兩個委員處置不公。
電報指出：查辦事件的兩位委員，不是向潮籍學生了解情況，而是突然出題考問，學生匆促之間回答自然不理想，委員認為學生程度不足，張貼考試結果“訕辱”學生；學堂宿舍僅容80人，客籍學生已佔去八成，很多潮籍學生因之不能入讀；林、丘交鬨，委員已下令查辦林仔肩，那麼對丘逢甲則“不能概予免議”。潮籍紳商集體在電稟中提出“強合難免後患，不如分辦已定人心”，表示希望學堂拆夥。
《潮人三不平》電報
最終，學務處委員、澄海知縣考慮到辦學不易，決定維持學堂，採取各打五十大板的辦法，讓丘逢甲自己辭職，對林仔肩繼續“查辦”，把造成衝突的兩個主角調離，任命溫仲和為新的學堂監督。溫仲和雖也屬客籍人，因長期執掌潮州金山書院，資望足以服眾。溫仲和上任後，立刻調整政策，在教師聘用、招生兩方面注意潮、客平衡。汕頭同文學堂終於逃脫拆夥的命運。
1904年7月5日，丘逢甲所委任的同文學堂賬房陳伯澄在各方壓力下自殺（7月7日《嶺東日報》），為這一衝突畫上一個悲劇性的句號。據《嶺東日報》披露的零星資料，林仔肩曾攻訐丘逢甲賬目不清，丘逢甲勒令陳伯澄迅速將進支數目、賬簿呈繳，陳則似有難言之隱，接著發生丘逢甲命人毆打陳伯澄之事，並將他扭送到澄海縣巡捕廳關押。陳伯澄自殺直接原因雖未能查清，但相信與丘逢甲有一定關係。
同文學堂事件是一次族群衝突。在此之前，潮客之間因爭奪資源而發生的衝突多在鄉間，能量有限。同文學堂潮客衝突則具有更多新時代的特徵：雙方雜居於同一城市，難以作空間上的區隔；雙方都利用報紙、電報等新的信息傳播手段表達訴求；動員的規模屬於空前，客家陣營利用報紙製造輿論，潮方則更多利用會館、善堂這些本地網絡，形成全城總動員，並以電報形式直接向總督表達訴求。
汕頭潮人精英全體出動，直接向兩廣總督提出抗議，也與汕頭的商人自治傳統密切相關。汕頭開埠至此40多年，只有一個鮀浦巡檢負責治安，沒有正式的地方官在市內直接管治，澄海知縣、潮州知府、惠潮嘉道、潮州總兵各有權限，多頭管理，六邑會館商人利用這些官員之間的矛盾，爭取到一定的自治權。
同文學堂衝突事件發生時，正好碰上兩廣總督岑春煊勒令汕頭商人“報效”。報效本應自願，非自願的“報效”實際就是勒索。商人團體利用同文學堂事件發聲，向總督顯示潮商集體力量，力爭減免“報效”。丘逢甲被迫出走，與潮商集體抗爭的背景分不開。（鍾佳華：《黨怵眾咋的日子》，《客家研究輯刊》2002年第2期）
族群衝突大多基於利益衝突，對族群衝突的研究應避免過多道德評價。改革開放前期，對丘逢甲的研究呈現一邊倒唱讚歌的狀況，為塑造其完美形象，直接把林仔肩貼上“守舊勢力”標籤，掩蓋了同文學堂事件的族群衝突實質。衝突事件中，雙方所用手段在如今看來都不太體面。應該看到，林仔肩、丘逢甲在辦理汕頭同文學堂過程中都有貢獻，也有過失。白璧無瑕的歷史人物是不存在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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